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后期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县领导说“三反”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当众宣布我坦白退赃好……那时我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想哭 “三反”运动是指1951年11月至1952年10月25日。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为此，中央建立了增产节约检查委员会，并在党、政、军三个系统成立了各级相应的机构。
像所有政治运动过度化时发生的情况一样，不但触及灵魂还要触及肉体，不但伤害无辜还要株连亲友，不但剥夺财产还会摧残人性。作为案例，陈懋智老人的叙述为那段历史留下了见证――日信不会是孤证。
此案还让我们看到，理想高张、道德纯洁的20世纪50年代似乎并不完美，也为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找到了出处。惟让人深感安慰的是，代人受过的罗先治先生与被“咬”的余长远先生。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一抹亮色。而真正的悲剧在于。自以为是“自己人”而不惜伤天害理、罗织构陷的主使者，日后也纷纷沦为了受难者。
――编者
1951年我35岁，在四川省忠县(今属重庆市)县政府财粮科当会计。那年1 1月26日，县领导在动员会上要求人人投入运动，个个认真检查。我天真地认为这场运动与自己无关，因为我第一绝无贪污，第二绝无官僚主义――那是官们的事。后上级反复动员，发现自己浪费还是有的，比如，由我负责印制了一批专收征收码头使用费的收据，这项收费停收时，上千本空白收据就成了废纸。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浪费”根本无人过问，“官僚主义”也只是虚晃一枪，“三反”实际上只剩下了“一反”，那就是反贪污。而反贪污的目的则在于追赃。根据运动的需要，县里成立了专门清查贪污分子的组织，大名叫“增产节约领导小组”，由于当时一律将贪污分子称为“老虎”，这个专门组织又叫“打虎队”。
打虎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区乡的老虎不断解押来城，还有从外地解押回来的，总共数百人。被安上的名号有“大老虎”“小老虎”“母老虎”“公老虎”等，县里的看守所一时“虎满为患”。县政府大门右侧临时改建成大监狱。
我成了“大老虎”
1951年的春节，我们家里没有一点喜庆气氛。腊月廿六，我的四哥陈懋敏(重庆法政专科学校毕业，运动开始时在县粮食局建仓委员会工作)忽然也被抓进监狱。正月初四下午，又通知我去城隍庙交代贪污。我知道大祸临头了。
城隍庙是当时全县最大的集会之地，场子里可坐七八百人(后来改建成忠县剧场)。我一进会场，看见台下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不禁十分紧张。
主持人要我坦白交代――可我明明没有贪污啊!我吞吞吐吐，不知怎么说好。台下爆发出一阵如雷的咆哮，说我不老实，很多人一起伸出手来指着我怒吼，于是不准我再说话，改由群众检举。一些素不相识的人怒火万丈争先恐后地检举我，这个说我解放前在下王庙仓库卖米几十石，那个接着就说是几百石。我解放前是在田赋粮食管理处任职，但根本没在下王庙仓库工作过，怎么会在那里卖米几十石、几百石呢?退一万步说，就算我在下王庙贪污了，这些检举我的人和我根本不相识，又怎么会知道?开始我还想记住检举的数目，后来根本无法记了，因为总数已经超过了万石。
就这样，我成了“大老虎”。散会后，十几个持刀佩枪的公安人员一拥而上，不由分说便将我押到了城西老官庙看守所。
我被推进牢门，意想不到看见了四哥。四哥胡须满面，憔悴不堪，和我骤然面对，欲哭无泪，只是无奈地打个手势，示意我去他旁边睡。
晚上四哥悄悄对我说，别人认为我两兄弟的问题都很大，说不定会把我们拿去做典型一起枪毙。我叫四哥不要太焦虑，可能问题不会那么严重。第二天下午，四哥被押出去审问。回来时，他的左手用布条挂在胸前――他的手臂被打断了!四哥说：
“不得了啦!飞来的横祸，我没命啦!”原来，四哥被押到商会接受斗争，很多不相识的人一口咬定他在仓库卖了多少粮。四哥坚不承认。打虎队说他不老实，把他和另四个人吊成一排。打虎队员尤振西和石少成操起大木棒一阵乱打，四哥的左手当场就被打断了。打虎队也不给看病，只找根布条挂起就押回监狱。
四哥和我的谈话声音很轻，竟也被人听见，向监狱长报告了。监狱长马上把我们叫去一阵训斥。监狱长是山东人，长得人高马大，他从墙上取下一根皮鞭在桌上猛抽，发出啪啪的声音，吓得我们心惊胆战。接着他又取出一副手铐，在手里咣当咣当抖动着走过来，猛地把四哥的两只手拉拢咔嚓一下铐了起来。四哥的手本来刚被打断，一点药也没上，现在又加上一副手铐，其剧痛可知。愁容满面的四哥顿时眼泪滚滚而下。
回到牢房，狱警命令我们立即分开铺位各住一边。从此我兄弟二人就不能交谈了。
算出了天文数字贪污金额
我所在的县府机关打虎队由范梓里(地下党员，毕业于四川乡村教育学院，时任县府秘书，当时没有副县长也没有县府办，秘书权力极大)任队长，陈顺平、杨大玢(女)、罗明等任队员。这些平常和我共事于一个机关的人，自从参加了打虎队后，一下就变得威严起来。
第二天我被押回县府交代罪行。会议室里已坐好了打虎队的几个队员。范梓里和颜悦色地要我坦白从宽，但我实在不知如何坦白。一会儿他就沉不住气了，陈顺平、杨大玢、罗明等也威严起来。
我小心翼翼地向他们陈述解放后我在财粮科只管几本账簿，手中并无一分钱一粒粮，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去哪里贪污上万石粮食呢?
范梓里睁大了眼睛，伸出手来指着我一字一顿地说：“你要很好地将解放前的贪污交代清楚!”我立即举出《惩治贪污条例》中的明文规定：
“贪污从解放之日起计算”，要求他们执行中央的政策。
这时旁边的几个打虎队员一起嚷起来：
“你的情况不同。中央确实规定从解放之日起计算贪污，但解放前的粮食从解放之日起就要被人民接管，如果你不贪污，还不是落人人民手中吗?虽然你贪污是在解放前，实际上贪污的是解放后的，所以要你交代是符合中央政策的。”
我听到这种诡辩，气结于胸，无言以对。
范梓里“语重心长”地说：
“你认真回忆一下，贪污了多少粮食?卖给了谁?其实嘛，这些我们早已有数了，只是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看你老实不老实。嗯，你看，我们对你是很客气的，没有伤你一根毫毛。”说到这里，忽然语气一转，冷冷地说：“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现在对你是和风细雨，非要急风暴雨就大伤感情了哟……”
我听出他在暗示我，再不坦白就要动武了。想到四哥被打断的手，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得想办法图个暂时平安。我想起了四哥告诉我的话，打手们在吊打他时。诬他贪污了多少粮食，买粮人是某某，这些数字和人名我都记得。此时无路可走，干脆把那些都一概说成是我的贪污。
我打定主意，便主动“坦白”了。
罗明打开抽屉，取出一张单子认真看了看，转身对范梓里说：“他交代的几笔贪污和别人检举的相 符。”范笑着说：“这样好嘛，走坦白从宽的道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
气氛轻松起来，打虎队员们都像打了大胜仗一样高兴。一桩莫名其妙的贪污便定下了“铁案”，而我仅仅是从四哥那听来了几笔子虚乌有的数字。
范梓里和几位队员凑到一起拨着算盘，我知道这是将粮食折算成金额。我打了半辈子算盘，从来没有哪一次算盘珠的声音像这一次这么刺耳，啪啪啪，像刀子在剜心。
一会儿，我的“贪污金额”算出来了：7600万元!
如此天文数字，我用什么去“退赃”?
无处藏身的金条
由于我“坦白”得好，被解除牢狱之苦，转移到了县法院反省室。不几天，打虎队令我回家准备退赃。当晚向父母和四嫂详述了四哥在狱中的情况，母亲和四嫂悲泣不已。
用什么来“退赃”呢?7600万元啊!
想了想，我在银行存有34元(新币)，那是妻子从川东行署寄回的生活费，用长子陈储德(两岁)的名字存入的。可是父亲却告诉我，我入狱后，家中过年缺钱，去银行取，银行干部恶狠狠地说：“这笔钱已没收退赃了!”
又想起解放前我曾经放过的两笔账，一是石印铺老板敖方兴300元，二是杂货铺老板陈智洪100元。这两笔账解放后不敢去收，怕落个解放前放债“大利盘剥”的罪名，戴上剥削阶级的黑帽。但是现在为了“退赃”就不得不收账了。
打虎队立刻派人持枪将敖方兴、陈智洪押到县府来。二人知道凶多吉少，一进来就扑通一声双双跪下答应还款。敖方兴已是年逾古稀白发苍苍的老人，前一年镇压反革命，他的儿子敖金辉被公开枪决了，从那以后他就失魂落魄如惊弓之鸟。陈智洪开杂货铺小有积蓄，这一向已被许多老虎咬了，积蓄差不多都已代人“退赃”。事后得知，他吃苦最多，打虎队不分白天黑夜押他到太保祠去斗争，要他将双手平伸，在手心各放两块砖站通宵，折磨得汗水鼻涕眼泪不断流淌，几次昏倒。我这笔账是他把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卖了才交清的。
以上款项显然不够。
我想到了解放前购买的四根金条。那时抄家掠财掘地挖宝已成为风气，我害怕金条被抄，反复转移地方。起先我把金条藏在墙洞里，过了两天放心不下，又取出来用瓦罐装好埋在地下。再过两天还是觉得不妥，又挖了出来。回头看见两岁的儿子坐在竹制童椅上，心生一计，将童椅的竹节打通，把金条放进去，两头塞上木条。过了几天，我还是不放心，又在夜深人静时关好门窗将金条取了出来。最后我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将金条寄放到县邮局罗先治局长的保险柜里。罗为人忠厚，与我交情颇深，完全信得过。他满口答应，终于卸掉了我的心腹大患。
那四根金条可是我辛辛苦苦挣的，要拱手送出去，真是剜我心头的肉啊!可打虎队一天紧似一天地逼我退赃。我知道不少人已被逼死了，再不“退赃”，说不定哪天也会老命不保。我横下一条心，咬牙向打虎队交代了。
罗先治此时正在重庆邮电学院学习，打虎队火速赶往重庆，将他戴上脚镣手铐押回忠县取出金条。他们又硬说罗先治贪污了邮局全年的所有汇入款。罗先治最后被判刑七年(他实在无钱“退赃”)，刑满后送回老家务农，终生陷在农村。
想到罗先治的悲惨下场我就愧疚不已，他是一个多么忠诚老实的朋友啊!后来他多次来看我，一见面就喊“懋智兄”，喊我妻子“嫂夫人”，还和解放前一样，令我热泪盈眶。
咬出商人余长远
7600万远未交清，打虎队又加紧向我进逼。
这天，打虎队问我，还有什么钱交在商人手里。我如实回答“没有”。
杨大玢开口了：“有些账你可能当时没有要凭据，或者凭据丢了，这些都不要紧，你只要说得出名字和金额，我们就有法子收回来!”
我非常清楚打虎队的意图就是要我乱咬商人。忽然想起，在反省院时我的同学刘以臣也关在那里，他是忠县工商联主任，罪名是盗窃经济情报。这个老实人以为“经济情报”是一张报纸，审讯时，他坚决不承认，理由是“我从没订过《经济情报》”。刘以臣对工商界情况比较了解，说到退赃，议论起城里现在到底谁还钱多，刘曾说过：
“看来只有余长远了。”
紧逼之下，
“余长远……”三个字神差鬼使从我的嘴里一下溜了出来。我意识到失言了，马上接着说：“……可惜不认识。”
谁知我的话刚一出口，一个队员就急不可待地说：“早就有人检举你在余长远铺子搭生意，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不愿讲呢?”
我一下愣住了：“我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打虎队员们纷纷指责我不识相，说“塞个指头在你嘴里也不晓得咬”。
范梓里气得像发怒的狮子，盯着我半晌不转眼，眼中有火星往外溅――说实在的，这眼神有些可怕。
苍天在上，我可是一辈子不做亏心事的，但现在实在被逼不过，只好承认了。这真是一个万分痛心的时刻!
范梓里的脸立即由阴转睛，堆满了笑容：“这样才对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的政策。好!现在马上同余长远对质!”
“能否缓一下，暂时不对质……”我哀求范梓里。
“你既然已经承认了，还顾虑什么，对质就对质!”范梓里的火气又上来了。他转过身去吩咐县府通讯员老马：“马上去把余长远叫来!”又对我把手一挥：“你下去做准备。”
约一个小时后，老马背着枪回来了，走在他身边的是一个大腹便便、身着褪色蓝布长衫的胖胖的男人，约50岁左右。那男人垂头丧气，一脸无奈。从黄桷树下经过时，老马连连向我使眼色，暗示此人就是我的“生意伙伴”余长远。
余长远一见就指着我高声叫起来：“问他嘛，看他认不认得我嘛!”他气得脸色发白，说话结结巴巴。
我镇静了一下，暗暗为自己打气：不要怕，不要怕，这怨不得你，你是被逼的，上天会宽恕你的。“怎么认不得?我的银元是在你楼上亲手点交的，现在怎么不认账呢?”我不知哪来的勇气。
余长远压根儿就不认识我，更没借过我的钱，他心里是踏实的。他瞅了瞅我，很从容地说：“你既然说是在我楼上交的银元，那你当着这些同志说说，我楼上的门窗是怎么开的?一共有几间屋?”余长远料定我说不出，所以他一点不慌。
殊不知事有凑巧。一年前我因事找人上过他的楼，只是当时不知他是余长远，但楼上的大模样还记得，我就根据记忆一五一十地说了。那一瞬间，余长远大惊失色。
“你现在还有啥话说，人家给你讲得清清楚楚，脚跛眼瞎，东西南北一点不差，你还想狡辩吗?哼!”范梓里连珠炮一样地教训起来。
余长远的头慢慢低了下去，一直垂到胸前，一言不发地愣在那里。
范梓里又换了一种语气：“陈懋智自来是个忠厚人，不会无故乱说的。你是个开明资本家，政府对你是另眼看待的，你要保持开明的荣誉，要跟共产党走。党的政策是实事求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走一个坏人……”打虎队员们你一言我一语，轮番劝导余长远“跟共产党走”。
余长远一直低着头，面部的肌肉抽搐着。我心里更痛苦，他要是死不承认怎么办?他承认了又怎么 办?我假装泰然自若，内心却虚到极点，也矛盾到极点。
过了一阵，余长远缓缓地抬起头来，眼中盈满了泪水，哭丧一样从喉咙里吐出了三个字“我……承……认……”
听到这三个字，我既想笑，又想哭，又想大叫，却又什么都不敢――如此荒唐的丑剧，我竟不幸是剧中的主角。
余长远稍稍稳定了情绪，说：
“现钱已经没有了，家里只有公债。”
“公债也可以，马上去全部拿来!”范梓里抑制不住喜悦，笑着对余长远说。
一会儿公债券就全提来了，点了一下，有2000多万，还差得远。范梓里又说：“你的‘永顺长’酱园铺生意不错，这样吧，以后每天卖的钱就全部上交作赃款。”
这以后，县府派了一个姓王的干部天天和我一起去“永顺长”酱园铺坐柜台。余长远在一旁忙着给人打酱油称盐巴，钱却由我们如数收来装进钱柜，一分不留。钱柜由王干部上锁，每晚关门后我们三人开柜清点，记好账，由王全部带走作赃款收邀。“永顺长”是县城最大的一家酱园铺，每天销售额都在几十万元以上，这样，我的“赃款”额就逐日减少了。
在我“退赃”接近尾声时，县银行也有人说解放前跟余长远搭过生意，银行青年干部毕其衡(后任行长)也来和我们一起坐柜台，每晚打开钱柜后和我们平分营业款，为此县府和银行专门达成了协议。
又过一段时间，自称给余长远借钱搭生意的越来越多，大家天天为分钱的事扯皮，彼此都不让步。此时的余长远一律来者不拒，每天只管开门营业，让人收钱就是，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了。
结局：不得其所
运动后期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县领导说“三反”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并当众宣布我坦白退赃好，免予刑事和行政处分，仍回原单位工作。全场千余人顿时爆出雷鸣般的掌声，县领导亲切地走到我面前来握手祝贺，欢迎我回到革命阵营。那时我脸上挂着笑，心里却想哭。
我恢复了自由，但家庭已经伤尽元气，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孩子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个个有如乞儿，看起来好可怜!
四哥被判刑后送去奉节硫磺厂――个极为恶劣的地方劳改厂(一年后因病回家，1962年去世，年48岁，1990年彻底平反)。四嫂没有工作，带着几个儿女无法谋生，不得已和我们一起生活，我夫妻二人以每月有限的工资供两家十余人糊口。
运动结束后，我专门找到余长远，向他道歉。余长远却一点也不计较，说：
“我开始思想是不通，你我过去互不相识，怎么会搭生意呢?后来恍然大悟，这是他们打垮资产阶级的手段!你不来，别人也要来，反正要把我的钱整完才了事。先后来说搭过生意的人你猜有多少?二三十个!我想开了，一个也不推，全承认下来。唉，可惜底财已挖尽，后来的朋友我就帮不上忙了。”余长远的胸襟让我感动，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余长远为人厚道，得享高寿，活至80多岁才去世。
逼迫我的几个打虎队员在后来的运动中竟也成了斗争对象，结局都很悲惨。杨大玢因反革命罪开除回家；陈顺平被打成忠县第一大右派送劳教，后回家病死；罗明被查出三青团身份打成右派开除回家。范梓里最惨。文革时他在石宝中学任教，被打成大叛徒，反复斗争拷打至死，尸体抛人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