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立场（文化评论人）： 如何处理圆明园具有标本意义 学者俞可平在《增量民主与善治》中推出了“增量民主”的概念，指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滴向前拱进。我们相信，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我们更有必要树立一种新的观念，即“增量历史”观。圆明园承载了中国人记忆深处的隐秘，从这方面说，只要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遵从市场规律与正常的权力运行，类似圆明园的建筑并非不可重建。需要指出的是，圆明园最终如何处理，具有标本意义。
（摘自2007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冯永锋（环保活动家）：
圆明园最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
圆明园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圆明园管理处”的行为方式改良问题，别让管理者、建设者成为圆明园最大的破坏者；二是圆明园开放的问题，圆明园不应该只开放某一部分，更不应该把一部分租给某些单位或个人；三是应当强化自然的问题，现在不管是“复建”还是“整修”，都在持续不断地破坏圆明园的自然本底，因此，应当尽快改变老想依靠“建筑物”来“保护”圆明园的思路。
在圆明园这块地方，有一类庞大的“自然遗产”，那就是顽强生存的各类生物种所构成的生物多样性。这些坚韧异常的树、草、花，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精神的体现；这些动物植物石头泥土流水空气，这种物种之间相依为命的情感，才是中国园林的源泉所在。很难想象，一个号称热爱圆明园、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居然看不到这些珍贵的“自然创作物”。
从文物的角度来说，圆明园需要保留现状，因为它记录了一段耻辱的历史，也记录了中国人以各种各样的手段进行持续破坏的愚昧行为；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更是不能再对圆明园动刀动斧。应当强化圆明园里自然细节的美，圆明园除了“山形水系”，还有一百多种鸟类、三百多种植物以及与这些动植物相伴的土壤、空气及空气中流动的自然芳香。
(摘自2007年12月13日《广州日报》)
王达三（学者）：
莫把悲剧变喜剧
不妨看看犹太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废墟的。古犹太人在今耶路撒冷老城区有个宗教和政治中心――所罗门圣殿，后毁于巴比伦人之手，只剩下一段残垣断壁。后来犹太人被驱赶流浪至世界各地，但千百年来不时有人来此残垣断壁哭泣以寄托故国之思，因此该墙名曰“哭墙”。如今，“哭墙”破败依旧，但仍被犹太人视为团结和奋斗的象征，并依旧作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但却不曾重建所罗门圣殿。这绝不是因为以色列没有财力和能力，而是因为犹太人认为历史废墟本身就是一种精神和信仰。
“复古重修派”何不也借鉴一下犹太人对待“哭墙”的做法呢？重修圆明园不但会使历史遗迹遭到保护性破坏，更有可能使精神枯萎和信仰失落，把悲剧变成喜剧，把价值变成虚无。
（摘自2007年11月29日《环球时报》）
陈立群（企业家）：
用企业行为重修圆明园
遗址公园现在的修复，太粗糙，但废墟未修复的部分，更加令人失望和痛苦。废墟的相当部分已经变成了垃圾场。英法联军抢掠、焚烧了万园之园，这是中国人的国耻，100多年后，废墟又在我们自己手里继续“毁灭”，这算不算更大的国耻？不忘国耻是正确的，但是，中国不能奋发图强，才是最大国耻。今日圆明园里的垃圾，可不是英法联军放进去的。
我们主张用企业行为重修圆明园，主要是担心一味等待国家财政投入，大概需要再等50年，可是，圆明园恐怕等不及了，再过50年，圆明园不知会“沦落”、“破败”成什么样子。还有，一个不经修复的圆明园留下来放在那里，人们能够见到她的原貌吗？中国古建筑多为砖木结构，如果不加修葺，很难完好保存几百年。天安门、故宫、颐和园、黄鹤楼、万里长城，哪座现存的古建筑离得开不断地修葺和加固？
（摘自2007年11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
樊夫(媒体从业者):
修复圆明园，不能“在争议中动工”
2000年，《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公布，其中明确要“恢复部分古建”，然而7年过去，复建工程均未启动。因为，这个《规划》只是确定了圆明园整修的原则，具体实施“要进一步编制详细规划和相应的专业规划”，但详细的专业规划迟迟没有出台。这样，没有启动看起来原因是对如何复建没有形成共识，但在我看来，恰恰是一些理念的进步和时代背景的变化对原来的规划提出了挑战。
想想看，7年前人们的环保观念、文物观念、法制观念、欣赏水平、政府财力是怎样的，7年后，这些领域的理念又有了多大的变化。就说政府决策吧，“拍脑袋”决策正在被公开征求专家和公众意见的模式所取代。在这样的新理念之下，充分讨论，却没有共识，圆明园专业规划的出台当然就会延后。
当然，这个讨论的过程可能是漫长的，但圆明园的保护不能等到争论结束。所以，圆明园应该在“保护中争议”，一边保护，一边争议。
一个天然宝石，在没有确定雕刻成什么最好时，先把宝石保护起来，等商量好了再下刀。圆明园也是中国的宝石，或者说是世界的宝石，在我们还不知道“圆明园究竟以什么面目示人最好”之前，那就想最大的办法把它保护好。“在争议声中动工”，可能会毁掉我们的宝石。
（摘自2007年11月7日《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