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排斥下的农村金融创新
【摘要】对弱势产业、弱势群体的金融排斥是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我国金融体系对农民也有排斥性，这激发了农民创造了体制外的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只有极少数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获得银监会批准，绝大多数皆无银监颁发的许可证，由市县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监管，很难从银行融得资金，其运行存在风险，制约着农民的创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建议对“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从财税改革、金融创新、立法定规等方面给予扶持，形成草根金融与正规金融的多方协同。
【关键词】金融排斥 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 对策建议
一、金融排斥在我国农村的表现
金融排斥是指金融机构对弱势产业、弱势人群融资的一种排斥性，是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国外学者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升温。Leyshon（1993）指陈银行注重“价值最大化”目标，将小城市、农村及边远地区的分支机构关闭，排斥对低收入人群的服务。Chakravarth（2006）认为金融排斥是经济负外部性的表现，最终会导致社会排斥，加剧贫富分化与区域发展不平衡。
我国金融体系多年来对农民融资也一直有排斥性，农村金融成为整个金融领域最薄弱环节。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农村金融服务报告》显示，涉农贷款11.77亿万元，其中农户贷款只有2.60亿万元，占比仅为22.09%。2012年4月世界银行发布《金融包容性指数》称：中国农村居民利用账户进行储蓄的比例为27.02%，从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比例仅为6.92%。农民受金融排斥的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领域供给减少。商业银行在农村的金融供给本来就不足，近几年商业银行的业务纷纷向大中城市转移，县及县以下的金融服务网点大幅削减，金融服务和产品已基本退出农村市场。2012年全国有2900多个乡镇处于金融空白状态，遍布1/3的省份。
第二，农业发展银行有明显的脱农离农倾向。作为农村政策银行的农业发展银行，仅在农产品收购方面发挥政策性金融的作用，对农村发展的信贷投放很少。
第三，农村信用社对农贷款冷淡。农村信用社是县域金融的主体，但行政主导型的管理使原本具有的群众性丧失，正在向商业银行转轨，大量资金流向富裕人群，对农民的贷款利率上浮很高，使农民贷不起。
第四，邮政储蓄只吸储，不提供贷款服务。吸收的存款都上存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部分存款通过支农再贷款返回农村，大部分流向了非农部门，是农村资金的“抽水机”。
第五，公益性小额贷款萎缩。公益性的小额信贷困于资金与政策环境，普遍业绩欠佳，曾一度多达300多个县的早期小额信贷试验，20多年下来仅存不足100个。村镇银行大多以追求盈利为目标，很少帮助穷人。地下钱庄和高利贷威胁着农村的生产生活秩序。
可见农村正规金融供给出现“系统性负投资”，与中央“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战略相悖，与“包容性增长”的方针不符，农民融资一直是制约“三农”发展的基本难题。
二、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产生和成效
金融排斥从反面激发了农民的融资智慧，他们知道一家一户的分散状态难免让金融机构有“恐农症”，便试图运用组织的力量争当承贷主体。在农民创造的各种专业合作社中，有一些创业愿望强烈的农民相约筹集资金，本着“自愿进出，调剂余缺，内部通融”，“民办、民管、民受益、民担风险”的原则，探索建立资金互助合作，以企业法人的资产作为担保向信用社或农业银行贷款。同一个专业合作社的农民互相知根知底，不愿因一笔赖账而恼怒邻里，较易进行资金合作。这消除了金融机构对农户违约不还的担心，故较易获得贷款。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催生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的母体，农民再一次实现了“体制外创新”。
2004年7月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8户农民首创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成为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发源地，在全国首家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开业。作为金融机构的一员，闫家村资金互助社已经有权向银行融资，但因银行融资政策不配套，发展很慢。于是农民又作出探索：用粮食换资金解决融资难，成立粮食信托合作社，把本社成员的玉米委托合作社保管、储藏和销售。农民年底需要资金时，往年皆低价卖出玉米，现在通过粮食信托合作社可将玉米留到来年六七月高价卖出。通过粮食信托推动资金互助社的运作，粮食在社，产权在户，信托融资，择机销售，农民和金融信托机构皆得利。
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的成功一方面是出于农民的首创精神，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当地金融机构的仁人志士的支持。双方的结合难能可贵，受到上级的称赞。高层领导深知，农村合作制度如果缺乏金融合作，单靠生产、购销的合作是难以发展壮大的。中央政府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银监会2006年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批准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三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2007年10月银监会宣布放宽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政策，将试点区域由之前的6个省（区）扩大到31个。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允许有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2009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抓紧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信用合作试点的具体办法”。接着，中国银监会和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专业合作社金融服务工作的意见》，至2011年6月末全国共组建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615家。
问题是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三类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很不均衡。试点地区都在推进村镇银行，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极少。据银监会合作部公布的数据，2007年全国有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试点30多家，到2011年才46家，四年仅增加了10家左右，成为“盆景金融”，远不能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银监会的小心谨慎使农民和地方政府感到迫不及待，于是出现由地方政府政策引导和监管的“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吉林、青海、甘肃、河南、福建、江苏、山西、浙江、安徽等省均积极尝试组建，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一般是由各地金融办公室或农村工作办公室审批并负责监管，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民政部门登记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