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编辑―崇高的职业”、“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等七个方面论述了刘杲关于编辑职业、使命、地位、责任、作用、素质和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见解和观点，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刘杲 编辑观 启示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刘杲编辑观是刘杲关于编辑人员、编辑实践和编辑理论研究的见解和观点。他在担任新闻出版署领导职务期间，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讲话和言论，可见于《刘杲出版文集》和《刘杲出版论集》；离职后组建和领导中国编辑学会，他的言论和看法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和发展，可见于《出版笔记》和其他文章。刘杲为人谦逊，治学严谨，善于学习，与时俱进，其研究成果是自身经验积累和研究实践发展及探索编辑客观规律的结晶，也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编辑实践和编辑理论研究成果的集中反映。他关注编辑前沿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新形势，学习、思考、研究、探索、吸收和消化能为自己所用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又不曲附违背客观规律和实践发展的言行，形成具有自身风格的一以贯之的见解和观点。刘杲的编辑观受到同行尊重。研究和宣传刘杲编辑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2008年5月，他荣获韩国第三届“南涯安春根出版文化奖”，在答谢词中简要地表述了自己的出版观［1］38-40，但未系统说明他的编辑观。对我来说，要完成刘杲编辑观研究的任务是很困难的。限于学识和水平，只能就我的所知谈一些看法。
编辑――崇高的职业
刘杲对编辑怀有很深的感情，热爱编辑和编辑工作，对编辑职业充满自信、自尊和自豪。他在不少文章中表达了这种感情，其中主要有两篇，一篇是1998年写的《祝贺〈我是编辑〉出版》［2］310－311，一篇是2002年写的《我们是中国编辑》［2］367－369。前者是叶至善文集的品评。叶至善为编辑一生，热爱编辑职业，尽管身居高位，却不要别的头衔，仍以编辑为荣，出书宣告“我是编辑”。刘杲称赞叶老高尚的品德和思想境界，借此颂扬编辑职业的崇高和无可替代的作用。后者是《中国编辑》期刊的代发刊词，实际上是一首中国编辑之歌。第一句开宗明义：“中国编辑，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荣誉，我们的责任。”最后一句总结全篇：“我们是中国编辑。我们决不玷污这个响亮的名字！”全文感情炽热，文采斐然，显现着一种正气和豪情，令人鼓舞。
这两篇文章反映了刘杲编辑观的一个核心：编辑是崇高的职业，要热爱编辑职业，爱岗敬业是对编辑的基本要求。1999年他曾谈到“未来的出版人应当是热爱出版甚至迷恋出版的人”，“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忠诚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忠诚”［2］83。2004年10月，他在回答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学生关于“合格的出版人要具备哪些条件”的提问时说：“我想最重要的是要喜欢出版，甚至迷恋出版。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理性的思考和选择。”［2］2492005年，他在论述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文章中又提出：“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是编辑职业道德的第一要求。一个人如果不热爱编辑职业，不安心编辑工作，还谈得上什么编辑职业道德？”［2］395
爱岗敬业，忠于职守，看似平常，却难以坚持做到，看似简单，却十分重要，它是一切“家”的成名和一切“业”的成功的动因、动力和基础。刘杲的可敬在于他深刻地认识它的重要，不懈地倡导和宣扬它，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它。
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
编辑工作就是编书编出版物，这还不完整，编辑工作应该是编好书编好出版物。刘杲担任新闻出版署领导职务期间，多次强调“要千方百计多出好书”［3］71，“坚持以多出好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114，“出版工作的中心是多出好书”［3］256。1997年9月，他在“五个一工程”发奖大会上作了《多出好书》的发言，概括了好书的几个条件：在政治方向上旗帜鲜明，在创意策划上开拓创新，在编辑加工上精益求精，在服务读者上完全彻底［2］27－28。在这稍前的1996年7月，他参观中国出版成就展后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想法：“干出版这一行，任它千头万绪，最重要的是要有几本书能够立起来，站得住，能够造福当代，能够传之后世。这就是精品。”［3］283
不久后，刘杲在中国编辑学会1998年年会上作了题为《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的发言［2］312-318。发言提出传世之作“是精品，是精品之中的精品”，是高峰，是“思想理论的高峰，科学技术的高峰，文学艺术的高峰”。他设问：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那么丰富的文化典籍，我们给后人留下什么呢？我们拿什么图书代表当代中国的出版？如果拿不出跟我们的辉煌历史相称的、跟我们今天重要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出版的成果，我们向当代和后世怎么交代？他说明：“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每一本书都能传世。但是，就图书出版的总体而言，我们应当下决心攀登高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出版传世之作是图书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
这是一篇表达刘杲编辑观的重要代表作。它阐明了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和使命，达到这个目标必须遵循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并努力适应编辑工作面临的经济和技术的新形势、新情况，还需要培养大批跨世纪的编辑人才。从“好书”到“精品”到“传世之作”，刘杲编辑观逐步提升、发展。此后还多次对这个命题作了发挥和延伸。2004年在“三项学习教育活动”培训班讲课时，他强调“牢记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2］134，重申“多出好书的极致是出版传世之作”，“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出版传世之作，应当是当代中国出版工作者的最高追求”［2］144-145。
刘杲在强调出版传世之作的同时，提出编辑工作要区别不同情况，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例如对“精品书”要高度重视；对“畅销书”要冷静对待，关键要看内容，不是对所有的畅销书都叫好，只对内容好的优秀畅销书叫好；对“平庸书”要尽量少出，平庸书难免，但不能满足于出平庸书，平庸书泛滥成灾，会导致一个出版单位甚至整个出版事业出现危机［2］145-147；对“双效书”不要过分强调，出版通例是以盈补亏，过分强调每一本书都是“双效书”，可能导致广种薄收，广种薄收难有拔尖之作。低水平的“双效书”实际上也是“平庸书”［2］364。应当说，刘杲关于编辑工作出版传世之作的观点，也是一个“传世之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有其理论和实际价值。
编辑工作要遵循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
刘杲在谈到出版传世之作与编辑活动规律的关系时说：“提高图书质量，多出精品，奉献传世之作，这个目标能否实现，还要看编辑工作是否到位，编辑工作是否符合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2］313这说明，出版传世之作，既是编辑工作的追求和使命，也是编辑客观规律的要求。编辑活动存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探索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按客观规律办事，就是坚持客观性和科学性，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
编辑活动规律不止一个，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编辑基本规律，对规律特别是编辑基本规律的研究，是编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杲的编辑学理论研究不乏真知灼见，这里仅就他对编辑基本规律的研究探索作一描述。
还是在中国编辑学会1998年年会的发言中，刘杲作了这样的概括：“编辑活动基本的客观规律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和加工。”接着对选择和加工作了说明：“首先是对科学文化成果的选择。作者很多，作品也很多。编辑的责任就是在同类作品当中选择最好的。可以说，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不仅选择，还要加工。加工是创作的延伸和作品的增值，是编辑附加于作品的创造性劳动。”“在特定的意义上，加工也是选择，是对书稿内容和形式的局部的或者细部的选择。”选择和加工以什么为尺度？刘杲认为，编辑选择代表的是国家、是人民、是读者。编辑的选择是选新、选优。能不能发现创新、创优，要看编辑的眼力。能不能通过加工使作者的创新、创优更加光彩，要看编辑的功力［2］313-314。
1999年，刘杲在《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中重申前意：“我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选择，包括选优和创新。加工，包括内容和形式的优化。传播，包括复制成果和服务受众。”［2］321相比前述，这里加上了传播、复制和服务的内容。
2001年至2003年，中国编辑学会召开几次理论研讨会研究编辑基本规律等理论问题，刘杲认真听取意见，吸收有价值的见解。2005年，他将编辑基本规律作了进一步表述：“编辑基本规律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2］406这次表述有重大进展。提出选择和加工的主体是“编辑人员”，客体是“作品”而不是以前的“科学文化成果”，“传播文化”是目的不是手段，“选择和加工”是手段。基于复制是出版环节而不是编辑的表征，表述去掉了复制的提法。新表述把传播文化作为目的写入编辑基本规律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刘杲的出版观中有一个论断：“在出版活动中，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1］38-40这里讲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即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2］125，不只是文学艺术一类的狭义文化。刘杲认为，文化是出版活动的根本目的，也是编辑活动的根本目的。2007年，阙道隆曾经指出：“这种传播理念也是一种编辑观念，一种编辑观。”［4］517
刘杲强调，编辑基本规律存在于各种文化传播活动所包含的编辑活动之中，具有普遍性。只有遵循编辑活动基本规律，才有可能出版传世之作，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公众。
刘杲对编辑基本规律的概括是众多见解中有代表性的一种，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表述已经穷尽对编辑基本规律的认识，他还在继续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就在2011年5月举行的编辑学、出版学学科史研究座谈会上，他呼吁要“特别关注数字出版对编辑活动提出的新要求和高要求”。他认为，数字出版的“编辑活动远远超出了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的范围，编辑活动深度介入了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的构建过程”，“对编辑活动的这种历史性的巨大改变，编辑学研究毫无疑问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5］112。这说明，刘杲还在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还要对编辑基本规律做更深层次的研究。我们无疑要对刘杲的研究态度和研究精神表示敬意，期望他在已有基础上取得更大和更多成果。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指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刘杲一直维护和坚守《决定》的这个基本论断，并且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和互联网影响下仍然如此。
针对有人认为搞市场经济，编辑工作不重要了的言行，刘杲在1993年12月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年会闭幕式上的发言中重申《决定》这个论断，认为论断一点也没有过时。出版要繁荣，编辑工作要加强，包括组稿工作和案头工作，包括严格的审稿制度和崇高的职业道德［6］546。1999年1月，他在《我们的追求――编辑学》中又说：“关于编辑的地位，也就是编辑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我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的提法，不仅过去是符合实际的，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然是符合实际的。”他进一步说明：“过去出版着眼于文化，编辑工作决定出版物的质量，所以是中心环节。今天出版不仅着眼于文化，还要着眼于市场。市场要求适销对路、质高价廉的产品。编辑工作决定出版的产品能否满足需要和占领市场。……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编辑工作仍然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2］322
在数字技术广泛介入编辑出版工作的新形势下，刘杲指出，编辑工作要适应技术进步，掌握和利用新技术开创新局面。“在新的条件下，编辑工作的某些程序会有变动，但是编辑工作的实质不会改变，选择和加工以及交叉、比较和反复这种客观规律的要求也不会改变。”［2］316编辑工作的实质没有变，就是编辑的地位没有变，目的、功能、使命没有变，不仅没有变，还要进一步加强。2011年5月，刘杲根据新的思考，指出：“在数字出版生成的过程中，需要编辑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面对海量信息，没有编辑的选择和加工，就不可能给读者提供及时的、完整的、准确的、优秀的内容。不仅如此，更需要编辑的深度介入，利用文字和图片，利用音频和视频，利用多媒体的综合开发，利用互联网的广泛链接，构建开放的互动的三维空间，提供优良的个性化服务。没有编辑的能动作用，这一切不可能结合起来成为整体。”由此，他强调：“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活动，而是需要文化含量和技术含量更高的编辑活动；数字出版不是不需要编辑，而是需要文化素养和技术素养更高的编辑。只有既能驾驭文化内容，又能驾驭数字化的技术手段，才称得上是数字出版的优秀编辑。”［5］112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中心环节的论断不是出自刘杲，但是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加以坚持，并且在新形势下充实、丰富它的内涵，赋予它新的意义。这充分反映了刘杲执著的编辑理念、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和善于思考的研究品质，同时有力地促进了编辑学理论的建设和编辑活动的科学发展。
编辑责任和主观能动作用
实现编辑追求和使命，编辑既要遵循编辑活动的客观规律，又要履行编辑责任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编辑的重要地位，也要求编辑认清责任，发挥应有作用。履行编辑责任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同样是刘杲编辑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1985年，刘杲在当年召开的全国出版社总编辑会议上的讲话中就讲了“创作自由和编辑责任”问题［6］76。1987年在全国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座谈会上又讲了“出版社的责任和能动作用”，指出作者有创作自由，对于作者的创作，编辑有很重要的责任和作用。首先是选择的责任。这个选择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作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编辑的能动作用不仅是对作品的选择和加工，还表现在对创作的组织和推动上［6］151-152。1993年12月中国编辑学会首届年会闭幕式上，他又强调指出：“提出编辑工作是中心环节，讲的是责任重大，而不是地位特殊。”［6］547中国编辑学会1996年年会上，刘杲又着重讲了“责任制度”问题，指出“历来的要求是建立以提高图书质量为中心的责任制，现在还是如此。……在出版改革当中，有两个权是不能下放的，一是选题计划的审批权在出版社的主办单位，不能下放；二是书稿的终审权在总编辑，不能下放。这两个权不能下放，就是这两个责任不能下放”［3］506。
刘杲不止一次说明，编辑是读者的知己和作者的知音，要尊重读者和作者，为他们服务。编辑责任和作用，不仅表现为编辑对作品的选择、加工、把关和对创作的组织、推动，同时表现为对读者和作者权利的维护，以及对读者和作者关系的调整，谋求作者创作和读者需求之间的平衡，后者可能是编辑活动更深的层面。
编辑责任和主观能动作用与编辑规范和标准相辅相成，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刘杲认为，“‘责任约束’的基本内容是编辑工作的规范化”［3］512，“创造性的编辑活动是需要的，规范性的编辑活动也是需要的，两者并不矛盾”［3］232。因此，编辑履行责任，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同时，还要遵守编辑规范，注意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刘杲解释为什么强调编辑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一是准确，有利于作品内容的准确表达，提高作品的科学水平；二是交流，有利于作品采用公认的共同语言，以便进行广泛的传播和交流［2］552。“这后一条在信息时代尤其重要”，“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数字化、网络化怎么搞？”［2］607刘杲还认为，编辑规范体现编辑规律［2］408，坚持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同样是符合出版规律的［3］512。规范化、标准化反映了编辑活动客观规律的要求，具有稳定性，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应当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自觉发挥规范化、标准化的积极作用，不能借深化改革、制度创新之名，随意否定规范化、标准化的要求。自然，随着对客观规律认识的逐渐加深，规范化、标准化也具有可变性，需要依据认识的深化、实践的积累和经验的总结，经过相应的过程和法定的程序，加以修订，但不是临时应变、仓促上阵就能办好的。因此，“正确的选择是，在深化改革、制度创新的过程中，自觉地发挥规范化、标准化的积极作用。同时，推动规范化、标准化的逐步更加完善。”［2］553
刘杲还认为，编辑责任是一种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2］311，编辑不仅要遵守编辑业务规范，还要树立政治意识，坚持政治方向［2］341，遵守法律规范［2］348，增强民主法制意识，依法办事。
一方面强调编辑责任重要，作用很大，一方面又将编辑责任和作用制约在编辑规范和思想政治、法律乃至道德规范的范围之内，这说明，编辑责任和作用同规范之间存在和需要谋求相互的协调与平衡。刘杲的见解，对于编辑履行责任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要努力成为学者型编辑
出版好书、精品和传世之作，履行编辑责任和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关键在于编辑具有优良素质。编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编辑活动的优劣成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编辑？刘杲一直认为，编辑要努力成为学者型编辑。1986年5月，他在图书编辑人才培养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编辑人才的业务素质，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编辑活动本身的专业知识，是基础性的，二是处理不同学科书稿所需要的不同学科的专业知识。编辑既要专又要博，不可能人人都是通才。［6］88 1994年在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图书编辑表彰会上的讲话中，他将其扩展为六个方面，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二是具有广博深厚的专业知识和扎实的编辑业务功底，既是编辑家，又是一门或几门学科的专门家；三是能把握学术文化发展的动态和趋势；四是能掌握读者需求和市场趋向；五是有社会责任感，编辑加工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六是有高尚的职业道德［6］549-550。这里不仅讲了编辑的业务素质，还讲了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素质。1995年，他明确地指出：“我是主张编辑学者化的，编审的条件就相当于学者的条件，比之一般学者更为不易的是，编辑必须具备某一种或某几种学科的专门知识，又必须懂得和熟悉编辑专业。提倡编辑学者化，是一种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的要求。”［3］232199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些人对“编辑学者化”的要求有保留，担心有的编辑只顾做学问、当学者，建议改为“学者型编辑”。他同意这样改动［3］541。在随后1999年1月发表的文章中就指出：“编辑人员不一定是学者，但是应当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造诣，争取成为学者型的编辑。”［2］322
刘杲把学者型编辑看成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和与时俱进的要求，1999年9月，他在《对新世纪中国出版的想象》一文中提出“未来的编辑人员应当有比现在层次更高的专和博，否则，跟作者、跟读者都会无法对话。他们当中应当有一批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应当有一批卓有建树的编辑家”［2］83。
刘杲要求编辑努力成为学者型编辑，同时反对把经济指标承包到编辑个人。他这个态度是坚决的，一贯的，在职时的意见可见于1984年、1988年、1991年、1992年、1993年、1994年的讲话和文章［3］56，143，169-170，188［6］40，514-515。离职后仍然坚持这个意见。1996年在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就指出：“实行承包制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近年来日益明显。应当在出版社停止承包制，代之以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3］581。2006年2月中国编辑学会换届，刘杲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所作的告别讲话中不无担忧地说：“如果对编辑活动的业务考核是利润第一，随之编辑活动的价值取向就必然是商业价值取向第一。只要有这种考核目标在强力引导，对编辑再怎么讲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都会毫无用处。”［2］410
刘杲还反对盲目加大编辑人员的工作量。2005年8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某出版社转制后，积极性大为高涨，有个编辑一年编了六十种书。刘杲大吃一惊，21日在中央电视台网上核对，确实是一名合同制员工一年不到编了六十多种图书。为此，他在《该不该重视》一文中，指出某出版社这种盲目加大编辑工作量的做法，为图书粗制滥造问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旁证。［2］177
将经济指标承包到编辑个人和盲目加大编辑工作量，这是与学者型编辑的要求相对立的，它不仅会严重削弱编辑素质，而且会危害出版事业和产业。编辑是应当成为学者型编辑，还是被迫成为单纯追求经济指标的商人和出版产品的粗制滥造者，这仍然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它事关编辑队伍和编辑人才成长的百年大计，以及编辑出版兴衰成败的命运和前途，刘杲关于编辑素质的见解给予我们种种启示和警示。
编辑的职业道德建设
1999年，刘杲在叶圣陶编辑思想研讨会开幕式的发言中指出：“编辑素质不外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素养，一是专业的素养。前者比后者居于更加重要的地位。”编辑“需要树立正确的编辑思想，需要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2］339。2003年，在纪念毛泽东一百一十周年诞辰出版座谈会上，他讲了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是革命宗旨，是政治方向，是道德追求”，对出版来说，“是我们的职业道德的核心”［2］130。2005年，他写了一篇《浅议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专文［2］391-404。初稿写于1997年11月，二稿写于2002年11月，2005年9月写出第三稿，历时八年。刘杲为文大多简练精悍，唯独此文长达14 000字，可见他对写作此文的重视和花费的时间与精力。专文论述了编辑队伍现状和加强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的迫切性，编辑职业道德建设与普遍道德规范的关系，中国编辑职业道德的社会主义特征，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编辑职业道德的养成需要长期的自觉的努力等五部分。重点是第四部分“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编辑职业道德的核心”，以提问作答的形式，提出和回答“如何对待编辑职业”、“如何对待图书质量”等十二个问题，最后概括为十二句“荣耻观”:
1．对待编辑职业，以忠于职守为荣，以玩忽职守为耻。
2．对待图书质量，以精益求精为荣，以粗制滥造为耻。
3．对待文化建设，以崇尚文化为荣，以糟蹋文化为耻。
4．对待市场竞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假冒伪劣为耻。
5．对待经济效益，以生财有道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
6．对待广大读者，以服务读者为荣，以欺骗读者为耻。
7．对待相关作者，以帮助作者为荣，以伤害作者为耻。
8．对待所在单位，以维护集体为荣，以损公肥私为耻。
9．对待出版同行，以和谐相处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
10．对待外国同行，以不卑不亢为荣，以有损国格为耻。
11．对待编辑权力，以秉公办事为荣，以用权谋私为耻。
12．对待编辑利益，以无私奉献为荣，以自私自利为耻。
这十二个对待，包括编辑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核心是编辑个人与人民的关系，处理的准则是以人民利益为本。编辑人员如果处处事事只顾个人，不顾人民利益，必然不能忠于职守，不仅谈不上职业道德，也谈不上事业和产业的繁荣发展。编辑职业道德建设是关系编辑出版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就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而言，现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刘杲这篇专文可以说填补了理论研究的一大空白，对实际工作也具有重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专文同时表达了刘杲的编辑价值观，值得我们学习。
为写此文，我几乎拜读了刘杲的全部论著和文章。刘杲的编辑观包括他对编辑职业、编辑使命、编辑功能、编辑地位、编辑责任、编辑作用、编辑素质和职业道德建设多方面的见解和观点，涉及编辑人员、编辑理论研究和编辑实践的诸多方面，既全面又系统。刘杲关注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注意吸收同行研究成果，对所持见解和观点不断思考，反复琢磨，敢于坚持也敢于修正，使研究成果逐步充实、完善，与时俱进。刘杲表达见解和观点，既有理论依托，又有实践佐证，加上文字简练准确，明白易懂，其文章具有说服力，读后感到亲切可信。刘杲编辑观是我国编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刘杲编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杲编辑观还在修正、充实、发展、创新的过程中，我们期待他如同他所说的那样继续努力，攀登新的高峰。
注释：
［1］刘杲. 我的出版观//中国编辑研究.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2］刘杲. 出版笔记.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3］刘杲. 刘杲出版论集.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4］阙道隆. 《出版笔记》对编辑学的贡献//中国编辑研究.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5］蔡姗. 推动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不断深化――编辑学、出版学学科史研究座谈会综述. 出版科学，2011（4）.
［6］刘杲. 刘杲出版文集.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作者单位：中国编辑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