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陌生人说话的教训何其多也! 热血青年彭宇,在南京一公交车站扶起摔倒在地的老太太,却被指认为撞人者,遭到索赔。一波三折之后,也只能协议和解进行了断。从那以后,路遇有人倒地,扶与不扶成了考验国人道德与良知的难题。
上海司机张军心生恻隐,让“胃疼的路边行人”搭便车,却遭遇“钓鱼式执法”,被当做“黑车非法运营”扣车罚款。事件经披露,引发公众对于“钓鱼式执法”的争议和反思:以牺牲社会相帮互助优良传统为代价的执法行为,其合理性有几分?究竟是要将社会引向何方?
与此同时,湖北汉口火车站竖起一块“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的标识牌,重庆一中学将“不和陌生人说话”写入校规⋯⋯
曾经说过“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的是我们这个族群,现在一再向人们传达“不和陌生人说话”的依然是我们这个族群;曾经以帮助他人为荣、为能得到陌生人帮助心怀感念的是我们,现在不管是能得到别人帮助还是提供帮助给别人都要犹疑再三、心存芥蒂的依然是我们。经济发展了,人们富裕了,走在路上却越来越缺少安全感了,和陌生人的交往也越来越困难了,难道所谓的社会进步就是这样的?
不和陌生人说话,不接受或提供给陌生人的帮助,不是这个社会坏人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了,首先是因为信息时代“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的“蝴蝶效应”破坏力巨大。
留心一下各地媒体的社会新闻报道,你就能发现规律:一地发生一件被认为有一定社会普遍性的事件以后,很快其他地方的媒体也都会投以高度的关注热情,想方设法挖掘出本地的类似事件。
比如,自从南京彭宇案以后,各地媒体路上遇到有人摔倒却不敢提供帮忙或提供帮助后反被讹诈的报道就多起来,讨论得也好不热闹,致使更多的人再遇到类似情况之后都会犹疑再三,在内心道德情感和保护自身利益之间徘徊。再比如,有人因为食用了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品被迷倒,经媒体报道之后,很快各地都有了此类案件的报道。慢慢地,人们再面对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品的时候,就不会再心存感激,更多的是警惕狐疑,甚至会把对方默认为别有用心的坏人。
但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如果陌生人扶起摔倒的路人被讹诈的现象非常普遍,食用了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品后被迷晕的事件常常发生,就不会再有扶起摔倒的行人、食用陌生人提供的食物饮品这样的事件发生,人与人见面都是一副冷面孔,那么也就不至于让众多的记者编辑不吝笔墨版面大肆渲染了,就像现在媒体不会再没事就去蹲点追踪站街女一样。
让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冷漠的不是少数的坏人,而是不断被渲染放大的信任危机。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里,如果坏人胆敢作奸犯科违反法律就能遭到应有的惩处,那么他们所带来的危害是可控的。但是如果每个人在提供帮助给别人之前首先要考虑会不会被讹诈,接受别人的帮助之前首先要思量对方是不是别有用心,这样人人没有安全感,人人都冷漠无情的社会将后患无穷。
事实上,造成如今人们普遍把陌生人看做可能会给自己带来损害的“假想敌”的根本原因,正是不健全的法律无法很好地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彭宇案”、“钓鱼式执法”被放大之后人人自危。试想,如果不是因为“彭宇案”中法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一审判决彭宇赔偿四万多元,最终又经调解双方和解,彭宇补偿被扶起老太太一万多元,我们或许就不必再为“扶与不扶”争论个喋喋不休;如果不是执法部门为打击黑车运营,不惜“钓鱼式执法”把每一位过路司机都预设为黑车主进行试探诱导,那么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私家车司机蒙冤受辱挨罚。执法不公,让执法者比讹诈者,比黑车运营对这个社会危害更大。
说白了,让我们不敢和陌生人说话,不敢轻易提供给或接受陌生人帮助的,不是少数为非作歹的坏人,而是被异化的权力。被异化的权力不必顾及程序正义,只是按照执法者的主观意愿去行驶所谓的正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从不考虑可能对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更大的危害,从不反省是他们让社会步入“被不和陌生人说话”的时代。
(9月22日“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