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外交的新高地》一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符合世界进步的潮流,合作、责任是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旨,并主张中国外交未来如何应沿着“合作、责任、进步”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本文还分析该书的世界观特征,同时还对书中的不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外交 王逸舟 全球主义者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6-0071-75
读了王逸舟新近出版的《中国外交新高地》[1] 一书,不禁想起了英国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林德耐特(Andrew Linklater)。林德耐特近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研究人作为一个公民对国家的道德义务与作为一个人对世界或人类的道德义务的协调。他认为,阻碍世界永久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作为具体国家的公民,他对国家所承担的道德义务妨碍了他作为人类的成员对整个人类共同体的道德责任。为此,林德耐特致力于解决这种人在“具体共同体”与“普遍共同体”之间的道德义务障碍,他认为,解决这种障碍既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的责任,也是解决人类面临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的全球性问题的需要。[2] 可以说,尽管在理论上,逸舟没有像林德耐特那样进行理论层次的深入探索和思辨,但是在《中国外交新高地》一书中,他以一个东方的中国学者身份在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自民族国家体系建立以来,国家一直是个人生存与发展最主要的基础。多年来的国家间的对立、冲突与战争以及国家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民族国家的特性及其文化,由此构建了个人的民族身份,培养了个人的民族认同感。作为一个公民,爱祖国,为祖国的正当、合法和合理利益去呐喊、去建言、去争辩是义务。逸舟的《中国外交新高地》无疑就是这样一本为祖国的利益、责任和进步呐喊、建言和争辩的力作。在书前的扉页中,逸舟郑重地写到“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祖国”。这颇有些中外历史上忠诚的谋士写给国王与君主的策论味道。历史上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每每对君王建言时,总是在书前扉页或前言中写上此等文字,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的前言中写过,法国重商主义思想家蒙克莱田(A. de Montchreitien)在其重商主义的建议书――《献给国王与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上写过。所不同的是,逸舟的忠诚是献给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献给他置身其中的民族。更重要的是,逸舟的这种忠诚不是狭隘民族主义的,而是与世界的进步趋势相联系的,在强调中国的“主权”和“发展”的利益时注重其“国际责任”。正是这种对民族忠诚与国际责任感的统一使得逸舟在书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交评价较为客观,既有对成就的喝彩,也有对不足的批评。而且逸舟并不仅仅局限于对中国外交不足的批评,在批评之后,他提出不少有一定见地的改进意见。更进一步的是,从这种爱国情和国际责任相统一的角度出发,逸舟提出了中国外交未来的改进战略。我认为,把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相统一是《新高地》一书中比较有特色之处。
我们沿着民族忠诚与国际责任这一思路可以发现《中国外交新高地》全书的线索:
第一部分“中国外交新高地”中,逸舟总结和评价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胡锦涛为总书记的第四代领导人执政以来中国外交的变化、进步以及追求的目标和围绕这些目标开展的富于创新特色的外交实践。在这些变化与特色中,逸舟强调中国维护国家利益和承担国际责任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部分的最后,作者结合中国外交的三大目标(“发展”、“主权”和“国际责任”),提出了未来改善与拓展中国外交,进一步维护主权、促进发展与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建议。
在第二部分“全球政治新景观”中,作者实质是在为中国三十年的外交变化与进步,以及为他对中国外交的建议提供证据。他提出的国际关系走向意在建立参照,去证明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外交变革总体上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去佐证他对中国外交的某些批评和对中国未来外交的建言是为了使中国更贴近或促进世界政治的进步趋势。在分析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中,逸舟并不是消极地描绘现实,而是旨在发现推动世界秩序变化背后的多元力量。然而,在分析这种国际政治的消极面的作用时,我认为,逸舟是为了提示中国外交三大目标的有效性:“丛林生存、野蛮争斗”的现实存在意味着中国必须寻求发展、必须维护主权,多元力量的存在意味着世界的进步性仍存在着不确定性,进步之路仍很漫长,需要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界追求进步力量的不断努力,这其中包含了今后中国外交的作用(国际责任)。“西方同行的探索”意在揭示国际关系向全球政治、世界政治的转变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值得正在变化转型的中国外交实践者和研究者去学习和借鉴。
在“理论研究新平台”部分中,作者从理论上探讨了在当今的世界秩序下中国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并根据国际关系的进步化趋势来探索中国应对这些安全挑战的对策。在这其中积极而善于应用国际法与国际组织(制度)来解决中国面临的安全挑战是其重要思想,因为作者认为,战后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发展为各国提供一定程度的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也是国际关系进步的表现,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和倡导“和谐世界”的中国应该适应这种趋向,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相统一的思维下,逸舟在全书中坚持了这样的核心取向:合作意识、责任意识和进步导向。具体地说就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实现国家发展和维护主权的方式主要是合作,但同时也需要承担国际责任,使中国外交与世界进步潮流保持一致,或体现或促进这种潮流。
国际关系在许多国人看来是一个“弱肉强食”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似乎“正义的标准取决于武力的平等,强者做其实力所能,弱者受其不得不受”[3],讲究的是实力,推崇的是“奸”、“诈”之术,崇尚民主、合作、法制和国际主义似乎是“书生气十足”的“迂腐”。历史上的确出现过此类现象。19世纪后期欧洲出现的“和平运动”没能阻止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给中国人民一个重要的启示:落后就要挨打。帝国主义在历史上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屈辱使我们时刻不能忘记警示:要维护和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必须要有强大的实力为后盾。这种启示和警言无疑是正确的。因此,逸舟在书中没有忘记维护国家安全利益时加强国防力量的重要性。他强调,面对大国威胁,“中国军队必须在加快现代化的同时,继续发扬不怕打硬仗、打恶仗的优良传统,练就扬长避短、以弱胜强的本领”。“对‘台独’分裂主义绝不姑息”,防止分裂,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中心目标之一;维护中国的海防边疆的完整,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海军、空军及海军陆战队等高科技含量的军兵种,“规划航空母舰等远投力量及相应的海洋军事战略”;为保卫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的军人要能“走出去”,发展远投能力和应对危机的特种和快速反应部队;为负担国际责任,中国军队应加强国际维护能力[4]。然而,逸舟在强调加强军事实力的同时,没有忘记合作、道义和责任的重要性。这也许在一些人看来,逸舟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或者认为是带有某种乌托邦的色彩。其实这在一定程度是对逸舟的误解,也是对国际政治理论的误解。强调实力与重视道义、合作和进步性是并行不悖的。即使在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中,一些经典作家也看到了仅讲究实力现实的理论局限性,强调“政治行为的基础必须是道德与权力的协调平衡”,“在政治中,忽视权力与忽视道德都是致命的”。[5] E.H.卡尔在谈到现实主义的局限性时指出,现实主义不能为我们提供行动的动力,因为它排除了政治思想中最具实质性内容的四个因素:“极终目标、感召力、道德判断的权利和行动的依据”,正是缺乏这四个因素,“现实主义还是不足以成事”,“无法为有目的、有意义的行动提供基础”,所以,“任何合理的政治思想必须包含乌托邦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因素”。[6] 理想是进步的前提,实力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如果失去了这一前提,任何行动将失去目的和意义。世界的进步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建立在理想这个前提下的。我认为,逸舟在《中国外交新高地》中较好地把理想与现实结合起来,在强调发展、维护主权的基础上,也强调合作、道义和进步,这既是中国的国力状况决定的,也是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发展的“应然”。如果中国的外交没有极终目标、缺乏道义的感召力、或经不起历史道德的审判,它将失去有意义和有目的实践的基础,只能为各种“中国威胁论”提供最好的注角,最终毁掉自己的利益,断送民族的发展。特别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来自外部的敌视、猜忌、怀疑,在发展必要的国防力量的同时,必须使自己的对外行为尽可能地符合道义和法制原则,使自己行为体现时代的进步性要求,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这样才能赢得国际广泛的理解、同情、认同与支持。要获得世界的认同与理解,除了实力因素之外,道德的感召力也是十分重要的。葛兰西曾经说过,“现代君主(指新兴的革命政党,本文作者注)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这也就是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今后发展,以全面达到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奠定基础。”[7] 这里只要把“现代君主”换成有志改革世界秩序中不合理和公正因素的“新兴大国”,就可以发现合作、责任、进步在当代对一个新“崛起大国”的重要性。历史上英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出现,它的进步是以封建专制、重商主义为反衬的;美国作为一个世界霸权国出现是以新政、门户开放、植入社会的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 即一定程度注重社会公平的经济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 [8]、反殖民主义为感召力的。两者都给世界秩序带来超过以往的新道义和进步性色彩(不管它们是否是伪装的)。不认识到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合作、责任和进步在当代对中国在世界“崛起”的意义。我想如果能体现到这一点,才会对《中国外交新高地》有深层次的解读。
带着这种理解,回到全书的线索中,可以发现逸舟这种崇尚合作、责任和进步的意识贯穿在《新高地》一书的始终。
在对中国外交近三十年的变化以及形成的特色的分析中,逸舟强调了中国近三十年外交进步性变化以及中国外交新特色的进步性成份(书中第一、二章内容),同时也批评了中国对外交往过程某种缺乏信誉,强调部门利益、损人不利己、逞强好斗,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行,以及国人忽视生态、蔑视法制与规则、见利忘义等不符合世界文明进步要求的行为,呼吁对中国的现行体制进一步改革,以进一步贴近和体现世界进步的潮流。[9] 在对中国外交未来拓展的思索中,逸舟提出了为实现“和谐世界”与“和平发展”(这两者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向世界宣示的中国作为一个崛起大国的道义原则),应该改善与世界民间、非政府组织的理解与沟通;应该提升中国话语权,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改变中国的一些负面形象;应该以处理与当前世界秩序的代表美国的关系为契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局面(书中第三章内容)。
在第二部分《全球政治新景观》中,逸舟首先探讨与颂扬了国际关系的进步趋势,如和平意识的增长、人文主义的提升、世界公民社会的崛起、保护个人权益的趋向,国际制度效力增强、全球与区域的合作加强、与环保和生态相联系的全球伦理的出现、外交民主化倾向等等(书中第四章内容)。同时,逸舟也对世界秩序中的阴暗面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并且清醒地认识到,世界秩序的进步性变化还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未来还存在着不确定性,但是他仍对人类的进步抱有乐观情绪,相信人类的潜力与向善性,认为“随着更多的人朝着这个方面做有意识的努力,思想便会带来行动,信念将建构新的特质,国际体系的逐步而有利的变迁是大体可期的”[10](第五章内容)。在介绍外国同行的探索中,逸舟着重介绍了西方学者关于国际政治向世界政治转型以及进步性变革的著述,同时也指出了它们中一些不足,如对恐怖主义根源的研究(第六章内容)。但这里我想指出,逸舟的介绍似乎存在着不全面的之处,与全书强调合作、责任、进步的主旨有一点脱节,即没有对一些西方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予相应的介绍。因为这些流派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更代表着西方学者对和平、进步更强烈的追求。
在第三部分“理论研究的新平台”中,逸舟对新的条件下,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以及实现的方式做出界定与分析。在对国家安全目标的界定中,他既注重国家的发展和民本需要,也强调相应承担国际责任对国家安全外部环境改善的意义。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方式上,逸舟的导向是以和平倾向为主的,强调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过程中“斗而不破”、“有理有节”、“威而不发”、“合作与共赢”(第七章内容)。在对非传统安全的探讨中,逸舟界定了非传统安全性质及其种类,强调了非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最根本的基础――人/社会安全,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其实是世界政治进步性趋势下的一种衍生物,也是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相吻合的。在处理非传统安全上,逸舟更强调了协商、合作、对话、默契的作用(第八章内容)。最后,在对国际法的进步与发展做出较全面的分析与总结后,逸舟提出中国应该更地好研究国际法、应用国际法、参与国际组织、修正国际法中的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这是世界政治进步化的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利益与承担国家责任的需要,它可以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尊重,获得更大的感召力(第九章内容)。
《中国外交新高地》一书鲜明地体现出逸舟的“有全球主义关怀的现实主义者”或“有现实感的自由主义者”[11] 的特色。作者把国家利益与国际责任结合起来,强调合作、责任和进步,注重民主、法制和全球伦理,相信人的向善性和改革世界的潜能。同时,这一切也表现出他是具传统人文主义(而非科学主义)特色的“理性主义”学者,因为他更注重哲学思辨和历史的启示,而非工具理性。作为一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他的这种追求进步的倾向是必然的。在国际关系中,马克思主义者的进步性追求应该体现在变革旧世界秩序中国家间、民族间的“弱肉强食”的状态和交往方式,体现在尊重人、保护生态,强调和谐上。否则的话,他很可能是一种落后和极端的激进主义者或狭隘的民族主义者。逸舟这种“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世界观在目前的“物欲横流”状况下尤其难能可贵。“总是要有些精神的”,其实就是说,人总是要有一点“乌托邦”,没有这一点,一个学者就会变得世俗、变得低级趣味、变得“不良”。“在建立国际秩序方面,人的意志有着不断寻求一种从现实主义逻辑关系解脱出来的愿望”。[12] 这种愿望我想首先产生于像逸舟这样“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
《新高地》一书作为一本探索中国外交的著作,既有一定思想启示性,也有一定的政策建言性。但是,我也不得不遗撼地说,逸舟在这二个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好。从思想启示性来说,《新高地》与国外一些高水平政治作品相比,不论在哲学的思辨性上,还是在历史经验的启示性上都略逊一筹,或说缺乏国外高水平学者那样的哲学思想阐述和丰富的历史故事佐证。如果《新高地》一书与我在本文中提到的几位国外学者(林克耐特、马基雅维里、E.H.卡尔)著作相比,会发现《新高地》一书不论在思想深邃性还是在历史厚重性上都有一定的差距。从政策建言性层面上,我认为除了上述的历史经验的启示性不足外,具体操作性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其实任何一个好的政策建言书,都要以一定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对策的证明依据,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在这一方面堪为蓝本。另外,从具体操作性来看,我想中国的外交实践者看到这本书时可能会感到某些政策建议不便于操作。如果逸舟能结合某些“战略与管理”决策模式的话,可能在这一方面会更完善一点。逸舟本人多次谈到过,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中国国关学者与国外学者之间不论在思想性还是在技术性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新高地》一书存在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现象。尽管逸舟是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但也没有超越中国国关研究的不发达状态。这种不发达除了一些客观上的体制原因外,可能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修炼不够有关。但愿逸舟和更多的学者能在这本《新高地》的基础上,开创中国外交研究的新高地。
注释:
[1] 王逸舟:《中国外交的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林德耐特这些思想见其主要著作:Men and Citizens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cMillan Press,1982;Beyond Realism and Marxism: Cr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acMillan Press,1990;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ommunity: Ethical Foundations of the Post-Westphalian Era,Polity Press, 1998,Critical Theory and World Politics: Citizenship, Sovereignty and Humanity, Routeledge, 2007.
[3] 引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米洛斯人的对话”,见Marc Genest ed.,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rlando, Fl: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p. 55.
[4] 王逸舟:《中国外交的新高地》,第162-163,165-166,170-171,174,177页。
[5] [英]爱德华•卡尔,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96,93页。
[6] [英]爱德华•卡尔,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第85,88-89页。
[7] [意]葛兰西,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译:《葛兰西文选1916-193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8] 有关这一内容参见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36 No.2 (Spring 1982).
[9] 有关这方面批评的内容见王逸舟:《中国外交的新高地》,第14-18页。
[10] 王逸舟:《中国外交的新高地》,第123页。
[11] 王逸舟对外并不隐瞒自己是全球主义者,见王逸舟:《中国外交的新高地》,“自序”,第13页。
[12] [英]爱德华•卡尔,秦亚青译:《二十年危机》,第89页。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南京,210093)
收稿日期: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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