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他”:教我如何不想他

   1981年,赵元任在参观访问母校清华大学时,情不自禁地演唱了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他?
  
  月光恋爱着海洋,
  海洋恋爱着月光,
  啊!这般蜜也似的银夜,
  教我如何不想他?
  ……
  
  那优美而舒缓的旋律,深沉而饱满的激情,深深地打动了周围人的心。这首20世纪20年代的歌曲,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从国内到海外,一直传唱了半个多世纪,也成就了他们俩一段特殊的友情。
  
  在国内无缘相见
  
  赵元任1892年11月生于天津,祖籍江苏常州。他是清代大学者赵翼的后裔。父亲是前清举人,母亲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女性,能写诗,能填词,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唱昆曲。母亲对他的艺术学养影响很大。他十二岁时父母亲相继过世,后来回到常州大伯母家,学会苏州方言,并开始接受新式学校教育。他受到梁启超《新民丛报》的影响,十五岁赴南京考取江南高等学堂预科,受到全面教育。在这所学堂以第三名结业后,于1910年7月参加留美考试,名列第二(胡适与他同期考试,名列第五十五)。
  赵元任来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他博学多能,兴趣广泛,除主修数学外,还学习物理学、哲学及语言学、音韵学,特别是对音乐有很大的兴趣,并正式选修音乐课程,学习和声学,学弹钢琴。四年后,赵元任获数学学士学位。1915年9月转入哈佛大学,三年后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受聘于母校康奈尔大学,任物理学讲师。
  赵元任有两个兴趣,一个是语言学,一个是音乐。在康奈尔大学,他阅读了大量语言学书籍,经常与胡适谈论中国语言问题,他们合作撰写了关于语言问题的系列文章,发表在《中国留学生月刊》上。
  赵元任还对音乐入了迷,他省吃俭用买了一架二手钢琴,几乎每天都要练钢琴,有时弹得过晚,楼下的同学以敲暖气管来抗议。
  刘半农比赵元任大一岁,名刘复,生于1891年,江苏江阴人。他的家境比较清贫,父亲中过秀才,在江阴与他人共同创办了最早的翰墨林小学。刘半农就在那里上完了小学。十四岁时,刘半农考入八县联办的常州府中学堂。他自小聪明慧颖,学习刻苦,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被学校列入“最优等”学生。1910年,二十岁的刘半农中学还未毕业,就与朱惠结了婚。两年后,他与二弟刘天华到上海创业,他先后担任《中华新报》和中华书局编辑,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个时候,他以“半侬”为笔名,发表过大量旧体小说和译文,有的作品多少带点“鸳鸯蝴蝶派”的情趣和笔调,由此却获得了不小的声誉。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刘半农也为《青年杂志》写稿,后来成为这个刊物的重要撰稿人。陈独秀独具慧眼,从刘半农作品中看到了他思想的敏锐,笔力的泼辣,并对他进行过鼓励和指点。这改变了刘半农一生的道路。1916年,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学,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就向蔡元培推荐了刘半农。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他,居然能登上最高学府的讲堂,不要说在当时人才济济的北大,即使在今天也是很难想象的事。
  刘半农任教于北大之后,还参与编辑《新青年》。这时他做的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与钱玄同一起,演了一出“双簧戏”。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文化和文言文,提倡新文化和白话文,遭到了社会上许多人的攻击以至谩骂。1918年2月,刘半农与钱玄同商量,由钱玄同汇集了反对者的各种观点,用旧式文言文的形式,不加标点不分段,以“王敬轩”为名写了一封极力诋毁白话文的信;同时由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的名义,针对王敬轩信中的观点,用白话文写了一封复信,逐条对其进行批驳。后来,以《王敬轩君来信》和记者刘半农《复王敬轩信》的名义,同时发表在《新青年》上。刘半农的复信,洋洋洒洒一万余言,纵横捭阖,力透纸背,痛快淋漓,击中要害。这个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推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此外,刘半农还是早期白话诗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他写了不少新诗。这个时期,刘半农发表的作品,全部署名都用“半农”,以示与上海滩的带有香艳味的“半侬”的彻底决绝。
  1920年8月,赵元任接受清华学校(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的邀请,回国任清华学校语言学教授。本来他在这时完全有机会结识刘半农,但刘半农却在半年前出国留学去了,他们也就无缘在国内相见。
  
  结识于巴黎
  
  刘半农在北大教课,学生反响很好,作为《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很有成效,在社会上也有不小的名气,但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国留学呢?问题可能还是出在他的学历上。据说在《新青年》推选编委时,有人提出来编委的学历问题;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他跟随陈独秀、胡适冲锋陷阵,社会上有人讥讽他:“你也配吗?”连他写的文章,也有人批评“浅”。这些闲言碎语,刘半农不可能没有耳闻,也不可能不对他造成某种刺激,于是他决定出国留学,以改变他的处境。鲁迅就说过:“这些背后的批评,大约是很伤了半农的心的,他到法国留学,我疑心大半就为此。”但从刘半农来说,他也意识到自己没有受过完备的教育的缺欠,确有进一步求学的愿望。
  1920年2月,年已三十岁的刘半农带着妻子和女儿,由上海起程赴英国大学学习。后来考虑到英国学费昂贵,他于第二年6月迁居法国,转入巴黎大学学习,并在法兰西学院听课。
  赵元任在清华学校只待了很短时间,又应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于1921年8月赴美执教中国语言学。两年后,即1923年5月,清华学校正在酝酿成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梅贻琦和副校长张彭春来函又邀请他回国任教。赵元任经过认真考虑,最后还是选择了回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来他毕竟是由清华派遣出国的,二来国学研究院将来在学术上大有可为;此外,学校还提供他赴欧洲考察进修一年的机会。从1924年6月,赵元任带领夫人杨步伟与两个女儿,开始了在欧洲考察和进修一年的生活。在那里,他学习语言学,拜访著名的语言学家,参观语音实验室,并和家人游览欧洲胜地。
  就在法国巴黎,赵元任结识了正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刘半农。
  这时的刘半农,由于经济困难,生活十分拮据。来时一家三口,在伦敦又生了一对龙凤胎,家庭负担很重,常常有断炊之虞。1921年9月5日,他给北大的朋友胡适的信中说:“我近来的情形,真是不得了!天天闹的是断炊!北大的钱,已三月没寄来……但除闭眼忍受之外,也就没有别法。”甚至在信中还喊出了“救救我吧”的呼声。
  在巴黎,赵元任费了好大周折,才找到了刘半农的住所。此前他们都知道各自的文名,只恨今日相见甚晚。赵元任看到,刘的住房很拥挤,一家大小都挤在一起,既是生活场所,又是工作室。刘半农的家境虽然很艰难,但他却能安贫守拙,不与人交往,专心读书和研究。他们都是学语言的,又有多方面的共同爱好,交谈十分融洽。赵元任了解到,刘半农这时一面正在准备博士考试,一面还在研究“声调推断尺”的发明。赵元任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他要给半农一家拍张照片留念。半农笑着说:“我们这一家在此苦挨着过,就是为了要得个臭博士学位,中国的钱也不来,我们过得像叫花子一样,就给我们拍一张叫花子相吧!”
  1925年3月17日,刘半农进行法国国家文学博士答辩。由于赵元任与几位主考官相识,他被允许进入考场进行拍照。整个答辩会严肃而隆重,长达六个小时之久,中间只能短暂休息,可以吃点茶点。考完后,考官们进入另一房中进行秘密商议,刘半农已经考得疲惫不堪,两手撑着头靠在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主考官们走出室外,向刘半农祝贺,宣布他的答辩通过,授予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当晚,赵元任夫妇请刘半农一家吃晚饭表示祝贺。
  本来,他们事先已约定好,等刘半农答辩通过后,两家一同回国,并预订了4月下旬由马赛驶往上海的船票。但在行前不久,法国最高文艺学院宣布,要授予刘半农语言学专奖,还要举行一系列仪式与活动。这样,他就无法按原定日期成行。4月30日,赵元任一家由巴黎乘火车去马赛,刘半农一家到车站送行,他们相约不久在国内见面。直到8月,刘半农在巴黎参加完颁奖仪式,他一家人才带着大批语言学仪器,由马赛起程回国,重回北大执教。
  
  刘半农首创“她”字
  
  这样,他们在国内又见了面。
  赵元任回国后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四大导师”。刘半农回国后,在北大任国文系教授,兼任研究所国学导师。
  1925年9月下旬的一天,同在语言和音韵学方面有研究和造诣的赵元任、刘半农、钱玄同、黎锦熙、汪怡,在赵元任的家中聚会,其间刘半农提议组织“数人会”,立即得到在座各位的积极响应。于是,他们(加上后来的林语堂)第二次在赵家聚会,“数人会”正式成立,此次推选刘半农为主席,并约定此后聚会主席轮流坐庄。他们取名“数人会”,源自于隋代音韵学家陆法言在《切韵》序中说的:“向来论难,疑虑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在成立后的一年间,“数人会”开会二十多次,经过充分的讨论,最后由赵元任主笔,写出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的意见稿本。这个意见,先由教育部所属国语统一会讨论通过,于1926年11月公布。两年后,即1928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后改大学院)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从此我国国音字母有了两种形式,第一式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为国语罗马字。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推广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就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补充、修订和完善后形成的。
  对于赵元任和刘半农来说,他们还有写诗和作曲的共同爱好。
  在欧洲留学期间,刘半农一直坚持诗歌创作,几年间大概写了近百首诗,后来都收集在1926年出版的《扬鞭集》中。
  而对音乐的特殊爱好,则贯穿于赵元任的一生。
  1920年9月4日,刘半农离开祖国大半年后,在英国伦敦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最初他题为《情歌》,两年后,即1923年9月26日,在北京《晨报・副镌》上发表时,因为诗中每段最后都有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于是就将题目改为《教我如何不想她》。说起这个“她”字,这还是刘半农的首创,此前在中国文字里,表示第三人称的,无论是男是女,只有一个“他”字。刘半农在白话文写作实践中,深感一个“他”字,分不出男女的性别,很容易引起读者的误会,于是就大胆地创造了一个“她”字,以示与男性的区别。现在看来这已是属于常识的事,但在当时却引起不少人的非议,刘半农为此还专门写过一篇《“她”字问题》,与反对者进行辩论。鲁迅就说过,如“她”字的创造,在十多年前,“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
  1926年,赵元任为刘半农的这首诗谱了曲,在收入《新诗歌集》时,他有意识地将原来的“她”字改成“他”字(这自然是征得刘半农同意的)。刘半农诗原名《情歌》,后来又明确改为《教我如何不想她》,这个“她”字,似乎加强了表达男女之间的感情。但从刘半农当时的具体处境看,他一家大小身居异国他乡,他多次流露出对祖国的留恋和怀念,所以他的这种表面上的男女之情,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祖国的一种深情和怀恋。所以赵元任谱曲后就把歌名又改成了《教我如何不想他》。这首歌曲大受欢迎,流传很广;同时也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常常有人问:“这‘他’究竟何所指?”赵元任既深知刘半农,也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说:歌词是刘半农当年在英国写的,有思念祖国和念旧之意;这个“他”,可以是男的、女的,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
  赵元任非常喜欢这首歌曲,1935年3月,他在上海百代公司灌制了一组歌曲,其中就有《教我如何不想他》。当时还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一帮喜欢这首歌曲的青年,听说有一天赵元任在刘半农家中吃茶,因为他们没见过赵元任,就到刘家来看他,猜想写这样歌曲的人一定是位“帅哥”,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于是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来共饮一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其实,当时的赵元任不过三十五六岁,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哪能是诗中说的“一老叟”呢?
  
  刘半农英年早逝
  
  刘半农在语音学研究上多有建树,特别是经过多年积极筹建,终于在1929年年底正式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语音乐律实验室,并由他担任实验室主任。其后,他也经常到各地考察方言、音韵和民俗。1934年6月19日,他带了助手以及工作人员一行五人,由北京出发到绥远一带进行考察。他们到包头考察后,又抵达呼和浩特,然后进入阴山,到了达尔罕旗地的百灵庙,夜宿于集义公店。7月2日,他们一行返回呼市,又赴大同,于7月7日抵达张家口。这时,刘半农开始发低烧,感到身体不适,但他还是坚持为第一师范讲演。直到高烧至三十九度,无法支持,才于7月9日抱病登车返京。不想他又为庸医误诊,病情加重,在7月14日才送入协和医院,被诊断为回归热病,但为时已晚,回天无力,下午就离开了人世。
  一个生气勃勃的刘半农,突然去世,给北大,给他的亲朋好友留下了无限的怅惘与惋惜。北大在景山东街二院大礼堂为他举行了肃穆的追悼会,缅怀和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作家、诗人和语言学家。礼堂内外,挂满了亲朋好友的挽联与挽幛,其中赵元任的挽联是:
  十载凑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
  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这挽联,语意双关,堪称绝品。他举出他们之间交往最突出的两件事,一是为刘半农的词谱曲作歌,二是他们的“数人会”讨论罗马字母;然而他们合作的最受欢迎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如今竟成为赵元任对挚友最深情的哀叹。
  1982年2月25日,九十高龄的赵元任,走完了他漫长的人生道路,病逝于美国。根据他的遗愿,孩子们没有举行任何丧事的典礼仪式,只是由他的大女儿赵如兰给亲友们写了一封信,报告父亲去世的消息。但他服务了近三十年的美国加州大学,还是举行了赵元任先生悼念会,特意演奏了他最爱唱的、也流传了半个多世纪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来寄托对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的思念。■
  (责任编辑/刘晨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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