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武汉是首义之城，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非常重视，又是挖掘辛亥革命文物，又是修补古迹，又是建纪念塔，又是圈公园，据说总的投资超过二百个亿。黎元洪墓被当地媒体报道出来，说是何等的破落不堪。很快，政府相关部门站出来说，将花数千万元大手笔修缮黎元洪墓，扩大墓园规模，使该园成为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重要纪念场所。
黎元洪墓就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园里，我上班的地方就在华中师大的北门附近。在一个阴沉的初夏，我抽空去踏访黎元洪墓。沿着华中师大北门顺坡而上，其间询问了几个人，好不容易才找到黎墓。说实话，整座墓园显得局促拘窘，一条约十米长的墓道，一块高约数米的水磨石墓碑，一座由大理石堆砌的圆形墓冢，以及一面镌刻着墓主人生平的碑墙，就是黎墓的全部。要不是墓碑上刻有“大总统黎元洪墓”几个大字，谁能想到，这里埋葬着一个曾经在民初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才知道，现在这个所谓的黎元洪墓并非原墓址，原墓址在20世纪70年末建起了一栋学生公寓。因为“文革”时，黎墓曾被红卫兵所毁，黎氏夫妇遗骸也被烧掉，不知所终，现在只在湖北省博物馆还保留着当时从墓里挖掘出来的一些遗物。直到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时，才在原墓后侧高处十余米重建了这座墓。
坐在墓边的一个石条上，回望民初那段历史，突然想到，这样一个现在略显落魄的“人”，为什么在民初的政坛上那么吃得开，风云一时呢？
人们对黎元洪的评价历来负面居多，似乎他并没有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多么显赫炙热。黎元洪给人的印象好像是懦弱无能、柔暗傀儡、小丑式的人物，那真是把人平面化、简单化了。其实，孙中山曾称黎为“民国第一伟人”，章太炎赞其“功比孙黄”，黎元洪十余年间曾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这个纪录在中国尚无人打破，说他吃不开，说他一无是处，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我无意为黎元洪“平反”，我所感兴趣的是，在民初那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舞台上，黎元洪吃得开，说明黎元洪绝非平庸之辈，更非木偶一个，黎元洪在为人、城府、谋略等诸多方面是有几把刷子的。黎元洪到底有几把刷子，不妨试着数几个。
见风使舵真高手
现在有人为黎元洪翻案，说黎元洪不是“床底都督”。经过细致的考证，认为“床底都督”不符史实，因为那时身体已经发福的黎氏，不可能钻进床下躲藏，那是贬黎的人捏造出来的。这段公案暂且不论，有一点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革命党人要黎元洪出任革命军政府都督时，黎开始是坚决拒绝的。革命党人好言相劝，黎仍无动于衷，于是“众不耐，乃有人曰：我等好意来请，乃尊重统领也；如坚执不去，则自取祸耳！黎踌躇有顷曰：我去我去”！
在性命攸关的时候，黎元洪明哲保身，应允革命党人的要求。但他并不诚心要做反革命的头头，他自然知道，按照大清刑律，谋反是要被诛九族的十恶不赦的死罪。所以，当革命党人要他签安民布告时，他连忙说：“莫害我，莫害我！”这一番推托是很有必要的，至少，如果革命不成功，清廷怪罪下来，他可以拿“被挟持无奈”这个理由争取减刑。
在就任都督的头几天，黎元洪基本上处于无为状态，仍然拖着他那条猪尾巴似的辫子晃荡。他是在观察形势，看革命党到底能闹出多大的动静。后来他发现起义进展还不错，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清廷的海军军舰也被打退了，全国各地纷纷传来独立的消息，他可能觉得清王朝气数已尽，此时不投机革命更待何时？于是才剪去辫子，并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很快，黎就以首义都督的身份获得了巨大社会声誉。
但是他真的能与诸君共生死吗？否，他那见风使舵的本性始终就没有改，当武昌起义部队被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打得节节后退之后，黎元洪见势不妙赶紧逃往葛店，最后还是被革命党追回来的。因为此次不光彩的行为，后来有人讥讽黎为“逃跑都督”，不无道理。当革命党人誓死杀敌的时候，作为一个首领不但不能“与诸君共生死”，还临阵开溜，动摇军心，他哪里把自己作为军政府之一人呢？什么“不计成败利钝”，不过是一个见风使舵的高手的漂亮借口罢了。
当然，或许人们会为黎元洪开脱，说刀架到脖子上了，难道不能让他反正吗？这话放在现在来说或许还有一点点意义，相对于所谓的“主义”，人的生命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但是，要知道，黎元洪并非生活在现代社会，他生活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主流价值的传统社会。即便在道德上，忠君仍然是一个为臣子者所恪守的标准。黎元洪作为一个臣子，一个军人，叛国投降，从传统观念来看，总不是什么好事。
黎元洪的见风使舵还表现在他对袁世凯的攀附上。照理说，黎元洪是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首义都督，后来还入了同盟会，他应该站在革命阵营之中，力挺革命党的事业。当孙中山与袁世凯为争夺辛亥革命主导权时，黎元洪这个被革命党人推举出来的革命受益者，却有点忘恩负义地站到了袁世凯的一边，与革命党人作对。这除了袁世凯的拉拢，某些革命党人与黎元洪有矛盾之外，还因为黎元洪明显地看到，在孙中山与袁世凯的斗法之中，孙中山斗不过老谋深算兼实力占优的袁世凯。因此，黎元洪虽身在革命阵营中，却调转方向，很快地投入袁的怀抱。在袁得胜的时候，他分到了一杯羹。
见风使舵固然不易获得道德上的好评，但是无论在治世还是在乱世，这类人往往最容易左右逢源，吃香喝辣，因为，见风使舵的核心是投机，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效用，这一点，黎元洪做到了。
玩借刀杀人很娴熟
武昌起义爆发得太突然，起义领导人地位低下，纵是“首义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也难以领袖群伦，而久负盛望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又不在武昌，一时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为了稳定局势，扩大影响，起义领导人决定把在武汉军民中素有威望、虽然在起义的当晚亲手杀害两个革命士兵的黎元洪请出来做都督。
“黎菩萨”请是被请出来了，但是在自认有功的“首义三武”眼里，这个本来与革命八竿子打不着，却身居高位的黎元洪是个投机者，他们根本瞧不起这个逼出来的都督，彼此间抵牾不断就在所难免。
当革命党人拥戴黎元洪为都督而黎坚决不就时，张振武曾主张杀了这个前清军旅长以壮声威。这话传到黎元洪耳内，可以想见他心里会是什么样的滋味，会激起他多大的仇恨情绪。
矛盾还不止于此。北洋军攻陷汉阳，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有人建议放弃武昌，东取南京，黎元洪表示赞同。张振武拔刀怒骂：“有敢言退出武昌者斩！”黎大都督只好说愿与武昌共存亡，其实是句假话。几天后，北洋军炮轰都督府，黎元洪赶忙逃跑到葛店，张振武主张弃黎而另选贤能，这又像是打了黎一记闷棍。
这些矛盾就像仇恨的种子一粒粒种在黎的心里。但是，当时“三武”掌握着湖北实际的军权，黎元洪有职无权，奈何不得这些眼中钉。黎元洪就采取分化的办法，让“三武”分裂对立，成三足鼎立之势。然后借革命党人的内讧“群英会”事件免去“三武”的军职，改任都督府顾问，一步步将权力抓到自己的手里。然而，“三武”毕竟是具很高声望的首义领导人，其影响力仍在。尤其是张振武虽被解除军权，手里仍掌握着将校团这样一支武装，时时刻刻威胁着黎的权力。
这时袁世凯为了拉拢黎元洪，派参谋次长陈宦给黎元洪出了一个主意：“‘三武’一日不离开武昌，则副总统一日无权。这些人都是卒伍下吏出身，若由大总统将他们召到北京，授以高官厚禄，不会不去。这样副总统则无后顾之忧矣。”这主意好比瞌睡之时送来一个枕头，真是说到黎元洪的心坎上了。有袁世凯帮助搞调虎离山，让自己独占湖北，他巴不得呢。
1912年5月，“三武”先后奉召北上，被袁世凯授予总统府军事顾问之职。张振武对这种无兵无权的虚衔很是不满，要求袁世凯授予有实权的职位，袁世凯就委任他做蒙古屯垦使，但又不给实际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张振武气愤不过，挂印而去，跑回湖北向黎元洪索款，准备招兵买马赴蒙古镇抚。这一举动令黎元洪坐卧不安，欲除之而后快，于是一个借刀杀人的密谋出笼了。
不久，袁世凯连发三封急电，邀请张振武赴京共商国是。黎元洪也力劝张振武入京去跟袁大总统谈谈，并赠予路费四千元。8月8日，张振武带上将校团团长方维等人抵达北京。
8月13日，黎元洪给袁发密电，请求袁“将张振武立予正法”。袁世凯收到密电后，回电询问是不是黎元洪本人之意。黎元洪确认，并派秘书饶汉祥等人入京面见袁世凯，告知武汉方面已布置严密，万无一失。15日晨，袁世凯签发命令，命段祺瑞副署将张振武、方维捕杀，制造了民国第一冤案。这其中的主谋是黎元洪，使用的手段是借刀杀人。
黎元洪杀蒋翊武用的也是借刀杀人。蒋翊武也是一个瞧不起黎的人，彼此成见颇深。“群英会”暴动，黎元洪解除了蒋翊武的军权，加剧了两人的矛盾。但蒋翊武不像张振武手里握有武装，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在政治上一度十分消沉。
宋教仁被刺后，孙中山不顾一切发动“二次革命”，蒋翊武返回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但“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粉碎，袁世凯到处通缉捉拿革命党，孙中山、黄兴等人逃难日本，蒋翊武却没有出逃，而是潜入广西，被当地巡防营抓住。黎元洪在得知蒋翊武被捕后，随即致电袁世凯，要求“迅诛”，免得留下后患。袁世凯便命广西都督陆荣廷将蒋翊武“就地枪决”。可怜这个首义元勋，最终没有逃得出黎元洪的报复。
比较而言，“三武”之一的孙武没有被黎元洪杀掉，不是因为黎元洪对他特别宽宏大量，而是因为孙武在执掌军务部时专横骄妄，得罪了不少同志，受到排斥。倍感孤立的孙武便倒向黎元洪，黎元洪也需要吸纳更多的支持者，二人很快走到一起。后来，孙武与同盟会的反对派在上海组织民社，拥黎元洪为社长，走向与同盟会对抗的道路。对孙武这样一个马前卒，黎元洪尽弃前嫌，舍不得杀他了。
黎元洪不光借刀杀人，自己开起杀戒来，绝不心慈手软。黎元洪为了镇压旨在把自己赶下台的革命党人的倒黎暴动，前前后后杀了很多革命党人，而且根本未经审判就“就地正法”。在黎元洪的残酷镇压下，原本是首义之都，聚集大量革命党人的武汉成了黎一手遮天的地方。由于黎元洪杀人太多，黎元洪又多了一个绰号“黎屠户”。
其实，翻阅历史会发现，乱世之中，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如刘邦者往往吃得开，而徒有妇人之心的项羽却往往笑不到最后。黎元洪不仅敢于杀人，而且还会玩借刀杀人，具备了混迹乱世的本事，在民初政治舞台上吃得开并不意外。
忍辱负重熬出头
黎元洪是一极其能忍辱负重的人，甚至到了坚忍的程度，非常人可以忍受，这大约也是成就黎元洪的重要性格吧。
经过黎元洪的苦心经营，湖北革命党势力被分化排挤，日趋衰落，黎在湖北这个地盘上坐稳下来，并呈做大做强之势，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担忧。
因此，袁世凯想方设法要削弱、控制黎元洪。为此，袁想出了一个调虎离山的办法，把黎元洪调入京城，解除其兵权，然后安插自己的亲信去控制武汉重地。如此，黎元洪落入袁的口袋，就失去可以作为的地盘，将强龙缚于浅水，令无所作为，无以威胁。因此，在黎元洪当选为民国正式副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邀请黎元洪进京，表面上是要求黎进京履行副总统职责，实际上是将黎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黎元洪自然知道离开自己的地盘投入袁世凯的势力范围，无异于虎落平川，任袁摆布。故而，对于袁的调虎离山之计（这一招他曾用在“首义三武”身上）心知肚明，但又不敢断然拒绝，只好采用“拖字诀”，死活不愿挪窝。请不动黎元洪，袁世凯很窝火，但这火又不能随便发，更不宜霸王硬上弓，引起双方的敌对，以致撕破脸皮，失去盟友。毕竟，黎元洪是袁的支持者，在定都北京问题上，在宋教仁遇刺案问题上，在“善后大借款”问题上，在“二次革命”问题上，在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问题上，黎元洪无不效忠效力，深得袁的好感，再者两人又是亲家，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
但黎在湖北的存在始终是袁的一块心病。得到儿子袁克定的献计，袁世凯决定让陆军总长段祺瑞去“请”黎元洪入京，这比自己出面要好得多。1912年12月8日，段祺瑞到达武昌，单刀直入地告诉黎元洪南行的目的：一是与黎商议整顿湖北军队，一是受大总统特派邀请黎入京商议要事。黎元洪知道段祺瑞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说自己想留在武昌协助整理军队，然后再进京。做事利索的段祺瑞哪里给黎这样的机会，半请半押地把黎元洪给弄到北京去了。到了北京，袁用欢迎孙中山的级别来欢迎黎，也算是给足了黎元洪面子，但里子却是寸步不让的斗争。
黎元洪本来打算去北京应付一下袁就回来继续当他的都督，所以把湖北的军权交由参谋长去管理。可是他刚刚过河，后面的桥就被袁世凯给拆了，黎刚走，袁就下达命令，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湖北都督。两个月后，等段祺瑞把湖北的军队裁编好了，袁世凯就派北洋将领段芝贵担任湖北都督，把黎元洪的老窝给彻底端了。而且颇具讽刺的意味是，袁世凯安排黎元洪住进了南海瀛台，这是当年慈禧太后软禁光绪皇帝的地方，实际上等于软禁了黎元洪。事实也是这样，黎领着袁的高薪，被严加防范，整天悠然自得，只剩下附庸风雅。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把黎给废掉。
面对如此打击，性格暴烈的人恐怕非要弄个鱼死网破什么的。黎元洪不然，虽然“遥望汉江，不禁泪下”，他还是忍辱负重，知其不可为而不为，深居简出，不问政治。从1912年12月到1915年10月，黎元洪在南海瀛台被“软禁”了近三年。但他的忍辱负重却换来了好时光，当上中华民国总统，虽然时间那么短暂。但如果黎要与袁世凯搞个鱼死网破的话，等待他的估计只有死路一条。
大事不糊涂
说到“大事不糊涂”，人们很容易想到宋朝的宰相吕端，说的是宋太宗赵光义欲立吕端为相，朝中大臣说，吕端为人糊涂，不能为相。宋太宗回答：“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决意让吕端为相。宋太宗确实看人甚准，吕端在任上果然为官持重，识大体，并屡屡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自己的主张，常常让宋太宗“犹恨任用之晚”。后世用“吕端大事不糊涂”来比喻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或在大是大非面前，头脑清醒，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能在此情形下做出正确判断的人，理应是吃得开的。
我们再来看黎元洪，不能不说，他看起来也是一副糊涂相，给人感觉往往被强人玩弄于股掌，其实他也堪称大事不糊涂，能够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判断，不给后人留下笑柄，也为他在政治上吃得开铺就了宽阔的道路。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过程中，作为袁世凯的政治盟友，黎坚决地站在了反对的立场。这一站不要紧，袁世凯一死，竟让他坐上了袁世凯的位置，这也算是大事不糊涂的收获吧。
袁世凯做了大总统后，在种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还想做皇帝。据黎元洪之子黎重光回忆，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么样？”黎元洪正色回答说：“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
从这句颇有含量的话语看得出，黎元洪虽然在政治上依附于袁世凯，以确保自己的地位，但是，涉及改变国体政体的大事，黎元洪丝毫不含糊，讲得入情入理，铿锵有力，让人不容辩驳。他是复辟的反对者，所以，袁世凯也不再跟他谈这事，只是一意孤行地搞他的帝制。
袁世凯伪造民意，先是拉起一个复辟帝制的班子“筹安会”，打着研究君宪的旗子为其称帝张目鼓吹，那些被袁世凯雇用的政客文人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纷纷拥戴袁世凯复辟，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甚至将北京的一些妓女、乞丐都调动起来到中南海门前去请愿，要求袁世凯称帝。
当时黎元洪兼任参政院院长，对于自己的政治依附者，以及如此“强大”的民意支持行为，黎是要表态的，可是黎又不敢公然得罪袁世凯，怎么办呢？黎元洪就以退为进，提出辞去副总统、参政院院长等职，貌似想回原籍休养，实是消极抵制，袁当然不会放虎归山。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貌似推却不了国民的盛情，接受民众拥戴，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并决定登基之前册封有功之臣。袁册封的第一个王竟是黎元洪――“武义亲王”，袁这一招很高明，黎元洪是“首义都督”，民国副总统，封其他亲王，把黎拉下水，一是黎元洪听话，二是具有示范效应。
但是令袁世凯没有想到的是，黎元洪拒绝领受，还公开发表声明说，“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元洪一人，受此王位，内无以对先烈，上无以誓神明。愿为编氓，终此余岁”。袁世凯需要黎这一个道具，因此派步军统领江朝宗袁宅宣封，刘成禺在其《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中对此事有十分详尽的记述，读来真是畅快：“朝宗捧诏前往东厂胡同，当堂三跪九叩首，长跪不起，双手捧诏大呼：‘请王爷受封！’……元洪深居不出，朝宗亦跪地长呼不起。对抗多时，元洪大怒，由旁房疾步而出，戟手勒袖，指朝宗面大骂曰：‘江朝宗，你怎么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
黎元洪一直是袁世凯的道具和棋子，这一回，一向唯唯诺诺的“泥菩萨”不再言听计从，在袁世凯的威逼利诱之下，竟然敢以死相抗，不仅令袁世凯对其刮目相看，也令其他政治势力刮目相看。这为他拓展政治舞台，赢得了不少的“加分”。果然，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扶正，这其中固然有多重原因，但不能不说与黎元洪在关键时候与袁世凯划清界限，站在民主共和这边有关。否则，一个站在专制立场，与复辟者同流合污的黎元洪，谁会选他当中华民国的总统呢？大事不糊涂，让黎元洪的政治生命在眼看着要凋零的时候，老树发新枝，获得新生命。
黎元洪不只有一面，而是多面人生，这个风云人物的多面性映照出历史的多面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其实也是历史的复杂性，有时不是人非要复杂，而是时势逼着人复杂，否则就会吃不开，混不好。这也算是“环境造就人”之一显例吧。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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