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现代转折时期的特殊人物，曾在军阀混战中独霸川康二十年，占据七十余县，拥兵数十万：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稳定发展而工作： 他从军从政一生，雄心壮志，经历刀光剑影，晚年回归平淡，教导子嗣“搞政治没意思”。
在弥留之际，他反复跟家人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他就是“西南王”――刘文辉。
我的祖父刘文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 他1895年1月10日 (甲午年腊月十五)出生于川西平原上一个普通农家。在家乡受过家族私塾教育以后，于十三岁(1908年)离家到成都考入公费的四川陆军小学读书，此后又考入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二期。1916年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回四川从军。时值辛亥革命后的动荡年代，祖父在内战中逐渐崭露头角，十年中从一个下级军官变成四川军政界的一个重要人物。他曾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军长、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主席、西康省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林业部部长等职。在其军事、政治生涯中，经历过�战、经边、反蒋、联共、起义等活动。祖父的一生曲折跌宕，可以看做中国近现代社会大转折的一个缩影。
虽然从书上读到过一些有关祖父的被描写得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但是我多年所接触到的不过是一些寻常事情。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祖父就逐渐离开了政治，过上相对平静的生活。开会、会客、读书、看报、散步、休假、生病、住医院、给后辈一些关心……和那个时代的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走他们的生活之路。即使是“文化大革命”申的抄家，也不过是和那时的一些人同样的一种经历，而且因祖父的特殊身份和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所受的冲击比其他许多人要轻得多……
从重庆戴家巷到北京史家胡同
我1951年5月出生在重庆。那时祖父、祖母、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哥哥和姐姐，一家人住在重庆市内的戴家巷。我出生后一年，即1952年，父亲去了北京。1953年，母亲带着姐姐也去了北京。哥哥和我就留在祖父、祖母身边生活。那时，祖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在重庆戴家巷时，我对祖父的记忆只是觉得他的话不多，我们玩的时候他有时在旁边看看，神闲气定。但我从来没有他逗我或哥哥玩的记忆。后来，祖父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我和哥哥又随祖父、祖母来到了四川省会成都。
在成都，我们住在新南门外十七街三号。
在成都期间，有规律地和祖父、祖母一道进行的活动，除了吃饭之外，应首推晚饭后的“转田坝”。
晚饭后，只要天色不太晚，祖父、祖母就带上哥哥和我去“转田坝”，我们总是沿着田间的小路、田埂走去，直到暮色朦胧时，方才返转归家。
转田坝时或碰到农人和附近的居民，祖父有时和他们攀谈一阵，也有人和他打招呼。有一次我听到有人称他“刘主席”，觉得好生奇怪，我们耳边听到主席二字总是和“毛”联在一起，怎么现在出来“刘主席”了?回家后，我当成个玩笑事情和祖父说：“你咋个成了刘主席?”他笑笑没有回答我，只说了句：“三家伙!”(我上有哥哥、姐姐，排行老三，故有此诨号。)他应该是觉得和我这种不懂事的孩子说明政治体制上的事情太麻烦了。
1959年春季，我和哥哥得知，我们将在暑假期间随祖父、祖母迁居北京，我们将和分别多年的父母、姐妹以及出生在北京的两个弟弟团聚了。
1959年暑假期间，祖父、祖母携带哥哥和我离开了成都。此一去，祖父、祖母直到去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祖父调北京任林业部部长后，其生活安排，直接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迁居北京之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曾提供了两套住宅由祖父选择。一套位居西城的大水车胡同，一套是东城史家胡同二十三号。最后确定在史家胡同。祖父做出这种选择，主要是出于对孙辈上学受教育的考虑：史家胡同小学是北京市乃至全国著名的小学，教学质量一流。
祖父从1959年到北京时起，直到1976年6月去世，这个院子一直是他的家。
“文革”中的祖父
到北京后，祖父一边工作，一边督促孙辈们学习，生活很平静，即便是自然灾害时期，日子也安然地度过了。可是这样的日子随着“文革”的到来结束了。
大约那年8月初，祖父接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电话，嘱告如果有红卫兵到家里来，不要与他们对抗。于是，祖父、祖母和全家上下都做好了被抄家的思想准备，并着手必要的清理。大客厅里悬挂的字画取了下来，把一些老照片烧掉，这些事做起来都是很容易的。比较麻烦的是家里设的经堂里那些为数不少的佛像。在“破四旧”中，砸毁佛像的事已有耳闻，祖父、祖母显然不愿意家中经堂里的佛像遭受这样的命运。考虑之下，祖父给当时的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挂了电话，商量是否可能将佛像送到某个安全的宗教场所，如寺院中。以免被毁坏。徐冰部长显然尊重祖父的意见，他安排将这批佛像送到雍和宫。由于事先有这样一个安排，因而在后来的数次抄家中，未曾出现在某些地方出现过的损毁佛像的事。现在想起来，徐冰部长当时能做出这样的安排是很负责的。其实，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被批判(此后很快便被打倒)后，徐冰部长本身的政治命运也是山雨欲来――不久，他也被打倒了。
一天，家门口出现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上说，这个院子里住着刘文彩的弟弟，他这样的人，现在竟然还住着这样好的房子；这个院子里，还住着尼姑等等。第二天，母亲刚下班回家，就有红卫兵上门(1965年以后，中央缩小了武装警卫的范围，对祖父不再配有武装警卫人员)。他们问母亲，这座房子是谁的?母亲告诉他们，房子是国务院的。红卫兵们没有做什么，就走了。这件事，使家里人意识到，抄家随时可能发生。
一天晚上，我刚刚入睡，就被父母喊醒，说红卫兵来了。大客厅里灯火通明，祖父、祖母、父亲已经坐在沙发上，周围有一些红卫兵，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我们到了以后，也都坐在那里。
一个领头的高个红卫兵对祖父说，我们是二十五中和女十二中的红卫兵，今天是来采取革命行动的。
另一个红卫兵对祖父说，你的历史我们都是清楚的。我们知道，1949年，你采取了起义行动，今天，我们希望你再采取一次起义行动，把你们的财产都主动交还给人民。
祖父示意祖母带红卫兵去取。
对祖父、祖母交出的财产，红卫兵们一一登记。
然后，他们又到各个寝室打开柜子搜查。“你们哪里来的军帽?!”一个红卫兵拿出一顶有“八一”五角星的军帽质问我和哥哥，似有要没收的架势。“那是祖父起义时留下的，作纪念的，不要拿走。”我们回 答。帽子被放回去了。
搜查结果，没有再发现什么。红卫兵撤了。
红卫兵走后，祖父向我们简单讲述了我们到客厅去以前的情况：祖父听到外面有动静，就出来到院子里查看。这时，正好碰到几个红卫兵迎面过来。“这里有个老头!”有一个人喊起来。顿时，祖父被围住。“你是不是刘文辉?”有人问。“我就是。”祖父回答。随后，就进到屋里……
在这批中学红卫兵抄家后的几天，又来了一批北京工业学院的红卫兵。
这次抄家中，抄出了还没有来得及送到雍和宫的唐卡以及经堂中的其他器物。当时，家里人以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都向红卫兵说明，这些物品经过和统战部联系，是准备送到雍和宫去的，佛像已经送走，这些是尚未送走的部分。这样，由祖父的司机开车，装上经堂器物，带上两个红卫兵，前往雍和宫。
这批红卫兵在家里的活动持续了两三天。
在这种不时发生的搅扰中，年过古稀、本来心脏状况就不太好的祖父更感觉身体不好，但并没有去医院，
这种来来去去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一周，家中只要是没贴封条还能打开的柜子、抽屉都被打开来翻过，搞得乱糟糟的。
我听到他们几个红卫兵领导议论说(他们并未避讳我在场)，这样下去不行。于是，他们向祖父提出，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去。祖父同意了。我和他们一起走到前院的车库。临走，一个四方脸宽肩的红卫兵回头说：“你们放心。”两个红卫兵和祖父一起上车去了。
过了一阵，祖父的轿车载着两个红卫兵回来，车上却没有祖父。回来的红卫兵说，祖父生病住院了，这些红卫兵撤走的时候，领头的留下了联系电话，交代说，有什么事情可以找他们，并且说，他们在我家对面的“少年之家”活动站中设了联络处。
祖父没有回来，我心里略微觉得有些不安，但从北京工业学院那些红卫兵的举动中，我直觉到没有出什么大问题。我可以感觉到，祖母、父亲、母亲的心情也有些忐忑，不过，谁也没有说出来。大家都在等待消息。
晚上，接到祖父打到家里来的电话，说他在医院很好，至于住的是哪个医院，他也还没有搞清楚。接到电话，全家上下都放心了。在家里的人，都和祖父说了几句话。以后，祖父每天都打电话回来。祖父在医院一直住到9月15日到天安门参加毛泽东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这次活动后就回到了家中。祖父回家后说，估计住的是三○一医院。
祖父出生于动荡的年代，他前往西安上陆军中学的1911年，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从他的青年时代到壮年时代，学生运动多有发生，他对此并不陌生。对于学生运动，他还多有积极评价。抄家的事，也并非第一次遭遇。成都的家和大邑的老家，在起义后被胡宗南部队相当彻底地抄过。成都的家，抄过后还暗布了许多雷管。在胡宗南部队撤出成都、共产党的部队还没有进入的权力“真空”期间，有趁火打劫的小偷溜进家里，不料运气不好，踩中雷管引爆，连人带一座楼都被炸飞了。至于财产，在祖父决心走到共产党阵营中来以后，便已做好交出的准备。田产、房产在50年代早巳上交国家，留下的一些动产，如果政府认为需要交出，交出就是了。在这个方面，祖父是早已想清楚了的。
在几十年中，祖父都是在刀尖锋口上行走的人，风风雨雨已成生活中的一部分。有两次，他面临是否携财产到海外作赋闲寓公的选择：一次是在30年代初期反蒋失败以后；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但这两次可能的选择，都被他否定了。他是那样一种性格的人：自己既然做出了选择，那么选择所带来的兴衰荣辱自己就必须承担――这是选择题的应有之义。我从未听他抱怨过任何人和事，抄家以后也是这样。
祖父回家后，不知从哪个部门又安排来一个非武装警察，住在前院的传达室里，以加强保卫。那时，针对共产党外人士的抄家风潮已经过去，此后也没有红卫兵再兴师上门。
祖父本来就很少自己上街，只是偶尔到史家胡同西口的东风理发店理个发。抄家后，就更不出门了，理发的工作就由我来承担。祖父从上军校时起，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当时军旅生活的习惯――理光头。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样式上的要求，只要理光就可以。
当时，我既无可能参加红卫兵，也无兴趣参加学校批斗校领导、老师的行动，遂采取了“逍遥”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越来越集中于共产党内的领导，祖父以及这个家也不再被注意。加之祖父还不时出席一些有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出场的活动，名字在报纸上不时出现，史家胡同二十三号由8月的革命闹市变成了闹中取静的地方。
祖父为我给周总理写信
1971年发生了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这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影响很大，不仅在思想上，而且也随着此后的某些人事和政策调整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针对知青的招工逐渐有了，推荐上学的少量机会也出现了。这些变化，使知青们有了新的选择的可能。
我在这些新的可能面前，做了两种准备：一方面试图把握新的机会，找到新的生活方向；另一方面，在没有机会的时候，像往常那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那时，我最想得到的机会是上学，但那又谈何容易。考试制度被取消后还没有恢复。能上不能上，是依靠地方的推荐。争取被推荐的竞争十分激烈，我的条件没有优势。
为招工和上学这类事情，我曾到插队所在地山阴县的知识青年办公室去谈过。那里的办事人员曾好心地对我说：“你这种情况，没有上面说话，下面很难办。”看来这是大实话。
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暗暗着急。他和祖父谈了我的情况，探讨是否可能由祖父给周总理写一封信，从“上面”解决问题。
大约是1973年到1974年间，祖父专门为我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的孙子刘世定到农村插队已经多年，在那里锻炼、学习，有不少收获。现在，插队知青已经有了被招工、被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我希望，他也能够得到这样的机会。
后来，我听对县知青办公室比较熟悉的同学说，县知青办公室接到雁北地区知青办公室的电话，问是否有一个叫刘世定的知青，说周总理对我的情况有一个批示。我便写信去问父亲，父亲回信说，总理在看到祖父的信以后做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对刘文辉的孙子，应该和其他人一样，以个人表现为标准，不能因为是刘文辉的孙子，而在招工、上学等方面予以拒绝。
1974年冬，大同铁路分局到山阴县知青中招工，我报了名。这次我十分顺利地被录取了，分配到朔县车务段。12月24日，我离开四里庄，距离我到这里插队时整整六年。
“我自己可以!”
1972年11月底，我回到北京时得知，祖父前些时候在卫生间滑倒，导致胯部骨折，随即送医院治疗。因为怕我担心，所以家里没有写信告诉我。我见到祖父的时候，他的骨头已经接好， 腿上的石膏已经拆除了，但是，行动还不便，特别是起身时，需要人抱起来。而且，由于年龄大，躺的时间比较长，受伤那条腿的脚腕僵直，因此伤愈后重新站立时，腿脚之间不能恢复到九十度状态，行走需要人搀扶。
我和哥哥每次把祖父从床上抱起来的时候。他总是要说：“我自己来。”但那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也不能让他硬去做这样的尝试。终于有一天，祖父发火了。这是我平生见到的他唯一一次发火。
“我自己可以!”祖父大声喊道，声音大得出奇。
“你现在自己咋个可以嘛!”我说。
“在床头拴一根绳子，我自己拉着就可以起来厂他声音还很大，激动之中。居然还提出一个方案。
“你这个床头，连拴绳子的地方也没有。房梁上，你看，哪里能拴?咋个拴绳子嘛?你这个想法根本不现实。”我说。
祖父不说话了。
一会儿，他说了句：“唉，我是不想耽搁你们。”
其实，祖父是个极好强的人。或者是出于天性，或者是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或者是当统领时间长了，祖父有这样的心理倾向：希望荫庇他人，而不愿意轻易接受他人照顾，现在，受伤了，每天需要后辈的照顾，他觉得他在“耽搁”我们，其内心的难受是可想而知的。他不是那种因得到儿孙的照顾而感到满足的一般的老年人。
他这种心理倾向不仅是对家人。我听父亲说，胡子昂先生向他说过不止一次：“你父亲‘有肩膀’!”他所说的“有肩膀”是指有担当的意思。胡子昂先生20年代曾在四川从事教育工作，也曾任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后来成为四川著名的实业家，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创始人之一，不知胡老先生和祖父之间发生过什么交往，或胡老先生知道祖父的一些什么事情，使他印象如此深刻。
但好强归好强，人老了，伤了，总免不了要依靠他人帮助。祖父也只能承认现实。伤病后的祖父的好强，不再表现为不要人照顾，而是转移到顽强的身体锻炼上面。那时，祖父不仅有腿伤，而且心脏、肺部都不好，但他只要可能，每天都坚持锻炼。我回京探亲时，经常搀扶着他在大院里走圈。不久，友人给祖父找来一�四腿的行步架，祖父就可以扶着架子自行行走了。据哥哥讲，在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祖父给自己定的锻炼任务是每天走一千五百双步(左右各走一步为一双步)，有时一口气走不下来，就喘息一阵接着再走。哥哥是在祖父腿部受伤终于承认需要专人服侍后向周总理提出，后经周总理批示从内蒙古建设兵团调回北京照顾祖父的。
我第一次听祖父感叹人之暮年是在此前的一次住院中，那次祖父似乎是因肺炎发烧住在北京医院治疗。在身体感觉好转之后，祖父问护士，还有什么人住在附近病房中。当听说梁思成先生也在这里住院的时候，祖父就要我陪同他一起去探望。
走进梁先生的病房，只见他躺在那里，十分疲惫的样子。见祖父进来，梁先生就想说话，但病躯残喘，说几个字，就要停下来喘几口气。而越是这样，梁先生眼睛中就越深含着要交流的愿望。祖父见他说话如此困难，嘱他好生休养，不要着急，就告辞了。
回到病房，祖父说：“人都有暮年啊!当年好有才华的一个人!”
有一年冬天祖父住院期间，我正在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陪住时，我把书带上，祖父休息时，我就阅读。一天，祖父靠在床上，看我在椅子上摆了那砖头似的大部头书，让我把书给他看看。我说：“这本书读起来很费脑筋的，你还要看啊?”
“我就是要练练脑筋。”祖父回答。我知道，他是一贯主张通过读书来锻炼脑力的，于是把书递给他。
祖父读了一会儿，大概是测试脑力完毕，就把书还我了。
这一情景，恰好被从病房外走过的吴院长从窗户中看到了，后来，吴院长来查房的时候，对祖父说：“我看您生病还在坚持学习马列著作，要注意休息啊!”说得祖父和我都不觉一怔，随即都笑起来。
“那一代人过去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祖父的时间已经记不准确了，大约是在祖父去世前半年。记得一天上午，我到祖父房间里的时候，阳光正从窗外照进来，祖父坐在椅子上。面容消瘦，但皮肤看上去很光洁。那种光洁是我多年来未曾见到过的。我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想到了“回光返照”四个字。当然，我没有说出来。
祖父检查出患有肺癌是在1975年，那是在北京医院住院的时候。哥哥回忆说，他在医院陪住时，看到每天检查痰，化验单上写着“CA”，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心里犯疑。有一次看到化验单上出现“癌”字，便清楚了。祖父当时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心脏和肺功能都不好。医生从他的身体状况着眼，认为不适合做手术，也不适合从事化疗、放疗之类需要较好身体才能承受的治疗，只能采用保守疗法――在很大程度上顺其自然。祖父和家里人都认为医生的判断是正确的。医生还告诉我们，肺癌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发展很快，短期内就会迅速扩散，有一些则发展缓慢，可能还等不到扩散，病人就因其他方面的疾病或功能衰竭而逝去：有时，病人身体不好反而可能使癌症扩散较慢。我记得是吴院长和父亲谈的，谈时我在场。所有这些都没有瞒着祖父。
祖父所患癌症发展比较缓慢。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天总是会到来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信息。
我在1976年6月23日接到家里拍来的电报：“祖父病危，速归。”我那时在大同铁路分局韩家岭车站当扳道工。我算了一下，从韩家岭到北京最快也要一天多时间，不由暗暗叫苦。
我有一种感觉：我如果迅即到达祖父身边，或许还能使他的生命延缓一刻，但现在的客观条件使我的行程如此拖延，肯定是不能和祖父相见了。天意如此，人力奈何!
到家门口了。按铃。司机老黄开门，见到我以后说：“已去了。”我回答：“知道了。谢谢!”
见到父亲，他说，祖父已经于6月24日去世。在安徽的堂叔和婶婶也刚来，我们一起到医院去看看。
我来到祖母房间。祖母一下子老了许多。她坐在那里，我们半天没有说话。
祖父去世以后，祖母迅速老化，原本非常健康的身体也日渐衰弱。她曾十分悲伤地说过一句令我意外的话：“总理去世了，朱老总去世了。你们爷爷也去世了，那一代人过去了!”“那一代人过去了!”怀着这样的心境，人怎能不老!祖母于1982年12月去世。
我后来向陪住在祖父身旁的哥哥问起祖父去世前的情形。哥哥说，最后两天，祖父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和他说话，他似有应答，但已不清楚。但胡子昂来看他的时候，他突然醒来。胡子昂对祖父说：“起义的时候，你身体很不好，我们都说你活不过六十岁，现在八十多岁，很不错呀!”祖父似乎听懂了。
那天我从山西回到家中看过祖母以后，老黄把堂叔、婶婶和我送到北京医院。在太平间，我们看到祖父的遗体。看着固化的祖父，我心中酸楚，但没有流泪。祖父现在如同一尊雕像。生与死，人与他物，相隔竟是如此近。
我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庄子》中的几句话：“察其始而本无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生者驰驱天地之间，死者“偃然寝矢巨室”。
几天以后，中央为祖父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
祖父去世后不到四个月，“四人帮”倒台了。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巨大变迁的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出现着许多新的、不寻常的人和不寻常的事：在这个新的时代中，更出现着许多新的、寻常的人和寻常的事。这些不寻常的、寻常的人和事，融进流淌的历史之河。
这无边的长河，有时令人感受到浩大，有时令人感受到渺小。但路总是要一步一步走的。
责任编辑 陈 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