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来源是一个双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其中在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教育文化)的现代化方面,毛泽东尤其在古代书院方面有所继承,但不是批判继承,而是批判性的继承。
关键词:自修大学 古代书院 批判性继承
Mao Zedong short to inherit to the ancient times academy systemcriticalness
Sun Chuanhong
Abstract: Mao Zedong educates the thought the origin is a binary cell (Marxism Chinese and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the process product.In which in China traditional culture (including education culture) the modernized aspect,Mao Zedong especially had the inheritance in the ancient times academy aspect,but criticizes the inheritance,but was the criticalness inheritance.
Keywords: Studied independently the university Ancient times academy Criticalness inheritance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9)09-0041-03
从文化来源来看,毛泽东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这一双元过程有机作用的产物,毛泽东通过兑传统文化(包括教育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完成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建构,这一转化体现为对传统文化(包括教育传统)的批判性继承,本文拟从对于古代书院的批判性继承方面,探讨传统文化与毛泽东教育思想渊源关系的一个侧面。
1.毛泽东对古代书院批判性继承的思想前提
1.1 毛泽东对古代书院的理论性批判。
唐宋以来,书院作为封建时代文化的载体,和儒学一同发展,将中国封建时代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使之进入了一个较诸先秦诸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颇有不同的新的文化层次。这一文化核心就是唐中期已经萌芽、宋初开其端,明中叶进一步发展的宋明理学。书院是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学术基地,自宋以后的历代儒学大师大多在书院学习或讲过学。书院为他们提供了教学场所,也为后学者提供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它的师承关系保证了中古文化发展的承前启后的不间断性。
和五四传播新文化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种种心思想、新主义的探讨相比,青年毛泽东在对待传统文化总是一分为二的,在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这一特点更趋明显。1960年12月他在与外宾会谈时,将他对封建时代文化的观点做了经典性归纳: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1]
当然,青年毛泽东对封建时代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如此明确的程度,但是,仔细考察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时的知识结构,就会发现,他如上述的观点早已基本成型。正是因为如此,虽然书院是封建时代文化范畴的东西,青年毛泽东没有将他视为封建主义而抛弃,而是强调其“有人民的东西”而坚持批判性继承的态度。
1.2 毛泽东对书院作批判性审视的文化氛围。
古代书院之兴,意在“匡翼学校之不逮”[2]救官学校教育之弊。然而,到了晚明之时,书院已经弊端百出,已不像宋代理学家们创立书院为研求学术,注重独立、创新,却和官学一样,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学风空疏,专课八股时艺。清代书院更多具官署性质,成为官学的一个方面,并将它视作安置老弱大臣的场所。比如,唐鉴是一位大理学家,皇帝“念该员年逾七旬,力陈衰老,若使勉强服官,特不足以示体恤”,故“赏给二品衔,仍回江南主讲书院”。[3]此时虽国运衰微,阶级及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但他于江南书院仍主程朱理学,以之为支撑国运的梁柱。他的高足曾国藩深谙书院之弊,顶住了保守派的反对,力主师夷之智与技,舍书院而办实业学校。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在列强环逼之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图强必须变法,变法关键为普及教育,使天下民众“皆出于学,而后智开而才足”。[4]此时,书院为教育的普及形式,“各直省及府州县,咸有书院”,但“所课皆八股试贴之业,所延皆庸陋之师”,因此,废书院为势在必然。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清帝谕各省州府县,将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新式学校,1905年新式教育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从此飞出,不久,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时论更是“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当青年毛泽东对书院辩证分析,并肯定其长加以继承时,他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文化背景。
值得提出的是,陈独秀曾是“五四”时期对青年毛泽东的文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杨昌济)。然而,陈独秀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态度的,书院当在被全盘否定之列。青年毛泽东虽视陈独秀为“一时楷模”,却未像他那样对书院全盘否定,足见他思想的独立性,更属可贵。
1.3 毛泽东对古代书院作批判性审视的缘由。
既然书院确实弊端百出,“争毁书院”成了一种文化氛围,青年毛泽东却偏偏逆之而动,其间必有缘由。通过对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发展的考察,我们发现:颜习斋、李恕谷及其漳南书院,在毛泽东形成对书院的批判性继承观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
刊于1917年4月1日《新青年》第三卷第二期的《体育之研究》是毛泽东最早发表的一篇论文。文中对颜习斋、李恕谷倍加推崇,特别赞赏颜习斋“文武缺一岂道乎” 的思想。该文批判了学校教育忽视“身心病完”的倾向,主张以“体”载“智”寓“德”,视颜习斋、李恕谷为这方面的典范。
颜、李之所以为毛泽东所推崇,是因为他们作为传统教育种种弊端的对立面代表了一种传统教育的新模式。颜习斋以漳南书院为基点,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对传统教育的价值观念、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逐一进行了批判,并将他的教育思想在漳南书院付诸实践。李恕谷作为颜习斋的学生,是其学说坚定的拥护者和宣传者。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的教育实践,恰恰是颜习斋早就提出过的。可以说,颜习斋的漳南书院就是新教育的雏形。
青年毛泽东曾认为,改造中国的中心环节是改造中国的旧教育。因此,他主张对传统教育加以改造,除旧布新。颜、李对传统教育既有“破”又有“立”。青年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与颜、李有着高度的契合性。漳南书院使青年毛泽东意识到,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教育形式,通过改造完全可以生长出新质。继而促发了他日后在岳麓书院遗址创立自修大学这一客观行为。
2.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实践
毛泽东于1921年8月创立的湖南自修大学,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是他对古代书院批判性继承的产物。
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7中,毛泽东对书院的利弊做了剖析,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皆有其可誉”。在他看来,书院的可毁之处,即其弊端有:①它的研究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为“八股”等等干禄之具,算不得正当的学问;②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③将学术看得太神秘,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才能求学,多数平民则天然地不能参与;④非赤贫的人能入。若加以归纳就是,书院可毁之处在于它的“八股”化和非平民化。
他同时指出:较之新式学校的坏处,“书院也尽有好处”。学校坏处有三:一是,“师生之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各金钱主义,学生之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施教受教只是一种商业行为;二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贼人性。袭专制皇帝的权威,蔑视学生的人格;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与此相比,书院恰恰具有好处:一是师生感情甚笃;二是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毛泽东继而总结道:“从‘研究的形式’一点来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
毛泽东不仅从理论上剖析了书院之利弊,强调书院研究形式的优胜,而且将其付诸实践,具体讲就是取书院之利,避书院之弊,创建了湖南自修大学。在研究内容上,自修大学侧重专用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哲学和文学,强调其经世致用性,绝无书院的“八股”味。在“研究的形式”上则全力取书院之利,实行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共同研究,自修大学以自由研究、共同探讨为主,教师辅导为辅。教师负责提出问题,让学生自己去看书、思考、讨论解答,然后帮助修改作业。有时也采用通函办法加以指导(开示书目、指导研究方法、解答疑难)。学校除外文课外,皆无上课时间,个人自由研究开会讨论。学员每日每人作读书录和填写作业表各一份,每日作文一篇,皆由学长考阅,以定成绩之良否。每日作文,择其优者,发表于校刊上。学校设立了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和各学科的研究会。
自修大学作为古代书院批判性继承的产物,可以说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最早的成功尝试。从其具体业绩看,它虽然只存在了一年零两个月,便培养了一大批如夏明翰、罗学瓒、姜梦周、郭亮、毛泽民、毛泽覃等坚决改造现实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一成功尝试,证明了传统文化(包括教育传统)和现代教育确有通和之处,足证传统文化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大文化来源。
3.书院的“形式”精神与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关系
作为一种文化选择和创造的思路,毛泽东终其一生确实是基本一致的,自修大学所蕴含的教育思想,在其日后发展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传统文化现代化维度上,我们将自修大学所蕴含的教育思想理解为书院的“形式”精神,也就是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所说的书院在“研究的形式”方面优胜于学校的那三大好处。若对毛泽东教育思想在历史学层面上作一完整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书院“形式”精神为毛泽东所继承并且终生坚持,成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师生感情甚笃”被毛泽东视作书院一大好处。在其大量的教育论述中,他一再强调师生应该感情融洽。比如,1964年2月23日,他在中央召集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教师用“突然袭击”方式考学生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那是对付敌人的方法,反对师生间存在如此紧张关系。“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是他一贯主张,其中所强调的内容便蕴含有师生民主平等、互相信任、感情融洽的意义。又如关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自由研究,毛泽东早年对“自教育”给以特别重视,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坚持这一主张。在1964年6月8日,他在《关于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谈到,一个人要有真才实学,就“要自学,靠自己学”。在童年的春节座谈会上,他以祖冲之、李时珍、孔子、高尔基、富兰克林、瓦特为例强调了“自修”的意义。在这次座谈会上,他还以对《红楼梦》出20个题目考试为例,说明了应“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看书”。再如,精简课程、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这是毛泽东“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思想的重要条件。仅建国后,他便曾就此问题就此发表谈话或作批示。这一切都说明书院“形式”精神在毛泽东教育思想中,的确不容忽视。它是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文化渊源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1]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0~201页
[2] 王守仁.《万松书院记》
[3] 贺长龄.《耐庵文钞》卷首《墓志铭》
[4] 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
[5] 载《新时代》第一卷第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