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先生（1886―1935），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他和他的老师章太炎被共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家的承前启后人”，他是章太炎弟子中最有成就者，继太炎先生之后著名的国学大师。黄侃不仅是著名的学者，而且也是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家，他早年在日本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从事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是辛亥革命先驱者之一。
幼时聪颖勤学绝人
黄侃先生是湖北蕲春人，其父为二甲进士出身，曾官至四川按察使。为人清正，执法严正，不畏强权，蜀人颂为“黄青天”。后因平反冤狱得罪权贵辞官而去。黄侃自幼聪颖过人，三岁时拜名儒江叔海（瀚）为师，初授《论语》，每次方一上口，即能背诵。四岁随父游成都武侯祠，壁悬联语甚多，小黄侃一览，便默然不忘。人以其早慧，皆呼为“神童”。七岁时所作诗句已有可观。1892年，其父在江宁（南京）主尊经书院，黄侃在家书末尾缀诗云：“父作监梅令，家存淡泊风。调合天下计，杼轴任其空。”时宣昌王鼎承先生自山西藩司解职客江宁，与其父为世交，过从甚密，见诗引为奇才，即日以幼女许配给黄侃。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黄侃年十二，其父患恶疾逝世。由于父亲生前为官清廉，病故后家无余财，生活窘迫，与母亲国氏相依为命。黄侃少承家学，又得名师指导，故其学得早成，十五岁就考上了秀才，但是负有大志的黄侃不愿在科举上下工夫。他天分很高，聪颖过人，博览群书，畅通经史，诗词歌赋无不精通。
发出“武昌起义的火箭”
清廷废科举后，黄侃考入湖北文普通学堂，同学中有宋教仁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那时黄兴在两湖书院就读，通过宋教仁和黄侃相识，彼此往来甚密。此时黄侃已开始接受革命思想，他和宋教仁感情很好，他们在同学当中经常宣传反清，反对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黄侃又多次讥讽不学无术的鉴学李贡三，结果被开除学籍。后来黄侃以故人之子的身份去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认为黄侃是当世不可多得的人才，乃资助其官费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深造。1906年，黄侃在日本又与宋教仁相遇（宋也因为进行革命活动，被开除学籍，亡命日本），不久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张之洞听说黄侃在日本从事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就不再资助其官费了。1907年，章太炎（炳麟）先生在日本东京，受孙中山先生之命，主持民报社。一日见黄侃所写文章，大奇，即写信约见，书中有“知君为天下奇才”之语。黄侃就多次登门谒见求业，得到章太炎的赏识，有心授业。1908年春，黄侃因母亲病危将回国探亲时，太炎先生就对他说：“回国后，你可拜孙仲容为师。如仍回日本，就从我学习吧！”黄侃当时就决定跟从太炎先生，当天就备礼叩拜师。由国内二次赴日本后，便师事太炎先生，受小学（文字学）、经学，同时参加革命活动。黄侃也经常写文章宣传革命，所写文章皆署名运甓。乃取陶侃运甓之意以自励。那时黄侃仅二十岁左右，文笔锋利，热情奔放。1910年，湖北革命党人函促黄侃回国共举大事，他回国后与同志们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可轻动，应该积极做好组织宣传工作，特别是要办好报纸刊物，激扬民主，发动群众。黄侃则返故里倡孝义会，常潜深山幽谷、荒祠古刹中，宣传种族大义及国势危急状，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君主专制，每次演讲听者达千人，环蕲春八县豪杰之士闻风兴起者数万人，共推黄侃为盟主。时两江总督端方，下令严捕革命党人，闻黄侃卧病家中，急电督陈夔龙派兵镇压，黄侃仓皇出奔，复潜走日本。1911年，他才返鄂策动革命。黄侃回国的时候，正处在清王朝统治摇摇欲坠，革命力量蓬勃发展时期。当时长江中部著名的革命团体有“共进社”和“文学社”，同盟会员也有以个人身份参加这两个团体的。“文学社”成立于1911年1月30日，蒋翔武为社长，重要成员有詹大悲、刘复基、李抱良（即李六如）、何海鸣、温楚珩等人。“文学社”章程就是由黄侃、温梦珩审定的。
1911年，黄侃到河南为布政使江叔海幕客，并在豫河中学任教，由于在课堂上宣传革命思想，因而不到半年就被解聘了。8月间黄侃从河南回到汉口，詹大悲设宴招待，酒后黄侃大骂立宪派，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纯属欺骗，当下提笔为“文学社”大力支持的《大江报》撰写时评，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黄侃次日即回蕲春。此文刊出，震动一时，鼓舞人心，深受革命人士欢迎，清王朝大为惶惧，认为大逆不道，下令将《大江报》封闭，并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在法庭上，詹、何二人不愿泄露黄侃之名，都争认时评为其所作，表现了革命党人的高尚品质和勇气。
《大江报》被封，舆论界大哗，特别是新军士兵对此表示出极大愤慨。时湖广总督瑞�，第八镇统治张彪等人也了解到新军中有革命党人且与《大江报》有联系，生怕士兵“大乱”，于是下令对新军严密监视，禁止官兵随便出入，欲调巡防营（旧军）来省城加强防卫，形势极为紧张。而革命党人自《大江报》被封后失去喉舌，詹大悲被捕，失去一个重要领导人，军队戒严令下，又无法展开活动，也预感到若不发动起义，就有束手待毙的危险，因此积极酝酿起义。10月8日（农历八月十七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制造炸弹不慎受伤，革命机关暴露，清王朝下令逮捕革命党人。10月10日晨，彭楚藩、刘复基、相洪胜三人遇害，官府还在继续捕人，在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当天夜晚第八镇工程营士兵首先发难，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武昌武义。
从辛亥革命发展的过程看，武昌起义的导火线应溯源于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是一篇讨伐清王朝的檄文，是武昌起义的一枚火箭，过去有关辛亥革命的史料，皆认为是詹大悲所撰，但实际上出自黄侃手笔，这一点应该指出，不能湮没黄侃的功绩。
尊师重道尤重气节
黄侃自1907年从章太炎游，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虽然他们年龄差距不大，但对师道尊严却看得很重，师徒之间，最重礼数，逢年过节，或久别重逢，依例都要躬行叩拜之礼。1914年，章太炎先生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袁变相幽禁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著名四大凶宅之一）。黄侃一听恩师被软禁，冒着生命危险搬入章寓侍奉先生共患难，一面侍奉，一面与师日夜论学。黄侃所为，使身陷困顿中的章太炎深为感动，遂将其得意之作《新文学》相赠，并题词其上，以为回报。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没有多久，就被警察驱出。章太炎非常气愤，曾为此一度绝食，章黄师生感情之深由此可见。
黄侃在学术上除尊重章太炎外，还非常钦佩刘师培的学问，曾以师礼事之。当时学术界很多人都很奇怪：黄比刘年龄只小一岁多，二人在北京大学是同事，在学术上也是齐名的，甚至不少人认为黄氏在文字学方面的造诣，实超过刘氏。但黄侃自觉经学不及刘氏，于是改朋友为师徒，正式拜刘师培为师，这真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了。刘师培，江苏仪征人，经学根底很厚，号称“国学大师”。早年曾参加革命，在日本入同盟会，不久为两江总督端方收买为密探，差点被革命党人处死。1914年投靠袁世凯，成为反动组织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秋，刘师培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大家拥戴袁世凯称帝，到会的人慑于袁世凯的淫威，又碍于刘师培的情面，均默然不出声，只有黄侃怒斥刘师培：“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说罢拂袖而去，诸学士随之退场。刘师培原以为黄侃对自己极为尊重，届时一定会带头捧场，没想到黄侃坚决反对，弄得刘十分狼狈。章太炎先生知道此事后非常称赞，曾有“是时微季刚（黄侃字季刚），众几不得脱”之语。
常对胡适嘲笑怒骂
胡适在五四运动时提倡新文学，是个“新派人物”，但他的思想却不“新”。当时虽已民国，但是被废黜的溥仪仍然住在皇宫内，自称“皇帝”，一日溥仪忽然心血来潮，召见这个“新派人物”，胡适欣然前往，见溥仪行“大礼”，口称皇上，胡适此举颇为学者所不齿，后来北京大学著名学者林损教授，被胡适排挤辞职时，曾斥胡“汝为溥仪之奴”即指此事，黄亦甚鄙视。当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积极提倡白话文运动。章太炎和黄侃都竭力反对。其时胡适、黄侃同在北京大学任教。作为守旧派人物，黄侃学问大，脾气也大，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嘲讽奚落一番，胡知黄的“疯”脾气，只得每每谦让。一次黄侃问胡适：“你口口声声只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问其原因。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该叫‘往那里去’才对。”胡一时语塞。又一次黄侃给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与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多费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适本人，若用文言文，‘妻死速归’四字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全班同学捧腹大笑。
是时，京剧名伶谭鑫培名闻北京，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京大学课间休息，教授们闲话谭伶的《秦琼卖马》，胡适插话说：“京剧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称是马，用两面旗子就称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反驳道：“适之（胡适的字），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黄侃的意思是按照你胡适的说法，演《武松打虎》是不是戏台上也要打死一只真老虎？一时为之哄堂。1934年，胡适应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邀请，曾在中大礼堂作了一次演讲，引经据典，参以时代的观点和看法，讲得十分精彩，在场一千多听众，热烈鼓掌。可是黄侃听说胡博士来中大演讲，便跑到中大校门口，跳脚大骂胡适，胡适对之竟无可奈何！黄侃在武昌各大学讲课，也表现出许多怪脾气，最显著的是他上课要凭他高兴，他讲课兴起，可以一讲几个小时不下课；要是他不高兴，便什么都不理，即便系领导和学生反应不佳，他也毫不为意。他讲国学方面的课程如《文心雕龙》，确有天才，一方面是由于他满腹经纶，另一方面更由于他口辞敏捷，所以讲得滔滔不绝，他讲课从来不用什么大纲和讲稿，信口道来，尽是精妙好文。黄侃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一直我行我素，直到遇上石蘅青（石瑛），才算遇到了克星。
碰上石蘅青，秀才遇到兵
石瑛（1873―1943），湖北阳新人，字蘅青，是著名的“湖北三怪”之一（其他“两怪”为严重与张难先），不过石瑛之怪，严格说起来，只能说他对事认真。石瑛1903年中光绪癸卯科举人，1904年考取官费留法，入海军学校。以爱国心切，因盗取该校秘密图纸，欲寄回国发展我国海军事业，事发，被法国驱逐出境。乃渡海去英国伦敦大学学铁道工程，同时参加同盟会。他本身就是一位饱学宿儒，而且学贯中西。当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改称武昌大学（即武汉大学前身）时，石氏即出任改制后的首任校长。石瑛的作风，最讲求踏实，认真，廉洁，反对疏懒，浮夸，狂妄。他平时不仅严格督促学生的功课，也同样雷厉风行地考察老师。他发起脾气来，不惜动粗，石氏这种粗线条作风，使得玩世不恭和疏狂惯了的黄侃也招架不住，黄曾自我解嘲说：“碰着石蘅青，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其实只是因为石瑛身材魁梧，孔武有力，而黄侃是一副瘦削和体弱多病的身躯，真要闹翻了动起武来，黄氏是要吃亏的。所以黄侃常说：“好汉不吃眼前亏。”
石氏不仅对学生查得严格，而且对教授教学是否负责认真，亦绝不马虎。当然对黄侃讲课凭高兴，不用大纲也不写讲稿的教学作风，早就了解到了，很不以为然。有一次，石瑛严肃地规劝黄说：“季刚，你读了一肚子好书，为什么不好好用以济世呢？还发什么狂呢？”黄氏只有称是。有人曾问黄侃：“为何转了性？”黄氏毫不隐讳地说：“打不过人家，有什么办法呢？”可见黄表面狂傲，实际心里非常明白。
谶语成真，大师早逝
黄侃先生曾说：“学问成熟，自然要著书。我打算五十以后就从事著作。”1935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先生四十九岁生日，余杭太炎君赠上一寿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裁好著书。太炎先生是催他写著，寄愿望于已年近半百的黄侃，写出“绝妙好辞”。谁知太炎先生苦心而作的对联无意间嵌着“黄”“绝”“命”三字。黄侃展开寿联，一眼就看出暗藏的玄机，因此很不高兴，以为“命该绝矣”。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内心都是忐忑不安。就在当年，竟然谶语成真，这样的结局令人黯然神伤。1935年重阳节，黄侃带着子女甥婿，登高南京鸡鸣寺，饮酒赏菊，但因身体不适，不久就回家了。回来之后，独坐量守庐的书房里，郁郁寡欢。他想起了李后主的《却登高文》，有感而发，赋七言诗一首。
刚刚写好，林尹先生（当时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书）来看他，他就将这首诗给林先生写了一个条幅。就在当天，先生因饮酒过多，登高劳累，胃血管破裂，吐血不止，经医生抢救无效，两天后，即10月8日（农历九月十一日）就不幸逝世了。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最后一首诗，最后一幅字。先生在弥留之时，犹未忘国事，他吃力地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时日军侵略河北，前线战事吃紧）最后又曰：“难道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黄侃先生未满五十就与世长辞，是太不讲究生活的缘故。一则喜欢和别人斗气，二则好酒少眠，夜晚用功，通常黎明才睡。人不是铁打的，长期这样，哪里经得住？可惜一位绝顶聪明而用功的学者，没有给后人留下应有的文化遗产，是我国学术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责任编辑/刘晨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