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殿试时的诗题是“淡烟疏雨落花天”，俞樾所作首句是“花落春仍在”，咏落花却无伤感衰败之气，得到主考官曾国藩（1811―1872）的赏识，置为第一。咸丰二年（1852年）俞樾官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年）简放河南学政。咸丰七年（1857年），俞樾遭御史曹登庸（字芗溪）弹劾所出试题割裂经义，被罢职，此后不再涉足官场，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勤勉著述，主讲于各大书院，和书院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仕途不顺，勤勉治学，
开始执掌各大书院
俞樾仕途不顺，且非常短暂。道光三十年（1850年）俞樾进士及第，是年30岁。咸丰五年（1855年）八月简放河南学政，咸丰七年（1857年）被弹劾所出试题割裂经义，罢职回乡。在35岁至37岁短短两年的从政生涯中，俞樾任河南省主考官，负责甄选人才、擢拔名士的教育大事。但他却在出考题时犯了禁忌，结束了短暂的政治生命。
俞樾所出八股文题被指责为割裂经义和触犯时忌。下面来看看他所出的题，如：咸丰七年试陕州题曰：《然则文王不足法与》；试武陟县题曰：《苟为无本》；试修武县题曰：《王知夫苗乎》；试原武县题曰：《鳖生焉》。尤触时忌者，试祥符县题曰：《邦君之妻曰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合场哗然，几至罢考。俞樾所出的这些试题，断取经义，增加了士子判题的难度。如《鳖生焉》，题出自《中庸》，原句为：“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只割取“鳖生焉”3字，上下不着边。特别是割取经义后，没有上下文的贯穿，题目所表达的意思往往会有违背纲常、触犯时忌之嫌。如《然则文王不足法与》、《王知夫苗乎》二题，好像是对最高统治者的责问，这在皇权社会当然是要不得的。特别是如《邦君之妻曰寡》这样的题目，该题出自《论语・季氏》：“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诸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割取上下文拼凑成题，满族本异邦，题目表面意思容易使敏感的清统治者觉得有影射之嫌。
俞樾后来述及被罢职一事，他以诗道：“岳色河声无古今，使臣仗节遍登临，力除萧艾求兰蕙，此时当年过用心。”俞樾解释道：“丙辰二月始出棚考试学使之职，当以求才为主，而以防弊为宾，果拔得一二真才，便为无忝厥职，小有冒滥无伤也。余当年转以防弊为主，此乃少年用意未当，奉职不称正以此也。”俞樾认为自己为河南学政时，出题割裂经义是因为求才心切，用心过当，以至于无意中触犯时忌。
罢职后，俞樾闲置无事，开始读高邮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诸书，渐而好之，遂有意治经。咸丰十一年（1861年），俞樾从朋友处借得半部《学海堂经解》，即阮元于学海堂主持编刻的《皇清经解》，专心攻读，治经渐有心得。罢职后8年，即同治四年（1865年），俞樾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书院主讲经历，主讲于苏州紫阳书院，然后又移席杭州诂经精舍、菱湖镇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其中执掌杭州诂经精舍时间最长，从同治七年（1868年）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达31年之久。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曾延请俞樾任四川尊经书院山长，俞樾以老母在堂，未便远游相推辞。
掌教书院，醉心朴学，
成就朴学大师地位
书院教育和官方教育比较起来，思想比较自由活跃，受到的禁锢较少，给了俞樾更多的教学自主权，而俞樾所主讲的这些书院，除了最先主讲的苏州紫阳书院是从事时文教学外，其他书院皆如诂经精舍一样是以朴学教学为宗旨，研经究史，训诂考据，讲求真才实学。俞樾在这样的书院环境中教书、著述，终于成为桃李满天下的一代朴学大师。
俞樾掌教的各大书院中，以在诂经精舍的时间最长，达31年。俞樾能够掌教诂经精舍如此之久，是俞樾和诂经精舍相互选择的结果。同治四年（1865年），同科进士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及两江总督，俞樾往见之，李鸿章举荐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俞樾对在苏州紫阳书院的教学生活显然是很不满意的。苏州紫阳书院是以科举时文为主要教学目的的书院，教学内容是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和试帖诗。掌教紫阳书院期间，俞樾给同人的信中屡屡谈到教学时文的苦闷。他在给友人应敏斋的信中说：“弟章句陋儒，所主紫阳讲席，又专课时文，虚拥皋比，一无裨益。”在给举荐者李鸿章的信中也屡次谈到教学时文的无益，在一封信中他说道：“吴下为人才渊薮，兵乱以来不无荒废，殊少佳文，未识老前辈甄别正谊得有绩学能文之士否？昌黎有言：文章岂不贵经训。乃��吾人作秀才时，或侈言时务，或空谈心学，二者皆不无流弊，总以经史实学为主。省会书院宜存贮十三经、廿四史及周秦诸子之书。诸生中有笃学嗜古者，许其赴院读书，师友讲习以求实学，或亦造就人才之一助乎！”
受杭州诂经精舍的影响，正谊书院也专课经解诗赋，以朴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在这封信中，俞樾对正谊书院能够从事朴学教学，培育朴学人才，感到非常羡慕。信中流露出对崇古实学的嗜爱，对培育实学人才的关注，也特别关注书院古籍的储备。其后与李鸿章的信中更直白地说道：“弟承乏紫阳，倏又半载，如期开课，裨益毫无。”对紫阳书院以时文教学为务的生活，极为不乐。
这时，浙江制府马端敏（�山）延请俞樾前往诂经精舍任山长，俞樾欣然应允。同治六年（1867年）冬，俞樾准备离开紫阳书院，赴杭州诂经精舍任山长，在给友人曾枢元的信中说道：“频年主讲紫阳，虚拥皋比，了无裨益。明岁移席浙江之诂经精舍，从吾所好古训是式。湖山�坫，其鄙人坐老之乡乎？”不但对移席诂经精舍从事自己所喜爱的朴学教学和研究，认为是“从吾所好”，非常自得，而且对诂经精舍优美的湖光山色也极其满意，认为“西湖山水之胜，自非吴下所可及。凭栏眺望，心目开爽”。诂经精舍恰是俞樾神投意合之所在，并打算在那终老余生，颐养天年。
俞樾和诂经精舍结下了31年之久的不解之缘，实是书院历史上的佳话，也惠及其它以朴学教学为宗旨的书院，如湖郡菱湖镇龙湖书院、上海诂经精舍、上海求志书院、德清清溪书院、长兴箬溪书院，俞樾都曾掌教其中。诂经精舍31年的教学生涯是他最为满意的人生选择。阮元创办诂经精舍时，就立下了以朴学为主的教学宗旨，俞樾能长期胜任山长职务，是和他取得的学术成就分不开的。
俞樾掌教诂经精舍前后，正是俞樾从事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在掌教苏州紫阳书院（1865―1867）期间，俞樾就已完成《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各35卷，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大师地位。掌教紫阳书院期间，俞樾在时文课教之余，一直潜心于朴学研究。给友人信中说：“樾在此（紫阳书院）已举六课，每课卷约计三百左右，率以六日了之，一月之中，尚有二十四日可以读我书也。”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道：“樾非不知儒者读书当务其大者，特以废弃以来，既不敢妄谈经济以干时，又不欲空言心性以欺世，并不屑雕琢词章以媚俗，从事朴学，积有岁年。”
在俞樾掌教诂经精舍期间，他的学术研究和书院教学相得益彰，教学相长。同治十年（1871年），即俞樾掌教诂经精舍第四年，刻成《第一楼丛书》（第一楼是俞樾于诂经精舍读书著书处）9种30卷，它们是：《易贯》5卷、《玩易篇》1卷、《论语小言》1卷、《春秋名字解诂补议》1卷、《古书疑义举例》7卷、《儿�录》4卷、《读书余录》2卷、《诂经精舍自课文》2卷、《湖楼笔谈》7卷。特别是《古书疑义举例》7卷，对学界影响甚大，该书对九经诸子中由于文法或用词与后世不同而产生疑义，或因错简误字而读不通的，例举88条，加以解说，对于解决古籍阅读中的疑难问题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被誉为“发古今未有之奇”。一时续作纷出，如刘师培的《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的《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的《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姚维锐的《古书疑义举例增补》。这五种书被称为“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此后，俞樾在掌教诂经精舍期间，还陆续完成了《宾萌集》、《茶香室经说》、《春在堂杂文》、《春在堂随笔》、《俞楼杂纂》等著作，最终完成《春在堂全书》共达500卷。
弘扬教育，门秀三千，
热心书院制度建设
俞樾勤勤恳恳，致力于书院教育，为清代书院的人才培养做出了不朽的业绩。俞樾勤勉著书，著述丰富，所著书除留存所主讲的各大书院供师生阅读外，还曾将《春在堂全书》赠送福建九峰书院和四川尊经书院等，以求佳惠莘莘学子。他还竭尽所能，弘扬周围值得称颂的教育事迹和教育精神。他对教育行业中有贡献的人物，常撰文赞誉，以使事迹永传。
除了对政府要员如阮元等功名显达士林人物的事迹倍加推崇、交口称赞外，更可贵的是他还非常关注普通士人对教育事业的贡献，常撰文弘扬宣传。如浙江德清县钟桂溪（字广文）、俞石林（字锡麒）二人创建仙潭书院，俞樾作《新市镇仙潭书院记》；孙锵（字玉仙）筹建奉化县试馆，他作《奉化试馆记》，对教育事业有贡献的人物不吝笔墨，以期美名传之永远。
俞樾的书院教育生涯，硕果累累，培育门秀三千，天下景仰。弟子中有成就者不胜枚举，有章炳麟、黄以周、戴望、崔适等学术大家，也有吴昌硕等名留后世的艺术大师。难能可贵的是，俞樾教学授徒，不分国籍、不分男女。浙江慈溪女子张贞竹，聪颖伶俐，少有才名，喜欢读书学习，俞樾不受“女子无才便是德”陈腐观念的束缚，毅然将其收为女弟子。俞樾的学术声望远传日本，光绪十年（1884年），日本政府派井上陈政（字子德）等一批留学生专程到诂经精舍学习汉学，受业俞樾门下。因为这些日本留学生的纽带关系，俞樾对日本汉学也十分关注，与日本汉学家交往比较密切，促进了汉学的中外交流。
处于晚清社会变革时期的俞樾，对书院教学制度的建设，既坚持朴学大师遵循古礼的大儒本色，难能可贵的是，他更重视实际的教学效果以及国家、时代对人才的实际需要。
俞樾主讲苏州紫阳书院时，龙门书院山长应敏斋曾就书院章程和所定功课请俞樾过目，俞樾认为章程第五条每月授课师长西南面立，诸生以次东北面揖，师长答揖的礼式中，师长所处“西南面”、弟子所处“东北面”的方位比较唐突，且不符合古礼，并引经据典提出了疑议。虽是礼仪方面的细节小事，但可看出俞樾在书院制度建设中秉具“中正和顺”、谨遵古礼的儒家思想。
俞樾对书院的发展有着自己的见解，对书院建设提出了许多合理的建议。很多书院常就有关事宜请教俞樾。俞樾掌教诂经精舍时，应元书院掌教王补帆请俞樾订正应元书院章程，俞樾对应元书院每月膏火惟以官课为定，认为很不妥，这样会导致肄业生重官课、轻师课现象的发生，主张官、师课的膏火分配应该随课升降，平均分配，并举例说直隶莲池书院膏火分配以官课为定，且规定师课缺席者扣除名额，虽然每次考课师课人数不少于官课，但师课文章无一可观，不见佳文，建议应元书院应该官、师课并重。可见在书院管理中，俞樾并非一位迂腐的大儒，他重视书院机制运行中的实际教学效果，不漠视膏火这些经济因素在书院教学中所起的作用。对应元书院除常课外，另设一课专考经济有用之学，俞樾非常赞赏，他说：“美哉斯举也！夫通经而不足致用，何贵通经；经义治事固胡安定之成法也。使士子知上之所求不徒在八股试帖而孜孜讲求于其大者远者，洵为国储才之要务矣。”
他认为“通经”的目的是为了“致用”，而开设经济有用之学可以培养出对国家真正有用的人才。同时，他指出开设经济之课应防一些流弊的产生：“然鄙人窃有所过虑者。贾董之才，旷世间出，岂易责之；寻行数墨之陋儒，恐亦不过掇拾陈言，敷衍了事而已；其甚者浮浪之子巧以行其尝试之端，健讼之夫阴以佐其攻讦之术，处士横议由此而起，于治道无益而转于政体。有妨此亦不可不防者也。”
他认为开设“经济”之课应以史事命题，对“经济”之课的教学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兄尝谓师儒之教总以经史实学为主，苟于经史并通即于体用兼备，今于书院增此一课，鄙意请以史事命题。凡政治得失之由，形势成败之迹，理财洽兵之策，建官取士之规，或统筹全局或试论一事，观其断制乎。古者不谬则其施设于今者。可知数年以后父子兄弟互相�究，人才辈出，必由此途矣。”
此处所指的“经济”之学和今日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经济者，经国济世也；经者，经邦治国，济者，济世平天下。应元书院开设“经济”之课，是对晚清日益衰落的国势的清醒认识和积极反应，具有时代的进步性。俞樾认为开设“经济”之课，应以史事命题，从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表现了俞樾重视经史实学的朴学家本色，也反映了从事古学研究的朴学家习惯于将视野仅仅投注于历史的缺陷和不足。诂经精舍在教学中没有如应元书院那样，将经济之学专设一课，但俞樾所出的经史课题，特别是史学课题，侧重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骘考证，其希望以史为鉴、培养人才的拳拳之心还是极易体察的。
纵观俞樾一生，他和书院结下了深厚的情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