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知道袁隆平是谁的人恐怕不多。这位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最近一则新闻是2007年4月29日他在华盛顿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而这只是袁隆平获得的中外数十项荣誉中的一个。
袁隆平是如何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食物的？又是如何在这一领域中领跑40年呢？我们期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问号一 一粒种子如何改变世界？
叙述一位农业科学家对于人类社会的贡献，最简洁而又准确的方式就是用数字说话，来描绘出一道清晰的轨迹：
1964年，袁隆平开始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
1965年，袁隆平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发表，直击当时全世界公认的“水稻杂交无优势”的学术禁区。
1971年，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找到了野生雄性败育稻。
1973年，袁隆平在世界上首次育成三系杂交水稻，成功将水稻产量从每亩300公斤提高到了每亩500公斤以上。
1995年，两系法杂交稻研究成功，又增产5%～10％。
1996年，我国农业部立项了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袁隆平院士主持，分别于2000年和2004年实现百亩示范片亩产700公斤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第一期目标和百亩示范片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目标，现在正朝着到2010年实现大面积示范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迈进。
到2005年，国外杂交水稻推广面积达约200万公顷。越南、印度、菲律宾、美国等国家已实现商业化生产应用，还有许多国家正在试种和示范；袁隆平十几次赴印度、越南、缅甸、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国指导推广杂交水稻，为20多个国家培训了300多名技术骨干。
中国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7%，人口却占世界22%的第一人口大国。袁隆平院士主持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现正进行的“种三产四”课题，目标是三亩地面积生产目前四亩地粮食产量，最终实现6000万亩地产出8000万亩地的粮食，为国家节省2000万亩土地。
国际上这样评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而袁隆平给中国解决贫困与饥饿，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质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问号二 他为什么能够领跑40年？
1982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学术会首次公认：中国科学家袁隆平为“当之无愧的杂交水稻之父”。
几十年来，袁隆平始终是杂交水稻这一研究领域的领跑者。安徽省农科院研究员、原院长李成荃说：并非每项成果都出自袁隆平个人之手，但有两条是人所公认的。一是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失败”二字，他善于从每次失败中找出教训，坦诚地修正自己，从反面舆论中吸取营养补充自己。二是关键难题必须亲自实践。
研究的过程中遇到过很多挫折，地震、洪水……试验能有千里挑一的成功率就很不错了。在过去的年代研究条件也是捉襟见肘，没有恒温设备，袁隆平他们把浸湿的稻种缠在腰里，利用体温催芽，踏上“南繁”旅途……这些大多数中国科学家共同经历过的困难，是袁隆平成功的“充分条件”。
他能够40年保持领先，还有这样的“必要条件”元素：
据理力争，用科学事实说话。杂交水稻一度被贬为“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的“三不稻”，袁隆平据理力争，寸土不让。批评意见被他当作研究课题上的新挑战，“高肥高产”曾是杂交稻遭诟病的弱点，他就把节氮栽培法列入研究计划；有人说“杂交稻不太好吃”，那么在不牺牲产量的原则之下，实现优质和产量并重的高难度课题，也列入袁隆平的计划。现在到水稻研究中心的客人，袁隆平最乐意说的话就是：请你吃我们的米饭，好吃得很哩！
在成绩面前保持清醒。后来人们对杂交水稻一改过去的嘲讽挖苦而为一片赞扬，他却提出“三个有余、三个不足”，就是杂交稻的前劲有余，后劲不足；分蘖有余，成穗不足；穗大有余，结实不足。他以自我批判的精神制定科研新目标，而每一次否定自己都攀上新的科研高度。
这些就是严谨的科学家所共有的唯实的科学精神。心思纯净，杂念殊少，则是科学精神的强大支持系统,这样才能常葆不断创新的活力。他说：“名利看淡薄一些，就不容易受到打击。”“搞研究如果为了名利，追求比较低级。应该更崇高一点，可以更有成就。”
问号三 好运气为何总眷顾他？
1960年，袁隆平在安江农校的实验田里偶然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天然杂交稻，像一把钥匙开启了研究杂交水稻的门扉。
1970年，在海南三亚的南红农场旁，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和农场技术员冯克珊找到的“野败”，成为后来研究工作的关键性材料，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87年，李必湖的助手邓华凤在安江找到一株受光、温条件控制的籼稻核不育株，给“两系法”带来希望。
他的运气为什么这么好？
袁隆平“运气好”的背后至少有这样的几个关键词：
>>有备而来
1968年，日本的新城长友教授已经成功实现粳稻的“三系”配套，但因为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不能用于大田生产。袁隆平设计籼稻杂交稻的技术路线时，构想“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以突破优势不明显的关隘。冯克珊回忆说，1970年，袁老师在农场给大家上课时，就讲要找什么样的野稻，怎样分辨雄性不育株。后来他和李必湖是有意去寻找，真的发现有一蔸野稻的花粉和袁老师描述的很像。袁隆平说：“有人讲发现‘野败’只是靠运气，这里有一定偶然性，但必然性往往寓于偶然性之中。他们一是有心人，是专门来找野生稻的；二是他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所以宝贵的材料只要触到我们手里，就能一眼识破。别人即使身在宝山，也不见得识宝。”
>>志存高远
“我只能说，我为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其他的评价，我都不能接受。”袁隆平对自己崇高志向的描述选择了低调而朴实的词汇。
1960年至1962年那时候，他和他的学生们总是刚刚吃过饭就又饿了，谈天也没有别的内容了，总讲什么什么时候打过怎样的牙祭。他还亲眼看见过5个饿殍：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桥下；一次看到两个人倒在田里；一次看到一个人倒在大路旁。袁隆平说:“悲惨的情景对我触动很大，刺痛我的心，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这个想法至今仍然牢固地扎根在我的头脑中。这是驱使我孜孜不倦地研究提高粮食单产方法的重要原因。”
>>胸襟博大
他毫无保留地把珍贵的“野败”材料分给各地的科研单位。1971年，来自全国几十个科研单位近百名科研人员，使用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组合的回交转育。1973年，各地科技人员广泛选用长江流域、华南、东南亚、非洲、美洲、欧洲等地的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这时的杂交稻研究走出了徘徊的困境，别开生面，群星璀璨。
他利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名望，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中国争取到了生物学奖学金资助名额，从1988年开始，派出谢放鸣、肖金华、李继明、李新奇、符习勤等多名硕士生赴美国或澳大利亚，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利用国外设备进行研究。
有人说：“你培养的人才都飞了，可是白费心血了。”袁隆平不这么看，他说：“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未来，需要大量超过袁隆平的人才。优秀人才的成长需要广阔的自由天地，让他们都窝到我的手下，受着我的思想束缚，怎么能超过我呢？”
问号四 农民为什么给“米菩萨”塑像？
湖南农民说搭帮“两平”――发家致富搭帮邓小平，粮食丰收搭帮袁隆平。搭帮，在方言里是“得到帮助”的意思，但语感上更为生动鲜活。农民还称袁隆平为“米菩萨”。湖南郴州市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农民曹宏球甚至花5万元给“米菩萨”雕塑了一尊汉白玉塑像。
袁隆平说：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提高后，可以保证国家所需的粮食总产量，同时，农民能够把多余的土地另辟他用，比如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发展水产养殖业等，最后使农民实现富裕。
作为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的粮食问题向来受到世界的关注。1994年9月，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发表了报告《谁来养活中国》。报告中指出，到21世纪初，中国粮食将无法自给,可能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将会引起世界粮价的上涨和粮食短缺，将造成全球的粮食恐慌。这是又一种表达的“中国威胁论”。
理智地看待布朗的观点，其担忧也并非全然无理，但他最大的失误是，低估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创造。袁隆平如此直击这一观点：“我认为布朗的观点在某些重要方面很片面，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低估或轻视了科技进步对提高生产力的巨大潜力。事实上，通过育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水稻的产量可跳跃式不断登上新台阶。我们可用拥有说服力的数字告诉布朗先生和一切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们，我们中国人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我们乐意帮助其他国家，传授我们的技术，以造福于全人类。”
（5月23日《北京青年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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