“法律信仰”之再审视
摘要：探讨“法律信仰”的真正内涵，有必要结合中国现实语境予以具体分析和理解，从而规避西方“整体性危机”的不实言论。本文主要通过信仰发展的分期及相关概念的比较分析对“法律信仰”予以重新审视，强调“法律信仰”的对象应是良法之精神，并且应突显其中人的主体性地位，从而达至一种“真的法律信仰”状态。
关键词：法律信仰；意识；法的精神；理性自主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3-0105-04
自梁治平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译进伯尔曼教授《法律与宗教》一书以来，“法律信仰”的激烈讨论，延至本世纪初，已逾25年之久。支持论者与反对论者各据其理辩驳不休。“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7这一命题，如箴言、如救命稻草一般让人寄予甚多的希望，而事实或许不尽其然。本文拟就相关问题再作探讨。
一、文本与语境：“法律信仰”一词的前提审视
一个词语总是要表达一定意思的，而这个意思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获得真实而确切的意义（或含义），这便是文本与语境效应。因而我们也就有理由且有必要对《法律与宗教》一书进行重新审视，以探寻该词（法律信仰）或该命题（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与中国当代语境契合与否这一前提性问题。
伯尔曼认为，西方人正经历着一场整体性危机（integrity crisis）， 而这种整体性危机已经出现了一些主要的征兆， 比如对法律的不信任， 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广大的民众之中， 也存在于立法者和司法者中。[2]他对此的回应便是“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不仅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信仰之维的重新认识，而且还将法律重新置于与宗教信仰指向之物等同的神圣高度。①且先不论“法律信仰”一词本身是否合乎理性，单就作者所言的“整体性危机”就值得商榷。这一危机在有几百年法治传统的西方或许存在，在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才短短几十年的中国谈论“整体性危机”不免对自身的发展程度显得过于自信了。如张永和教授所言：中国并不存在西方社会所谓的“整体性危机”，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实际上是任一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必须面对的。[2]我们的问题在于法律如何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生活，迎合人们对于稳定生活的期待继而构建起对人们生活有保障的外部秩序，从而有力地解决有法不依的现象。自始至终，它就没有、而且也不应该被赋予西式语境下解决“整体性危机”这一使命。
除此现实语境之外，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法律信仰的“精神基础”。在中国如此谈论法律也只是近几十上百年的事情。在中国近两千年封建社会占据正统地位的儒学那里，法律（或者说刑律）所要追求的是一种和谐的大同社会，表现在法律方面便是“无讼”，因此法律上千年来始终未能发达起来而处于略显尴尬的境地。号召人们“为权利而斗争”的景象在中国古代简直就是伤风败俗。西方则不同，它一直秉承着“上帝之物归上帝，凯撒之物归凯撒”的二分哲学理念，但这二者之间又是彼此相关的两个不同方面。如伯尔曼所言“没有宗教信仰的法律，会退化成为机械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1]5这种理念，使现实的法律获得了某种超验的性质，即获得了被信仰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宗教所昭示的美好理念——如正义、平等、幸福、善等——得以在法律中给予实在的表达。不仅使法律得以真正的遵守、执行和维护，而且也为法律信仰留下了应有的地盘。相较于西方的二元论，一元论算作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哲学基础。中国法律不仅被打上了伦理、刑罚的烙印，更刻上了公法之学、义务之学的深深印记。重义务而轻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要人们“寓以义而不是寓以利”。现实表明，不附带利益的信仰对于人们来说是束之高阁的说教，庙堂之外的人甚是厌倦。因此，西式法律性的宗教和宗教性的法律来到中国，不免水土不服。
显而易见，中西方语境下的法律信仰（如果说中国有所谓的法律信仰问题的话）是有不同的“背景”的，這便是我们对“法律信仰”的前提审视。探讨法律信仰这一问题如若脱离了这一前提，必将造成中国论者始终囿于西方法律命题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终不得其法的尴尬局面，甚至还会是西方话语对中国现实的再一次侵袭。本文力图将法律信仰一词置于这样的背景之下予以重新的认识和界定。
二、信仰发展的三个分期及比较
有学者通过研究得出，信仰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分期。最原始：图腾——习惯法信仰时代；中世纪：神灵——宗教法信仰时代；近当代：理性——国家法信仰时代。[3]
不成文的习惯法（或者说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点点滴滴皆来源于与人切实相关的现实经验生活，因此之故，它一开始便牢固地将人“绑架”。尤其在祖祖辈辈不离开那一亩三分地而注重实践劳作的中华民族这里，这种规范的力量更加不言而喻。主体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认可必定是极其稳固的，甚至具有不证自明的合法性。习惯法，这种现实力量来自于祖辈世代相传的连续性，它也因历史的连续而获得了普遍的权威和人人彻底服从的回应。诚然，像电影《被告山杠爷》中的村规民约至今仍然在少部分地方发挥着基本的规范作用，特定范围内的人民像恪守祖训一样对它始终遵守、信奉。宗教法或宗教教义表现为信仰的第二个时期，它承诺予人公义、爱，以及美好的“上帝之城”，从而获得信徒的皈依。较之于习惯法，它并不是“呈块状式”的不同的分布着，它的目光一开始就投向了世俗中的所有人。如基督教经典《上帝之城》是针对这个世俗国度而言的，上帝要拯救的也是世俗中的所有人，因而与每一个人都具相关性，所以也就更加抽象了。最初的信仰似乎总是和宗教显得更加紧密相关。②人有现实的渴求，“救世主”对人必定有积极的许诺，而后才会有人的皈依和信仰的问题，因为信仰也必须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而绝不可能存在一个单向度的信仰。昭示理性伟大胜利的国家法魅力大不如从前，它更多强调的是一种规范。凯尔森的法律规范理论以及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便是这种表征。此外，法律现代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按照韦伯的观点，现代化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因此，现代国家法不再像之前的规范那般具有浓厚的神圣色彩。法律信仰一词似乎充满了人们对现实的情绪而诉诸于美好的“信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