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2010年第1期 领导干部要警惕“偏入为主” 所谓“偏入为主”,就是领导干部把从非组织渠道、非正常途径得到情况与信息作为依据,进而形成对干部或一地工作的印象和感觉。“偏入为主”会严重伤害那些在基层一线埋头苦干、不事张扬,在本职岗位专注投入、不跑不要,在是非面前敢于较真、不昧原则的同志的工作热情。这些同志对党忠诚、对人民忠心、为人正直、不钻营、不打探,心无旁骛地扑在党的事业上。这些同志往往被“奏本”所参、为“暗箭”所射,自己还一无所知。试想,倘若领导同志对待“谗言”听之信之,对他们该是多么大的一种伤害啊!
《�望东方周刊》2010年第3期
中国工资上涨为何不够快
中国是一个对劳动权益保护比较弱的国家,其中一个制度性的根源跟我们国家的经济分权有关,地方官员一方面有发展经济的激励,一方面对他们的考核又是基于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招商引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目标偏向资本所有者,当劳资出现矛盾的时候,地方政府有意无意地偏向于资本的权益。这对工资上涨形成了向下的压力。由于劳动生产率持续上涨速度快于劳动工资的上涨,劳动者没有充分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于是,一方面,在中国的GDP构成里,投资所占的比重持续上升,消费所占比重持续下降,而净出口所占比重也是持续上升的。另一个方面,在收入分配上,整个国民收入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更多的收入份额是被投资者拿走的。
《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第2期
不要责怪中国居民不消费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误解,就是中国人有钱也不消费,这种“落后”的“传统文化”使得中国政府推进消费增长率的努力消泯于无形。事实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增长一直较快,即使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消费增长依然保持了较高水平。未来5～10年,将是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时期,城市化率有望提高10个百分点左右,达到55%～60%。如果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打工者能够从候鸟变成定居者,中国的消费完全可以上升10个百分点以上,未来消费拓展大有空间。不要责怪中国居民不消费,而要问政府是否给了居民放心消费的环境;不要对尽力消费的居民实行减存款利率等刺激疗法,而应出台培育有效消费群体的政策;不要把经济把消费绑定在车市、楼市上,而应该发展参差多态的服务消费品种。
《财经》 2010年第2期
政策调整宜未雨绸缪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4万亿财政支出带动近10万亿信贷投放,是这一波复苏和恢复增长的直接动力,其间并无所谓“奇迹”。大量信贷即使堆积在产出效率较低的部门,也会造成增长表象。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的扩散遵从了既往的差序格局,靠近权力中心的部门先得到了财政支持和银行贷款,加剧了发展不平衡的格局。眼下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难题尚未解决,又面临着成为压缩产能首选目标的风险。此一最具活力部门的进退失据,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蒙上一层阴影。拯救行动还影响了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的进程:“保增长”催生了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保就业”提供了落后产业苟延残喘的空间。不平衡的信贷分布和被延续的落后产能隐身在高速增长背后,正成为未来发展的掣肘。
《新世纪》 2010年第3期
保障房建设亟需制度安排
无论是从解决民生问题,还是维持经济增长方面,加大保障房建设都是优选政策。然而,应该看到,政府推行的保障房建设并不顺畅,导致保障房建设无法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缺乏积极性。在现有分税制体制下,土地转让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在一些大城市,土地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1�3以上,“土地财政”难以撼动。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各地政府税收普遍下降,这使得土地收入显得尤为珍贵。因而,地方政府既不愿意无偿划拨土地,也不愿从已有土地收入中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建房。政府应该认识到,保障房建设是住房制度的基础架构,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部分,从保障民生,稳定社会考虑,各级政府必须优先考虑保障房建设。可以考虑将保障房建设完成计划指标情况,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第3期
“跑部钱进”应终结
中国是单一制的国体,不要指望给地方政府以税收立法权。同时,中国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一制国家,而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体。地方的财政很多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来实现。比如,2009年的预算中,全国省以下地方支出的38%要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弥补,中西部地区省以下地方政府支出的54%要靠转移支付弥补。因此,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转移支付的作用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要尽快将转移支付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不要演变成“跑部钱进”,而是让地方政府能对自己的收入有一个大致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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