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得主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别奥秘

　　一个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在政权更迭大半个世纪后,还无人摘取诺贝尔科学奖之桂冠,其实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无论是国籍还是学术建树,不管是学校还是出生地,二战后至今。东欧诸国获取诺奖的资源都已衰竭。
　　坊间盛传“只要立国三四十年,一般会出现诺贝尔科学奖”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
　　1950年以来,似乎没有一宗诺贝尔科学奖成就是在发展中国家问世,诺奖得主的国籍与做出诺奖成果的国家成了两码事。
　　
　　东欧的尴尬
　　
　　二战前后的数十年间,世界科学中心完成了由德国向美国的转移。为此,人们常常用二战前后德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的变迁来表述这一态势,但往往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战前的德国,包括并人德意志帝国、且产生过较多诺奖得主的东普鲁士,疆域远比今天大,也即此德国,不是彼德国。
　　第二,在1945年前获奖的36个德籍科学家中,有23人出生于后归属西德的地区,有10人出生于后划给东德、波兰与苏联的地区(下文简称“东部地区”)。
　　二战后至今,西德地区又陆续产生了30位获奖者,绝对人数超越了战前。若东部地区也保持战前的比例,应至少有10人获奖。但令人难堪的是,1946年至今,竟无一人问鼎。
　　而东欧的情况也在二战前后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战后至今,东欧诸国无人能做出诺贝尔科学奖之成果。所不同的是,在这片土地上,曾诞生和孕育过数十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
　　二战结束前,东欧有一位德籍捷克人和两位匈牙利人获奖。由此地降生后移民他国荣膺的也有6人,即二战结束前,东欧地区共产生19位诺贝尔奖得主,占当时总数的13.5%。1946年后的得主中,仍有30人源自东欧。这意味着,即使按今天计,仍有近五分之一的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来自德国和东欧地区;更说明,直至二战末,东欧地区的人口素质与成材环境仍大致保持着与西德相等的水准。
　　但是之后发展的结局不堪回首,30个诺奖得主中有29人是在西方国家(有6人归属西德)获奖的。以东欧公民身份赢得最高荣誉的,仅为1959年的化学奖得主、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一人而已。遗憾的是,仅这一特例,其成就是在“解放”前取得的。也就是说,兑换诺奖的科研成果,二战后东欧各国颗粒无收。
　　1946年后的得主中,曾在东欧读过本科的,1945年前达16人,此后仅两个人。令人尴尬的是,这二人之后是靠逃亡西方而成功的。在诺奖得主中,1946年后出生的已达37人,其中出生在西德的6人,而无一人来自东欧。
　　概而言之,无论是国籍还是学术建树,不管是学校还是出生地,二战后至今,东欧诸国获取诺奖的资源都已衰竭。此外,域中的波兰、匈牙利作为战前的科学强国,也双双退出了历史舞台。
　　
　　背后的痛
　　
　　二战前后的瞬间,东欧的诺奖得主怎么会演绎出冰火“二重天”呢?
　　人们会联想到体制,体制当然是重要的成因,但两者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就无法解释“十月革命”后,苏俄有11人获诺贝尔科学奖。
　　如果撇开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仅从教育的视角,寻找这些国家是否发生过内部共有又独立于“外”的、违背教育规律的举措?
　　《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显示,各国高等教育产生的时间、形成的规模、发展的速度,与诺奖得主的出现和数量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
　　通过1945-1993年间,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校大学生的增幅与二战后诺奖得主的关系便可见端倪。目前,获取诺奖3人以上的国家有16个,这些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只有荷兰在1946年出现过增幅超常现象,其余14个国家都没有发生过高校“大跃进”。
　　有趣的是,在获奖人数最多的9个国家中,战后有7个国家的得主超过战前,1个国家的得主略少于战前,唯独荷兰大幅减少。
　　二战后,东欧地区一片废墟,高校教师和优质生源大量流失,有产阶层的子女被剥夺或限制入学,故时维持现状已属不易。可出人意外的是,政权更迭后的东欧诸国,高等教育无不“跳跃式”发展。如匈牙利1950年在校大学生3.25万,是战前的2.8倍。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在校大学生5.49万,是战前的2.1倍;南斯拉夫1946年在校大学生3.92万,是战前的1.8倍。即使在国土、人口锐减的波兰,1946年的在校大学生比前年也增加54%,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也同样高歌猛进。
　　更有比较意义的是“两德”。1951年,东、西德在校大学生分别是3.15万与11.8万。可到了1954年,东德已发展到7.07万,猛增124%;而西德仅上升至12.3万,剔除其中的“不在校”因素,实际增加则不超过10%。
　　由上不难推断,当初作为新制度优越性炫耀的、具有共性的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大跃进”,实则是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
　　
　　高校“大跃进”与谱奖
　　
　　苏联著名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教授曾经提出“1922-1928年是苏联科学的黄金时代”的观点,《俄罗斯和苏联科学简史》的作者格雷厄姆也得出过“斯大林时期的杰出科学家是斯大林主义出现前培养的”之结论。让人再次把目光聚焦于高校“大跃进”的始作俑者苏联身上。
　　苏联从1928/1929-1932/1933学年,在校大学生由17.7万猛增到50.4万,拉开了世界高等教育史上
　　“大跃进”的序幕。但是,苏联与二战后在千疮百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欧列国不同。值得庆幸的是,在列宁的“新经济致策”终结前,在苏维尔政权下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仅比沙俄时代增加了39%,十几年间的累计增长还不足后来一年的跃进。即苏联高校“大跃进”是在革命胜利十几年后搞的,此时国民经济早已全面恢复和发展,且已足足培养了一代人。但尽管如此,苏联30年代始发的高校“大跃进”,只能说,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就培养一流的人才而言,也算不上很成功。
　　为此,若以1930年为界,对苏联诺奖得主接受大学教育的时段作一考察,权当论证。在18个诺奖得主(含经济学、文学)中,有12人在1930年前读完本科(含自学),此后由高校培养出来的仅6人。而在百年诺奖总数中,1931年后毕业的大学生已成主体。
　　质而言之,迄今为止的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揭示,高校“大跃进”的普遍回报是“苦果”,如东欧国家;较好的结局是不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苏联;产生质的飞跃的国家未曾出现。
　　由此联想,中国50年代的高校“大跃进”,并非中国的原创,是走向“斯大林模式”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阵线统一行动中的“例行公事”,相对于朝鲜“一五”(1957-1961年)时期的在校大学生增加5倍,此时,毛泽东似乎看上去还显得有些保守和“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