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济慈爱，成为他一生行医准则 1924年，王振义出生于上海，父亲是位银行家，家境殷实优渥。宽严相济的父亲，要求他虚心好学，为人诚实善良。 1942年，品学兼优的王振义，中学毕业后，免试升入震旦大学。选择专业时，父亲建议他学医，理由是，做医生不但有社会地位，而且薪水不菲，况且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受人尊敬。于是，他便选择医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1948年，王振义从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留在广慈医院（瑞金医院前身）担任住院医师，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行医生涯。
王振义从小受儒家仁爱思想熏陶。他觉得要想成为一名好医生，光有高超医术还不够，必须得有一颗仁济慈爱之心，这样才能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
那时的广慈医院是个教会医院。王振义亲眼目睹穷苦百姓因为囊中羞涩，只能吃最便宜的药，住条件简陋的病房，而那些财大气粗的达官贵人则成为医院“座上宾”。贫富尊卑如此落差悬殊，令初涉社会的他感同身受，从而唤起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怜悯之情。“穷苦百姓，贫病交加，让我开始有种做医生的自觉。”每当他坐诊，总会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为患者提供方便。
工作一年后，新中国成立，广慈医院也从一家教会医院演变成公立医院。而此时的王振义，也在这个新生医院里，找到了事业的立足点。他同那个时代的热血青年一样，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本职工作上。
1952年，全国各大医院院系调整，由大内科转向专业化。王振义觉得血液病比较简单，“拿个显微镜，看一下细胞怎么样，就可以诊断了”。
接触后，他才感到“简单”的血液病竟复杂得让他一时摸不到门道，还好，凭借扎实的医学功底，渐渐地对血液病产生了浓厚兴趣，在止血与血栓领域，他建立了甲型和乙型血友病的鉴别诊断方法，解决了不明原因出血等诊断和治疗问题，取得了一些成绩，令领导刮目相看。
1958年，瑞金医院收治了一些白血病患者，医院领导想锻炼一下王振义的能力，便腾出一间病房，让他治疗那些危在旦夕的患者。那时，可能是年轻气盛，觉得一腔壮志，终于有了施展的舞台，便向领导拍胸脯打包票：“请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能攻克白血病这个难题。”
当他一头扎进这个全新领域时，他才知道白血病到底有多么顽固和凶险，没有特效药，人一旦患上“血癌”，无论大人孩子，便等于被判了死刑，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死神降临。那一年，由他医治的六十多名患者，在他的眼皮底下一个个死去，无一幸免。作为医生，目睹患者痛苦死去，竟束手无策，他感到万分悲哀和良心不安。
这是王振义第一次遭受事业上的“滑铁卢”，以惨败告终。面对残酷事实，他开始反省，作为一名医生，光有雄心抱负，还远远不够，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研究。
就在王振义全力以赴投身到白血病研究之际，一纸调令，改变了他的人生走向。组织上将他安排到校本部，教书育人，从事病理生理学教学工作，直到1978年，他才得以重返医院，进行白血病临床研究。
所谓白血病，就是造血组织的一种恶性肿瘤，俗称“血癌”。当时限于医疗技术和条件，对白血病患者治疗，主要通过化疗来解决，但化疗是一把双刃剑，在剿灭癌细胞的同时，正常细胞也株连遭殃，且毒副反应大，加剧出血，从而导致患者死亡。
王振义在一则国外医学资料中得知，早幼粒白血病细胞，在特定条件下会发生逆转，也就是说，这些“为非作歹”的坏细胞，在科学家“诱导”下，可以“迷途知返，改邪归正”，变成正常细胞。这项令人耳目一新的医学创举，令王振义眼前一亮，他觉得既然无法消灭白血病患者血液中的癌细胞，那么另辟蹊径，化敌为友，不失为一个治疗新途径。
从此，王振义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上，勤勉攻关，孜孜以求。经过多年试验，终于在显微镜下，捕捉到奇迹发生：大量早幼粒癌细胞，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下，竟“改邪归正”，变成一个个发育正常的细胞。
呕心沥血的王振义，终于大海捞针，找到一把“金钥匙”，神奇破译了人类医学史上的“死亡密码”。
当有人听说这种药主要应用于治疗皮肤病，便半开玩笑道：“患者是白血病，你却用皮肤病的药治疗，这是缘木求鱼，治标不治本。”他不太在意别人说什么，事实胜于雄辩。
诱导分化疗法，首开世界医学先河
就在这时，医院送来一位五岁患者小怡君，患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与其他类型白血病相比，此种类型发病急，凶险异常，病人从诊断到死亡只有一周时间。由于出血量大，感染严重，送来时，小怡君已昏迷不醒，奄奄一息。
孩子母亲心痛欲裂，整天以泪洗面，恳求王大夫救女儿一命。王振义诊断后，建议道：“孩子病情危重，常规治疗已起不到作用，必须启用全新疗法。”孩子母亲听罢，像溺水之人突然抓到救命稻草：“不管使用哪种办法，只要能救活孩子的命就成！”
命若危弦的小怡君开始接受王振义的全新疗法。由于该疗法试验，都是在体外进行的，临床上从未应用过，治疗过程变数多，谁都无法保证万无一失，因此王振义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同是医生的妻子，不无担忧地提醒道：“人命关天，万一发生意外，怎么向患者家属交代？”王振义说：“凡事总有第一次，总会伴随风险，如果成功了，不知能挽救多少濒危生命，所以作为医生，别无选择，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做！”
为此，他经常深入病房跟踪诊察，细致入微地捕捉孩子病情的蛛丝马迹。用新疗法治疗三天，小怡君奇迹般地睁开了眼睛。一周后，病情趋于好转。当临床医生对他说：“患者病情得到了控制，白细胞明显增高，就连坏细胞也开始变好了……”虽然心里有底，但这么好的疗效，还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欣慰不已，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经过一个月的系统治疗，小怡君的白血病终于得到遏制，血液中的坏细胞都脱胎换骨，弃恶从善，成为患者体内的正常细胞。为了巩固疗效，王振义建议患者家属，再治疗一段时间，等孩子病情稳定再出院不迟。
时光荏苒，当年被王振义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小怡君，如今已是外企白领，身体健康，与常人无异。她也因此成为国际上应用全反式维甲酸诱导分化疗法治愈的第一人。
王振义曾幽默地说：“如果说白血病是个凶残杀手的话，那我就是杀手中的‘杀手’！”
此后世界各国都先后证实这种治疗效果显著。APL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已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成为世界第一种可以治愈的急性白血病。
中国在白血病领域的这项尖端技术，震惊了世界，被国际血液学会誉为“上海方案”。1996年6月15日，王振义因此获得凯特林金质奖章，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他也因此跻身世界该领域一流科学家行列。
就在王振义潜心研究白血病之际，从江西上饶来了一位名叫陈竺的知青，跟他一起进修。一般来讲，那拨上山下乡知青，整天净搞运动了，文化底子薄，学习吃力。但接触时间长了，他开始对陈竺刮目相看，学习勤勉刻苦，为人正派朴实，是难得的可塑之才，并对其寄予厚望，常找其谈心，鼓励他上进：“趁年轻多学点，为将来成功打基础……”在他栽培提携下，陈竺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看着弟子如此上进，王振义深感欣慰，他语重心长地对陈竺说：“要想当好一名合格的血液病医生，光有冲天干劲还不行，必须在专业技术上更上一层楼，要不你考我的研究生吧！”恩师如此看重自己，令陈竺感动不已，更激发了他的满腔学习热情。
如今已是卫生部长的陈竺，曾回忆道：“王教授耐心地为我补习专业外语，还一起撰写论文。但每次发表论文，他既不是第一作者，也不是通信作者。他跟我解释说，如果自己成了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你们年轻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恩师的人格魅力，对陈竺影响很大。
经过一年多刻苦学习，陈竺的专业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在研究生考试中，一鸣惊人，以总成绩第二，血液学专业第一的骄人成绩，如愿以偿成为王教授的得意弟子。
由于学业优秀，陈竺毕业后留校任教。为了弟子能尽快成长起来，王振义不断给他压担子，让他承担难度相对较大的科研课题，直到他能独当一面，挑起大梁。
当时，高等学府论资排辈现象严重，陈竺是主治医师，职称的弱势，限制了他参与重大课题研究机会。陈竺的能力和业绩摆在那里，有目共睹，不能埋没人才。为了弟子的前途，王振义多方奔走游说，终于为陈竺赢得了教授职称。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提拔学生，无可厚非，但这样做是否太冒险了？”王振义说：“我觉得我做得没错，陈竺是我的学生不假，但他已经达到这个境界，唯才是举，就该把他提拔上去，让他有更大的作为……”
三年后，陈竺渐渐羽翼丰满。为了给弟子一飞冲天的良机，王振义力荐他和他的妻子陈赛娟赴法留学。陈竺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研究所进修，主攻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探索白血病研究，并获得巴黎第七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陈竺学成回国后，又回到恩师王振义身边。当时王振义已组建了上海血液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在陈竺回国七年后，王振义觉得弟子已成大器，能够担负起所长重任，便决定让贤，急流勇退，将所长位置移交给弟子。
当时至交老友都替王振义惋惜：“你说你奋斗了一辈子，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再努把力，就修成正果了，结果功亏一篑，凭你的精力和体力，完全可以再干几年都没问题，并没人要求你非退不可……”王振义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人生过程，就是个抛物线，任何人都有上升、达到高峰和下降的时候，当你在顶峰的时候，就要考虑下来，将位置和机会让给年轻人，我觉得老年人就应该有‘化作春泥更护花’的精神……”
胸怀壮志，荣华视流水
王振义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也是一位爱才惜才的教育家，行医从教六十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血液学专家，可谓桃李满天下。
他的学生陈国强，回忆起当年的情形，那时根本没电脑，导师在他的论文上一遍遍修改，精益求精，密密麻麻的文字，倾注了导师大量心血，然后找他谈，为何要这么改。接下来，陈国强再重新整理抄写，那篇论文王教授先后改了不下十遍，陈国强也跟着抄了十遍，焦头烂额，如果合集成册，都能出书了。陈国强说：“那时，王老担任二医大校长，白天公事缠身，只能在晚上牺牲休息时间修改论文，他多次把我叫到家里共进晚餐，撂下碗筷，进入正题，探讨论文，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次倾心交谈，恩师那种诲人不倦、甘当人梯的精神，深深镌刻进我的心里。”
严师出高徒，在王振义的精心栽培下，陈国强很快在国内血液学领域崭露头角，取得了不俗业绩。如今已是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他说：“如果说我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也是站在恩师肩膀上取得的。”
有人说，王教授这个“伯乐”不简单，培养出的“千里马”，都是世界级水准的顶级人才：中科院院士，卫生部长陈竺；中科院院士，上海血液研究所所长陈赛娟；国家“937”计划最年轻的首席科学家陈国强等。
“我一直以学生为荣，看到学生超过自己，这是当老师的最大欣慰。”
在学生们眼里，王振义虚怀若谷，严谨求实。他曾谆谆教诲弟子：“做学问最忌讳浅尝辄止，华而不实，一定要脚踏实地，深入钻研探索，任何投机取巧想走捷径的做法，都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2002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有个抗白血病药物，水溶性差，实验效果不理想，课题研究陷入低谷。期间，他听说郑州大学某教授，在这方面研究成果显著，不顾年迈体弱，执意登门请教。作为这个领域的世界级权威，他却对随行弟子说：“做学问就是这样，即便是院士，在自己不懂的问题上就是一个学生。”当郑州大学接待同志听说眼前这位登门请教长者，竟是享誉世界医学界的“诱导分化第一人”时，顿时肃然起敬，被他诚恳谦逊的品格所打动。
时至今日，耄耋之年的王振义，精力充沛，思维清晰，仍坚持每天上午9点到实验室，每周四要到病房查房，坚持上网学习和研究疑难杂症。
1996年王振义被授予求是杰出科学家奖，获得一百万元奖金，他把绝大部分钱资助了血液学基础研究，但他拒绝以自己名义设立血液病基金的建议。
一个“爱”字，贯穿了王振义六十年行医生涯。跟他共过事的同事都有同感，他对病人的爱，是发自内心的。“在所有职业中，最能体现爱的工作有两种：教师和医生，这两个职业都会聚我一身……”他说，“将爱留给病人，不但是医德表现，更是一个医生的天职。”
作为一名多年一线临床医生，他切身体会到病人看病难，因此他是最早提倡拒收红包的专家。不过，有一次他竟破例收了一位患者的“礼物”。
那是个挣扎在白血病死亡线上的患者，万念俱灰。王教授开导她：“一定要坚强起来，白血病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可怕，只要积极配合治疗，还是能康复的。”在他的鼓励下，那位患者渐渐走出绝望阴影。一次，王教授查房时，发现她在衣服上刺绣。他赞叹道：“绣得真漂亮，没想到你这样心灵手巧，等病愈出院后，可以把手绣衣服作为谋生手段了……”等那位患者出院时，便把这件手绣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他说：“作为医生，不仅要治愈患者肉体伤痛，更要治好他们的心灵创伤，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活得健康快乐……”
由于王振义在世界血液学领域贡献卓越，他荣膺过世界上很多医学最高奖项，被誉为“大满贯”科学家。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里，却很少见到奖杯和证书。他说：“光荣属于过去，荣誉归功于集体，个人没啥好炫耀的。”如此淡泊名利得失，倾心科研攻关，才能引领中国血液学，一次次冲向世界医学巅峰。
“当初为什么不申请专利？”王振义说，“如果申请了专利，那么就会加重患者经济负担，他们本来因病致贫，甚至倾家荡产，如果再在他们身上发横财，就相当于落井下石，趁火打劫，这与我们医德背道而驰。作为医生，我更愿意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造福全人类，挽救更多的危亡生命。”
王振义家里悬挂着一幅清淡幽雅的《清贫牡丹图》，陪伴他很多年了，诠释了他一生为学、为人、为医、为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说：“这幅画，表达的是清静向上的意思，做人要有不断攀高的雄心，但又要有一种自我约束力，以事业为重，看淡名利得失，这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相信做人最本质的东西是，胸怀壮志，荣华视流水。”■
（责任编辑/谭玉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