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有过殊勋的李汉俊，在其退出中共组织四年之后，仍被仇视共产党的国民党反动军阀杀害，其人生可叹！ 一 李汉俊，原名李书诗，号汉俊，笔名李人杰，1890年出生于湖北潜江。1904年，十四岁的李汉俊在其胞兄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的挚友、兴中会老会员吴禄贞的赏识和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非常流利。李汉俊学的是工科，但他十分喜欢阅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对正在西方和日本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十分留意，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李汉俊学识渊博，不仅精通日语，还懂得英语、法语、德语。当时，在日本，德文版马克思著作很多，而他又精通德文，这就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就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在中共建党之初，被认为是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李汉俊在日本从中学读到大学。1918年7月，李汉俊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毕业，回到中国，寓居上海，从事翻译工作。工科出身的李汉俊，如果不从事革命，稳稳当当可以做个优秀的工程师。然而，李汉俊一回国就投身于社会革命活动。他在上海，积极参加劳工运动，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时，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青年。他自己曾对别人讲过，穿着简朴一些，方便与工人联系。他曾去上海一家豪华宾馆看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红头阿三”以为他是个“瘪三”，硬是不许他进入。不过，他用英语向看门的说明来意后，那个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入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两人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此时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客人，赶紧向他道歉。
1919年，李汉俊结识了董必武，便积极地向这位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多年以后，董必武回忆道：“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潜来上海，住进渔阳里二号。共同的理想，使李汉俊跟陈独秀过从甚密。他们共同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陈独秀被选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当时的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参加这个小组的人，绝大部分都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说，共产主义小组实质上就是党的组织。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这个小组以上海为中心，跟全国各地以至海外中国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者们联络着，商量着。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再三敦请，离沪南下，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离沪前，陈独秀把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交给李汉俊，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李汉俊夜以继日地忙碌，除了负责党务工作，还要编辑《新青年》等刊物。为筹措党的活动经费，李汉俊真是煞费苦心，他不但把教书所得收入和写稿所得稿费，都用于革命之需，而且还将已故妻子的金银首饰送入当铺，当的钱，用于小组活动。而其本人的基本生活费用皆由支持他革命活动的兄长李书城供给。
当时《新青年》杂志（陈独秀离沪时，把《新青年》编辑部交给陈望道负责――笔者注）在法租界大马路开了一家新青年书社，生意很好。李汉俊便写信给陈独秀，提议由新青年书社每月支二百元做党的经费，结果被陈独秀断然拒绝。陈独秀临去广州时，曾跟李汉俊约定，《新青年》每编出一期，即付编辑费一百元。为了不耽误《新青年》预定的排印日期，李汉俊经常通宵达旦工作，赶写文章和审定稿件。结果，陈独秀连说好的编辑费都不给，由此，李汉俊认定陈独秀私欲太重，对其大为不满。后来，李汉俊与陈独秀往来通信，谈到党的组织，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问题，两人意见发生冲突。李汉俊主张地方分权，中央则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而陈独秀则主张中央集权，认为中国革命才开始，就搞地方分权，岂不成了无政府主义？
李汉俊与陈独秀二人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李汉俊一气之下，代理书记也不干了，《新青年》也不编了，把党的名册和文件交给《共产党》主编李达，让李达代理书记。
李汉俊虽然不当代理书记，但仍积极地和李达一道负责筹备中共一大，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商讨大会召开事宜。
1921年7月23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后称望志路一○六号）李公馆――李汉俊胞兄李书城的寓所，也是当时李汉俊的寓所的一楼餐厅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诞生。
同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到上海，专门主持中央局工作。李汉俊在一些观点没有得到陈独秀的赞同后，便不再过问中央局的工作，而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撰写了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对当时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三
1923年2月，为躲避军阀吴佩孚的魔爪，李汉俊前往北京，暂避在哥哥李书城家里。后通过李书城的关系，李汉俊在北京政府谋得一份差事，为此中共中央发出通告给他处分。1923年5月5日，李汉俊在北京给中共中央写信，宣布脱离共产党。李汉俊认为在组织之外一样能做事情，只要信仰没有变。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李汉俊自行脱党，在客观上是由于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存在分歧和矛盾，他的许多想法又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其在主观方面也有很大的责任。李汉俊的性格很刚直，固执己见，往往认理不认人，同时恃才傲物，脾气也不太好，好意气用事。当他与陈独秀、张国焘等意见产生分歧、感情交恶时，不是主动与他们沟通，而是不屑与之为伍，选择远远离开。当中央一再通知他参加中共二大、三大时，李汉俊都感情用事，一意孤行，置党的纪律于不顾。
尽管李汉俊主动提出脱离共产党，但中共三大在他未出席的情况下，仍选他为五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一。1924年，鉴于他自动脱党，中共中央便正式做出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李汉俊离开党的组织之后，常对人说：“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
四
1926年，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之后，李汉俊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1927年11月，国民党西征军进抵武汉。桂系军阀军长胡宗铎、副军长陶钧执掌武汉卫戍司令部，在武汉对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大肆屠杀；由于杀人如麻，所以武汉人叫胡宗铎为“胡屠户”。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在武汉三镇。
1927年12月16日《顺天时报》述：“湖北政权由‘左’倾分子李书城及亲共分子李汉俊、詹大悲所主持。”这是国民党右翼为置李汉俊于死地而造的舆论。
在局势风声日紧时，李书城曾劝李汉俊去日本避难。李汉俊却因妻子怀孕不忍离她而去，仍住在汉口日租界。
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终于下令缉拿李氏兄弟及詹大悲。
1927年12月27日下午5时，胡宗铎、陶钧派兵同日本租界巡捕一起包围了汉口日租界中街（今胜利路上段）四十二号李汉俊的家。当时，李汉俊正与詹大悲下象棋，危浩生在一旁观看。
被捕时李汉俊脚下穿的是拖鞋，其身怀六甲的续弦陈静珠，见状声泪俱下，叫他换上鞋子再走。李汉俊自知在劫难逃，尽力安慰着妻子，说：“不用换，我过会儿就回来了。”
在军警押着李汉俊、詹大悲以及危浩生离开家门之后，陈静珠赶紧叫了一辆黄包车，火急火燎地前往汉口汉中胡同益寿里，向嫂子薛文淑求助。
薛文淑冒着寒风，跳上一辆黄包车，赶往大智门的一家旅馆。李书城为了躲避密探，与另一位同盟会元老孔庚住在那里。
薛文淑见到李书城，急告李汉俊被捕的消息。
“你先回去，我马上就来！”李书城一听弟弟被捕，非常着急。
当薛文淑回到家，正在安慰陈静珠时，却见本家堂叔李万青奔了进来，气喘吁吁道：“不好了，大先生（即李书城――笔者注）和孔庚先生一起被抓走了！听说，关在卫戍司令部楼上！”
真是祸不单行，李书城未能救出弟弟，自己也被捕了！
李汉俊和詹大悲被捕后，先是被押往武汉卫戍司令部，旋即被押往汉口特别公安局。晚上9时许，即在被捕后四小时，未经审讯就被押往汉口单洞门附近的刑场执行枪决！
李汉俊临终前怒吼一声：“胡宗铎的手段真毒辣啊！”声音未落，即响起了无情的枪声。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李汉俊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武汉卫戍司令部贴出布告，说李汉俊、詹大悲是“湖北共产党首领……执行枪决” 。
李书城终究是同盟会元老，胡宗铎、陶钧还不敢加害于他。关了数日，经冯玉祥、程潜等出面营救，这才获释。
李书城获释后，通过关系将已暴尸街头多日的李汉俊的遗骸收殓起来，停放在蛇山抱冰堂旁边的一个庙宇内。几年后，李汉俊的遗骸才在其兄长李书城的主持下得以安葬在武昌伏虎山下。墓地的正前方是伏虎山脚下的卓刀泉庙，这里先后埋葬着众多的辛亥志士。
五
李汉俊离世时，遗下年纪才二十出头的妻子陈静珠。他和陈静珠是在1923年春节结婚的。这桩婚事在当时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大家以为以李汉俊的地位、学识完全可以续弦一位名媛淑女、大家闺秀，可李汉俊却和一位没有文化的葛店姑娘陈静珠结婚，当时很多人皆不明其中缘由。
原来，李汉俊前妻姓陈，两人感情甚笃，却不幸于1918年去世。亲友们劝李汉俊续弦，他提出一个条件，新人必须姓陈，而且要志同道合，倘谈不上志同道合，那就找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但也必须姓陈。他为这个择偶条件整整等了五年，这才等来了良缘。他的朋友万声扬的姨妹恰好姓陈，叫静珠，文盲，符合李汉俊的“条件”，于是他答应结婚。新婚之日，他与新娘才第二次见面！
友人们都为他与陈静珠婚后的感情担心。可出乎意料，他俩感情却非常融洽。
李汉俊的长女李声馥在成人后才知道，当时李汉俊有两个考虑，一是喜欢简朴，他认为有一位勤劳、朴实的妇女持家，使他能有更多的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他所热爱、追求的事业；二是他看到一儿一女都还小，这么多年来跟着他奔波南北，吃了不少苦，希望有一个贤良的后母能够很好地照顾他们。后来事实证明，陈静珠对他忠贞不渝，对李汉俊与前妻所生的一双儿女视若亲生。新中国成立后，老迈的陈静珠曾对她的外孙甘子久说：“跟你外公一起死的有好多人，他们的妻子都改嫁了，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因为你的外公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过大事的人，有学识的人，我只想把他的儿女培养成人，这样才对得起你的外公。”从陈静珠这番质朴的话语里，亦可以看出当年李汉俊的人格魅力。
李汉俊牺牲后，陈静珠生下一女。
李汉俊牺牲以后，他的儿子李声簧便投身革命，他的两个女儿后来也先后参加了他所参与创立的中国共产党。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