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经济版图有了巨大的转变。尤其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却增长缓慢，许多国家至今仍在贫穷的泥淖里挣扎。本文通过分析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剖析了制度变迁在西方世界兴起中的作用，并使用不同经济学观点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比较和分析。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变迁；经济史
一、引言
人类历史自诞生国家以来，就伴随着大国崛起和衰落的交互更替，就存在着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巨大鸿沟。尤其引人瞩目的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开始了两个世纪的经济增长，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却增长缓慢，许多国家至今仍然在贫穷的泥淖里挣扎。英、法、德、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并由此影响了整个人类的生存和观念。本文尝试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阐释最近几百年来国富国穷的奥秘，并分别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视制度变迁理论。
二、大分流：公元1000年以来世界经济版图的变迁
公元1000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如图1所示，增长最快的是西欧、西方衍生地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和日本。1000年到1820年，该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幅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四倍。1820年到2001年，这些地区人均收入增长了19倍，而世界其他地区只提高了4.5倍。2001年西欧和西方衍生国家与非洲国家的贫富悬殊巨大为19.1。不同地区国家占世界收入的比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000年亚洲(不包括日本)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二以上，西欧则不到9％。而200i年亚洲国家占20％，西欧和西方衍生国则大约占46％。世界的经济版图发生了重大的变动。
从图1还可看出，11世纪是欧洲经济上升的转折点目前进缓慢，但1820年其人均收入已经是1000年的3倍。经济领先的地区和特征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意大利重新打开了地中海贸易并开始了增长的进程。葡萄牙和西班牙开辟了通往美洲和亚洲的贸易通道。14世纪时，西欧在人均收入方面超过了亚洲领先的中国。直至20世纪后半叶，中国和亚洲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几乎停滞不前。
1950年以来，世界经济的表现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时代。2001年世界GDP的水平相当于1950年的六倍，年均增长率达到3.9％。而1820年到1950年的年均增长率为1.6％，1000年到1820年仅为0.3％。1950年以来，世界经济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极大地加强了，商品贸易量的增长快于GDP的增长，出口额从1950年的5.5％提高到2001年的17.2％。国际间的服务性贸易也有了巨额增长。这些变化改进了国际间的分工，促进了国际间思想和技术的扩散，并把各种高水平的需求从发达国家传播到其他地区。
三、西方世界兴起的制度动因
著名的制度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指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是西欧兴起的原因，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在构造他们的模型时，忽略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发展的情况下生产要素交易所产生的费用，而这些交易费用是制度建立的基础。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会增大交易费用，却不会自动导致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产生。逐渐增大的交易费用会阻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导致经济衰退。而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或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刘易斯在对制度与经济增长一致性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取决于制度把努力和报酬联系起来的程度，取决于制度专业化和贸易所提供的范围，以及制度允许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
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一种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在制度因素中，财产关系的作用最为突出。所有权不确定，私人经营的产业及其收入就没有合法保障，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以提供个人经营的刺激，近代工业就无法发展。非正式制度，包括行为准则、习俗和行为规范，对于经济良好运行来说是必要的条件之一。关于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之于大国崛起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始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
四、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1.制度变迁的西方经济学解释
根据图2可知，实际值在偏离均衡值时会发散。假设制度约束供需曲线不能变动，那么市场就不能自发的调整均衡，市场中的不稳定性越来越大。从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看，制度的演变是经济发展的内生结果，而不是固定的外生参数。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制度的缺陷是存在的，对制度修改的经济行为也是存在的。如果当前的经济系统是稳定的，那么微小的缺陷将不足以引起整个经济系统的变迁。但是当经济体系受到外生因素的冲击，且这些冲击能够使得经济系统原有的缺陷放大，那么现有经济系统的经济主体对现有经济制度体系将做调整，如果能够较好地解决现有的经济问题，这种新的制度体系将会被保留下来，原有的制度体系将被替代，从而新的稳定的经济体系就产生了。
2.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
马克思是第一个对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和变迁的一般规律做出系统阐述的思想家，后来的任何试图构建历史理论的人都无法回避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史观对制度变迁做了阐述。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他的这个看法基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个事实构成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因而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也是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形成的前提。撇开这个前提，就谈不上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
3.两者的联系和差别
马克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从生产力与经济制度的矛盾运动和变迁主体两个方面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并分析了两种动力的相互作用，对制度变迁的解释是充分的。诺思只从变迁主体的动机来揭示变迁的动力，并没有涉及制度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矛盾运动分析，但他强调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原因。纵观历史上不同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总体上是由于生产的深度和广度发生变化，技术发生变革而导致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他特别强调技术变迁导致生产力发展，而技术进步速度又主要由人类社会在探索自然奥秘和生产实践中世代积累的科技知识存量决定。知识存量部分决定了技术变迁，从而导致生产力发展，引致制度变迁。
马克思出于为无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的目的，更注重对革命式变迁的分析。诺思深入分析了渐进式变迁与革命式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连续性变迁和非连续性变迁的划分。诺思认为渐进式变迁是连续的变迁，其演进过程没有中断；革命式变迁是非连续性的，但是又很少是完全非连续性的。
五、结论和启示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再加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国家，最终在工业化时代落后了。15世纪之后的中国会出现落后的情况，不仅在于产权制度，还在于中国缺乏创新的观念、制度和激情。使创新的观念、制度、激情体现出来，不仅需要强烈的内在创新冲动，还要有有效的创新制度支持，使得自主创新这个完全综合性的创新活动能够最终得以实现。影响经济绩效的是政府，因为他们限定并执行经济的游戏规则。因此，发展政策的核心必须是建立一个会制定和执行有效产权的政府。就政策的导向性而言。制度比配置效率更为合适。配置效率是一套给定制度下的静态概念，而持续良好经济运行的关键则要有一个灵活的制度机制，它能够根据技术的发展、人口的变化以及制度的震荡来进行调整。一个稳定的政府以及一些补充准则的建立是制度必不可少的特征。成功的政治或经济体系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发展了此种特征。
近现代国家兴衰交替的历史对于中国的大国崛起之路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型时期，借鉴和吸收西方文明的精华和经验，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制度变迁史，将使我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