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所有的法律人都面临着法律的双重需要，一重需要是重述，是我们对固有法律的重述；二重需要是发展，是我们对固有法律的发展。这里，我与大家分享一下互联网金融法治建设的重述与建构的理解，以及建设过程中需要着重梳理的几个关系。
重述与建构互联网金融法制的三点理由
第一点理由，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是金融领域的一场革命。
世界文明从IT时代向BT时代迈进，我们面临时代的变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现在看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具有巨大的威力，渗透延伸到哪个领域，就会在哪个领域掀起规则重置的巨浪。互联网跟金融嫁接在一起，对于传统金融业而言，掀起了一场转型升级、涅槃重生的革命。对于整个中国金融业而言，也意味着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机。我们需要紧紧把握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脉络，缔造良好的法律文明与制度文明，助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从世界范围观察，我国互联网金融业务体量及迭代速度早已超越西方国家，中国互联网金融已经从模仿者、追溯者变成了探索者甚至某些领域的引领者，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对于提高中国经济整体管理、促进可持续发展，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使其在2014年被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提出要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
第二点理由，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完备的法律规则支持。
互联网金融是新生事物，刚一出生表现出野蛮生长的特点，一方面对于传统的金融监管模式造成巨大挑战和冲击；另一方面，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人们对新金融的认知不足，假借互联网金融之名，行诈骗之实，给投资者造成巨大财产损失，也使社会产生了对整个行业的质疑。前一阶段P2P平台乱象丛生，e租宝等平台浮出水面，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爆发，不得不使我们深思互联网发展中的规则之治。毋庸讳言，移动互联网技术在金融领域中的广泛应用，重述了金融交易的结构和程序，但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往往总是伴随着混乱和无序以及挫折。互联网金融在对国内经济体系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面临着被各种互联网金融乱象带来的冲击。为此，2015年中共中央在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13个五年规划建议时，就明确提出要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整顿规范金融秩序，严厉打击金融诈骗、非法集资和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坚决守护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可以说，2016年是互联网金融规范元年，在调查、掌握信息、识别风险点的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公平竞争、穿透式监管、保护消费者利益等原则，对互联网金融集中专项整治，法律适时跟进显得十分必要和及时。
加强互联网金融的法治指引，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创新。作为新生事物，互联网金融既需要市场驱动鼓励创新，也需要政策助力促进发展，更需要法律规制保驾护航。保障互联网金融在良性健康当中快速发展，法律适时跟进实在必要，行业发展健康也强烈地需要针对性法律制度和规则之治。
第三点理由，互联网金融案件的法律关系出现了多重竞合现象，法律关系日趋复杂。
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是金融，没有改变金融风险的隐蔽性、传递性、广泛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民商事审判是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反映和折射了国家的经济状况。我们可以预见，互联网之路、网络建设、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等互联网金融主要业态涉诉案件，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出现较大的增长，也将成为民商事审判的一个重点。为此，必须要加强互联网金融法律建设，明确风险底线，保护合法经营，让违法者付出相应的代价，以此营造良好的互联网金融法治建设环境，建立诚实守信的互联网金融法律秩序。
从目前反映到法院的审判实践看，互联网金融多种法律关系交叉杂糅，增加了商事审判的难度，仅P2P方面就出现了多种结构方式。比如P2P与信托的结合导致了P2P法律关系的案件；P2P与上市公司合作导致的案件；保理公司对接P2P平台，将应收账款债权进行转让产生新类型的案件；融资租赁债权、承兑汇票、小贷债权、消费分期债权通过P2P平台所进行的收益权转让类案件；P2P与股票的结合导致的股票配置案件；P2P平台与保险公司、小额担保公司的合作，或指定第三人代替投资人抵押登记，导致的多种担保关系的案件等等。这就是新类型案件多重法律关系交叉竞合，法律关系日趋复杂。
以上是互联网金融法律建设重述与建构的三点理由，互联网金融这场革命需要规则之治、商事审判，从最后司法阶段折射出互联网金融重述与建构新类型的案件，需要进行一个法律关系重述状态下的建构。
建立公平正义的互联网金融法律需要正确处理六大关系
我相信，与会的每一位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和直接践行法律者、实施法律者，都共同见证了互联网金融的成长。我们也在互联网金融法律成长的科学悖论之中，寻找存在竞合关系中的最佳价值选择、公平正义的选择。在互联网金融的洪流与法律适用规则之间，每个人都需要寻找公平正义的路径，而这个公平正义路径，当下则需要正确处理六大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对于公权力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职权法定，越权则无效，所以对公权力而言，它有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权利清单不可僭越。对于私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当事人意识自治、契约自治。在公权力的法无授权不可为、私权利的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竞争关系之中，公权力的核心是保护发展私权利，私权利的边界就是公权力需要介入的边界，那么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识自治，鼓励和包容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的创新，维护依法成立的、当事人契约的法治精神。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商事审判出现了各种交叉融合的案件，甚至出现大量无名合同的案例，如果不鼓励交易模式和交易结构的创新，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发展，要充分认识依法成立的合同一旦生效就成为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当事人必须认真履行，非经法律程序、没有法律依据，不得随意变更解除，更不可随意否定合同的效力，要履行契约严守规则的司法实现保障契约自由。当然，私权利的契约自由也不是纯粹的法外之地。目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强弱程度，也决定了契约自治将符合当今民商事世界发展潮流，那就是契约自由向契约正义的发展方向；当契约自由，违背了契约正义的发展方向，司法要秉持合法合理的精神，进行司法审判。所以在公权力和私权利关系中间，我们更要注重契约自由，向契约正义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