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记忆之80年代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消费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大提高。1980年皮鞋销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消费为42.4元。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消费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上个世纪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闫伟,在上世纪80年代疯狂迷恋汪国真而有过做一名诗人的梦想;也在女排姑娘的激励下有过努力成为运动员的冲动;她也曾是三毛的忠实粉丝,想去撒哈拉大沙漠旅行和流浪。然而,在岁月的冲刷下,闫伟没有成为运动员,也没有成为诗人,而是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女商人。
偶像是女排姑娘
1971年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闫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度过了人生中的初中和大学时代。
那时,闫伟的父母严格遵守着“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信条,认为一切业余活动都是浪费时间,给她唯一合法的运动就是每天早起顶着星星去跑步。不过,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闫伟也有一些父母不知道的秘密:背着父母偷偷打排球。
“女排姑娘的影响力太大了,我经常和男生一起打,也不管什么身高和技术,有的时候手都打青了。当时就因为女排姑娘的影响,还想做运动员呢。”闫伟说,女排姑娘就是那时候的偶像和英雄。除了女排姑娘,他们那一代人眼里,还有张海迪、汪国真、琼瑶、金庸、三毛,都是崇拜的对象。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理想也不少:在女排姑娘的激励下,想过当一名运动员,也曾经打算像汪国真一样成为诗人;看了三毛的书,还想去撒哈拉大沙漠流浪。
大学时代的方便面
80年代,整个社会的物质还很匮乏。闫伟记得那时候的饭桌饮食很简单和简朴,除了青菜就是汤与粥,下馆子也没有多贵的菜,记得吃得最多的就是宫保鸡丁了。
方便面,在闫伟的大学时代也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就算以后你的脸变得像方便面,我还是依然和你泡到永远,我没有车、没有钱也不会说誓言,我只有一个爱你的心能坚持五百年⋯⋯”80年代,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歌手肖飞伴随着方便面的兴起,以一首清新歌曲《方便面》一举成名。
闫伟说,1988年开始上大学的时候,两元钱六块面饼,为了省钱,吃了两年方便面,甚至有一天三顿吃泡面的经历。从那之后,已经将近20年没有吃过方便面。
没成为运动员和诗人的女商人
透过一个一个生活片段的回忆,闫伟在她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不断地冲刷下,没有成为诗人,也没有做成运动员。
因特别的缘由,闫伟下海进入商界,第一桶金是靠服装批发赚来的。闫伟说,80年代打造了一批人―不服输。这批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今社会的脊梁。
依靠第一桶金,如今的闫伟,经营着一家颇具规模的企业,经营领域涉及贸易、投资、餐饮、房地产、广告公司。对于自己的事业,闫伟不愿多谈,她说,一个人的成功,并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如今的闫伟,因为自己做了母亲,有了更多的责任意识。她正在努力开拓另外一个领域―慈善,希望能用自己赚来的钱和经验回报这个社会。
闫伟说,她以前做慈善,只是一个“微尘”,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回报社会。而在不断做慈善期间,闫伟发现,在目前的石家庄,企业家、普通市民的慈善意识还很薄弱,需要用一些方式来促进石家庄慈善文化的发展,激起更多的人关注慈善,而不是仅仅靠一些人的一己之力。
站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端,回望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上个世纪80年代,闫伟们从诗人,到运动员,再到商人,再到慈善,一步步走来,一道道不可磨灭的年轮印记,或深或浅地折射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变迁。
80年代民生关键词:
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开业。随后,越来越多的个体饭馆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1980年9月30日,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出门上班前,帮爱人刘桂仙生着了炉灶。下班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都排出了胡同,排到了五四大街上。老街坊扯了扯他的袖口,小声问他:“你家饭馆都开了,你还上什么班?快回家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当天中午,炉火一直没灭,刘桂仙便用仅剩的36元买了4只鸭子,打算烹饪出几道菜,让邻居们尝尝。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郭培基进屋时,有三个外国记者没吃上开张头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邻居借了点面条,做了几碗打卤面,几名外国记者吃得两眼放光。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时隔近30年后的2008年,《京华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记述了当时正上高中的陈林到悦宾饭馆吃饭的感受。
当时,陈林从《北京晚报》的头版看到了这个消息,他央求父亲带他去排队尝鲜。至今他还记得,在那个下着雪的冬夜,一家三口在等了两个小时后,终于能够挤在狭窄的角落里,点了三菜一汤――烧锅鸭、鱼香肉丝、扒白菜以及鸭架豆腐汤,杯碗碟堆了一桌子。父亲因为高兴,还特意要了一瓶3毛9分钱的啤酒。
“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菜。”陈林回忆着自己满嘴是油的幸福表情,重复当初在悦宾饭馆里的感叹。这顿饭花费了不到4块钱,相当于当时陈林家四天的伙食费。
悦宾饭馆的名气越来越响。1981年春节,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拜年,鼓励郭培基夫妇“把买卖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妇俩高兴地买了一麻袋鞭炮,让孩子们都放了,足足响了半个钟头。
崔健《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平地一声吼”了一首《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崔健当时穿了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音乐响起时,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乐人诞生了!
从此,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从此,《一无所有》在中国摇滚甚至流行乐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
在国外,摇滚乐其实就是通俗流行音乐的一种,然而在中国这个文化底蕴无比丰富的五千年文明古国里,我们的摇滚,成了一种与流行乐截然不同的音乐。因为在国外,摇滚是主流,而在中国,摇滚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另类”。
崔健和《一无所有》是一个符号,他告诉世人,中国也有世界级的歌手和摇滚乐。此后,摇滚乐蔚为大观,均得益于崔健的“平地一声吼”。
崔健说的好,《一无所有》的精神仍在延续,那就是敏感的质疑。
今天的社会,一无所有已不再光荣,许多人梦想成为中产阶级,此时,重温当年崔健的一声《一无所有》,还是让人难以平静。
正如一位乐评人所说,那时,崔健的歌是我们唯一相信的东西,他的爱情让我们温暖,他的愤怒是我们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们拘谨,他的温柔是我们的声音。
《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以1987年《信天游》为标志,“西北风”的狂潮开始影响了一代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黄土高坡》成为“西北风”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
“西北风”把眼光聚向沟壑纵横、沙丘起伏的黄土高原,大自然赋予它空旷、奔放、高亢、悠扬的格调;它产生在土壤贫瘠,雨量稀少,气候严寒的生存条件下,贫困赋予它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情怀。这些灼热粗犷的歌唱,像破碎的杨花飘落我们肩头。他们卸下了一代人的苦难,延续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长城饭店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资五星饭店―长城饭店开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4年6月6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开业历程,记录的是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的历史。
1984年,中国有了高尔夫――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
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以南约23公里,由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及郑裕彤先生等投资兴建。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是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会,同时亦是中国第一个具备三十六洞可作锦标赛的标准高尔夫球场。球场最独特的地方是由两位举世闻名的职业球手阿诺庞玛(Arnold Palmer)和积尼告斯(Jack Nicklaus)精心设计而成,堪称世上独一无二的佳作。
1987年5月5日,首都第一座跑马场在京西稻香湖公园建成,并开始接待游人。这座由京郊苏家坨乡“奔马”经济旅游开发公司投资经营的跑马场,占地75亩,拥有跑马、走马20匹。
遥远时空中的超级无敌亲爱的麦乳精
麦乳精是一种以牛奶(或奶粉、炼乳)、奶油、麦精等为主要成分制成的速溶性饮品。80年代初期的礼品消费文化是“温饱型”,补品并不多见。尽管那时已有了“蜂王浆”之类,但人们走亲访友,送麦乳精还是最流行的。
有一篇博客《遥远时空中的超级无敌亲爱的麦乳精》写得很俏皮,但也让许多人感同身受:
今天翻杂志,看到“上海牌麦乳精”六个字,怀旧情绪油然而生。
80年代末90年代初,风靡中国的探望病人、长辈的必备礼品。
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年代,我经常偷吃奶奶的麦乳精,并不知疲倦地发明了N种吃法。最喜欢干吃。
闭上眼睛我就能想起它的样子:胖胖的,上面有麦苗图画的黄色圆柱体里装着我亲爱的粉嫩嫩颗粒状的麦乳精。
后来不知怎么,麦乳精就从国人的生活中消失,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也很不厚道地慢慢忘记让我曾经无限HAPPY过的它。
今天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到现在过年回家,奶奶和外婆总还是把人家送给她们的奶粉、麦片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原来她们还记得那个爱吃麦乳精的孩子。
当时市面上比较多,是“强化牌上海麦乳精”,相信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盼着家里人生病,探望的人总会带来麦乳精;一把一把地干吃,然后被父亲发现,然后挨打。
像砖头一样的“大哥大”
1985年3月5日《工人日报》报道,从1984年10月开始,上海出现了“私人电话热”,10月至12月平均每日申请安装私人电话数猛增到1500余户。
整个90年代,私人电话渐渐进入中国普通人的家庭。2001年6月24日下午,上海电信公司线务员卞金凯拆除了新桥传呼电话服务站的通讯设备,因为居民几乎家家装了电话,传呼电话没人打了,功成身退。
1987年,摩托罗拉公司推出了一款像砖头一样大小的手机,学名叫800兆移动电话。
民间管它叫“大哥大”。
“大哥大”一下子成了绝对的身份象征,拥有者差不多全是各界显要人士:包工头、大老板或者是当年第一批下海淘金的中国股民。那时候拿这么个物件,在马路上大声喊话,会引来羡慕的眼光;拥有者到公共场所,一坐下来,必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先把这大家伙放在桌上,胜过千言万语,绝对的显摆!
黄宏和宋丹丹后来讽刺的“移动电话要移动着接”,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大哥大”的出身其实很粗俗。黑社会叫小头头为“大哥”,叫大龙头为“大哥大”,港匪片里的黑社会老大拿着一个砖头似的玩意,冲着它恶声喝叫,很神气很牛气。
当时人们月收入从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大哥大”每台售价却要3万多元,加上入网费,每台价值4万多元,黑市价值更高达5万元;通话费也十分昂贵,一般人可买不起、也用不起“大哥大”这种奢侈品。价格贵货源也少,基本上都是从香港过关的进口货,没相当过硬的关系,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所以在当时,“手拿大哥大,腰别BP机”―但凡街上有人是这副装扮,不用说,要么就是刚发迹的“万元户”,要么就是有权势的大人物,让人又羡慕又敬畏,崇拜不已。
“大哥大”出现不久,寻呼机作为它的兄弟,进入人们的生活。从数字升级到了汉显,它的普及率逐渐地提高。
也有人叫它BP机。
那时,一部呼机加上入网费等要花费2000多元,而且买呼机还要托人。
后来有篇《苏厂长的一天》报道说,上海三枪集团董事长苏寿南的司机沈建华,腰上挂着两只BP机,原来,其中一只BP机是小沈为了保证每天6点能准时接苏寿南上班,而设置的定时呼叫机。
“有事您呼我”曾经是最时尚的告别语。
老百姓可以买金戒指、金项链了
1981年开始,在国内发行国库券,当年发行40亿到50亿元。
1982年8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出通知,在国内恢复销售黄金制品。
1982年9月28日,《新民晚报》记者潘新华和同事刘开明起了一个大早,来到上海南京西路大光明电影院东边的“上海工艺美术品服务部”。
商店开门之后,潘新华看了一下柜台里面,只有三样黄金饰品:戒指、项链、鸡心挂件,都是14K金的,每克30元。
那天,是黄金饰品开始销售的日子。
正在潘新华端详那些黄金饰品时,顾客已在店里排起了队。
打头的是一对母子,母亲是羊毛衫厂的工人,儿子是特地陪她来的。来人买一枚37.1元的14K金戒指,“家里的日子现在过得不错,人人都有工作,所以决定买枚金戒指。”儿子解释说,“这都是妈妈用自己的钱买的。”
当时商店的经理叶鸿年告诉潘新华,“今天我们卖的是14K的金饰品,11月3日我们会卖成色更好的。”1982年11月3日那天,潘新华再去这家商店时,品种果然增加了许多,金饰品中出现了纯度更高的18K金。他记得,当时18K金饰品中,最便宜的是49.2元,比一级工42元的月工资还要高。戒指里面增加了老上海喜欢的闪光戒、花细戒,项链也多了方丝链、马鞭链等品种。
事实上,1964年央行为金银加工业停止供金之后,到1982年长达18年的时间中,老百姓购买金饰品的渠道是断绝的。
又暖又轻的军大衣
80年代中期,陡然又见中国民众在冬季来临时,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职务、不分老少地几乎每人一件军绿色棉大衣。
究其原因,一是时髦青年进入舞场等娱乐场所后,需要着装单薄,而当时交通工具又以自行车为主,所以室内服装无法适应室外的寒冷气候,购一件裘皮大衣按当时的经济水平又很难做到。加之刚兴起来几年的防寒服衣身太短,不能保证腿部温暖,这时的权宜之计就是花上相当于一般月工资三分之一的价格去购一件价廉物美的军绿色棉大衣。
年轻人一旦率先穿起,军大衣竟成了新潮时装。
或许是军大衣确实价格适中,又暖又轻,或许是中国人求同从众心理很强,一时各工作单位发放福利品时也常有军大衣。各级领导干部去工厂、农村视察、检查工作及劳动,凡冬日总是以军大衣为外套的形象出现。再接着,离退休老干部、中青年医生和教师等也都以军大衣为现代、年轻、精力充沛且不脱离群众的象征。
这股军大衣风刮了近十年,直到90年代初期,皮衣大量上市,且低、中、高档价格能满足不同经济水平的着装需求,人们才开始舍弃军装包括“军大衣”了。
成了“万元户”都不敢跟别人说
“万元户”,一个80年代初很流行的词,也是许多农民羡慕的称谓。顾名思义,“万元户”就是收入达万元的户,或是家里有万元积蓄的户。在当时的农村,谁家能称得上“万元户”,就是家庭拥有巨额财富的代名词,是先富起来的代名词。
1980年4月18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通讯《雁滩的春天》,报道了1979年末兰州市雁滩公社滩尖子大队一队社员李德祥家里有六个壮劳力,当年从队里分了一万元钱,社员们把他家叫“万元户”,李德祥成为我国首个公开报道的“万元户”。
1980年11月17日,新华社发表了记者李锦拍摄的一幅照片,报道了山东临清八岔路公社赵塔头村一队社员赵汝兰,当年一家种棉花纯收入10239元,这是媒体首次报道山东“万元户”的消息,赵汝兰也成了山东首位见诸报端的“万元户”。这则摄影报道先后被国内外51家新闻媒体采用,“万元户”一词也随之流行起来。
赵汝兰老人已于2004年去世,他的老伴王立芬回忆:“那时候他爹领着几个孩子,一天到晚扑在棉花田里。年底卖了棉花,家里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从那时起,不但全家人的吃穿不愁了,而且当年就用卖棉花的钱,先后添置了5辆自行车、三台缝纫机、2块手表、一台座钟和2部收音机。”
赵汝兰的大儿子赵光泽回忆,“当上面有人来问我们家当年的收入时,我父亲又‘害怕’了,吞吞吐吐只说没收几个钱。”
“万元户”,掀开了中国致富的潮流。
据曾任广东省南海县委书记的梁广大回忆,80年代初期,南海富起来了。有一年春节,县里开着一溜车队,敲锣打鼓进入那些先富起来的村,下车后干部们抬着6头重达百斤的猪,还有自己酿造的10坛酒请社员吃饭。
1982年,谁也不敢露富的时候,上海嘉定的农民陆荣根,公开宣称:“我承包养鸡,去年收入超过一万五。”他成为上海郊区第一个主动亮相的“万元户”。
我们都下海吧
有人说1984年是一个躁动而热烈的年份,更有人说1984年是“公司元年”、“下海元年”,“我们都下海吧”,是流传在年轻人之间最具蛊惑性的试探。
1984年,似乎是一个属于珠江三角洲的年份。
1983年来到深圳的王石,乘小巴去蛇口。从深南路拐进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见路北一侧耸立着几个高大的白铁皮金属罐。在蛇口码头边,也见到三座类似的金属罐。他好奇地向周围的人打听,得知是饲料厂的玉米储藏仓。位于丁字路口的是泰国正大集团、美国大陆谷物公司与深圳养鸡公司合资的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依托蛇口码头的饲料厂是新加坡远东集团投资的面粉加工以及饲料厂――蛇口远东金钱面粉饲料企业。
经打听王石得知,香港大量需要玉米,而香港本土并不生产玉米,几乎都是从外地进口。王石想为何不从东北直接运到香港呢?
于是,王石的第一单玉米生意开始了,经过几番周折,他与正大康地公司签订了第一单生意,“空手套白狼”赚了40万。这是他挖到的第一桶金。
有了第一桶金,王石在1984年组建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这就是“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
特区和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使几乎所有在20世纪崛起于珠三角的企业,找到了先发、先行的机会。80年代中期,中关村繁荣初显。柳传志走出中科院,从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批发运动裤衩和电冰箱开始“联想”,终于在20年后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事业部。
柳传志在谈到自己创业心得时,如实地回忆说,在1984年创业之初,他们总共拿到了20多万元投资,但谁都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就被骗走了14万元,而且还是被一个女子骗走的。这对当时刚下海的柳传志的打击,实在是难以想象。
一代企业家,用或婉约或极端的方式,开始了破茧成蝶的自我蜕变与不可思议的创业传奇。
浙江海盐衬衫厂步鑫生,辽宁本溪蔬菜公司女工关广梅,河北石家庄造纸厂马胜利(外号“马承包”),都是80年代商品经济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