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后代说“辛亥” 2011年9月7日下午，出席“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翠亨论坛的辛亥革命后裔，从“幕后”走向了“台前”，向记者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那段辛亥历史以及祖父辈的点滴故事。他们期望此次论坛通过缅怀革命前辈，教育新一代青年继承前辈的献身精神，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共和民主富强。
孙必达（孙中山曾侄孙、孙中山之兄孙眉曾孙）：
辛亥百年纪念的是千千万万的革命人
头顶着 “孙中山后裔”的光环，孙中山的后人中却鲜有从政的。在孙必达的名片上，虽然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头衔，他却不认为那是从政，仅仅是一个头衔而已，他生命中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留给了自己爱好的专业――“酒店管理”。从1979年开始回大陆工作，32年间他走遍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江西、长沙等众多大中城市其间参与建立的两家五星级饭店让他感到欣慰。一家是中国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北京长城饭店，而另一家是广州人俗称“63层”，也就是广东国际大厦。
孙必达认为，他走的算是从商路，这也是多数孙家后人所走的路，却不是唯一的路。“孙氏家族没有设定定律一定要从政或是从商，每一家每一房人都很自由。”
虽然常被人称为 “孙中山后裔”，孙必达却从来没有见过孙中山先生，他是在先生逝世后16年才出生，所以他从来不按辈分称呼这位长辈，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尊称其为中山先生。
他从自己父亲的口中得知，这位伟人曾叔祖是一位特别勤劳的人。那时孙中山还住在广州的大元帅府，孙必达的父亲也搬过去一同居住。每天早晨，孙必达的父亲就看见中山先生早早地起来看书、写东西、见客人，一直到夜晚。由于时间紧，连吃饭都是特别快，三下两下吃了就完事，天天如此。
让他感觉自己与中山先生有交集的，可能要算与宋庆龄度过的两年时光，“她在世最后两年，连最后一刻都是我陪在身边。”孙必达说。
孙必达当年从国外回到大陆，宋庆龄知道后便把他召唤到了北京，并留住在家中。正是这段时间， 让孙必达领略了这个“GRAND MOTHER”的风趣幽默。当年初次见面，孙必达按辈分称呼宋庆龄为“GREAT GRANDMOTHER”，哪知这一喊宋庆龄却不接受，对孙必达说“你应该称呼GRAND MOTHER，我没有那么老”。此外，宋庆龄把自己的轮椅称呼为“劳斯莱斯”，也让孙必达记忆犹新。
最近几年，孙必达经常回到中山，因为这里是孙中山先生的家，孙家的根。现在辛亥百年渐近，中山、广州、武汉、南京都在举行各自的纪念活动。他认为都是很好的事情，辛亥革命值得纪念，这段历史应该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了解。
但每座城市纪念意义却不尽相同，广州、武汉，属于孙中山先生革命地，南京属于孙中山先生魂归地，而中山却是孙中山乃至孙家人根的所在。“辛亥百年纪念的不仅是孙中山，而是为此流血牺牲的千千万人，这些都是伟大的人。现在的人要多点理解历史、问问自己，不要让这段历史埋没在历史尘埃中。”
彭宇扬 （彭素民曾孙）：
收集革命史料传承辛亥精神
曾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并亲身参与了江西革命活动组织工作和辛亥江西光复的彭素民，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领导人。他的曾孙彭宇扬，作为本次论坛嘉宾之一参与了论坛分组讨论。虽未在论坛上公开发言，彭宇扬仍庆幸能参与论坛，与关注辛亥革命的专家学者及其他辛亥后裔见面，分享多年来他与家族亲属收集的辛亥史料。
在到场的辛亥后裔中，30出头、在广州从事嵌入式电子设计的彭宇扬显得特别显眼。他在讨论会上认真聆听着每一位专家学者的发言，系统地记录到自己的本子上。这种收集辛亥革命史料的习惯，可以算得上是家中一项传统。在其曾祖父彭素民1924年于广州病逝后，其曾舅父刘与存敬佩素民先生的高尚品格，便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有关素民先生的资料以及一些辛亥革命资料，并亲笔写下 “彭氏子孙世世宝之”的字样。
这些重要史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却未能得以保存，很大一部分都在家人逃难的过程丢失、损毁。为了找回这份珍贵的史料，彭氏4代子弟在随后的80多年内，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段史料的找寻 。“走遍了各大城市的图书馆、把资料一字一字敲到电脑上。”彭宇扬说，经过几代人孜孜不倦的收集，最近几年有关彭素民先生的生平史以及一部分辛亥革命史料才得以再现，并在最近以 “辛亥百年纪念盛典帅府名人系列――彭素民先生生平史料展”为主题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展出。
如今，有关彭素民先生的史料已基本收集完成，但形成收集资料习惯的彭家人却保留了收集辛亥革命史料的习惯。究其原因，彭宇扬表示原因很简单，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辛亥历史，传承辛亥精神。
刘渝（刘揆一孙女）：
“天下为公”普世理念让孙中山成为公认领袖
今年71高龄的刘渝，是组建华兴会的先驱，也是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行者刘揆一的孙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把精心准备、尚未来得及在论坛上交流的论文《浅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拿了出来，论述了为何孙中山会成为公认的领袖。
1903年，刘渝的爷爷刘揆一自费留学日本，结识黄兴，参加反对沙皇俄国东北三省的拒俄义勇队，随后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及胞弟刘道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酝酿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后于1907年1月加入同盟会，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至武昌起义爆发，还曾亲临汉口前线任督战员。解放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多次与毛泽东主席书信往来。
在辛亥革命的众多先行者中，刘渝认为孙中山是无可争议的公认领袖。曾做过雕塑家、画家，在扬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广州雕塑系工作的刘渝，专门为本次论坛准备了一篇论文，主要是论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地位问题。她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公认的领袖，得益于他的卓越见识、系统完整理论体系以及 “三民主义”、“天下为公”的普世理念，是当时其他革命党人所难以超越的。即使辛亥革命走过百年，中山先生的许多理念、“民主”意识、忧患意识、辛亥精神提供的精神力支持，仍是值得传承的宝贵财富。
李季仁（李烈钧孙子）：
写论文促两岸交流
李烈钧孙子李季仁，现任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会副巡视员，在江西省南昌市定居。身穿白色短袖衬衣和浅灰色休闲裤的李季仁老人显得精神抖擞，在酒店大堂的茶吧里一落座就与记者聊了起来。他告诉记者，他第一次来中山，但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中山，因为他的祖父李烈钧从1905年去日本留学开始，就与孙中山是多年的挚友，他小时候经常听到长辈提及孙中山的家乡――中山。“中山这个地方太美了，我来到中山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激动。”
李季仁还给记者讲述了他的祖父李烈钧在孙中山的广州大元帅府担任过两任参谋总长的故事，此次他还专门到广州大元帅府与相关专家学者交流探讨当时的历史资料，并把自己家保存的祖父的电文电稿提供出来与专家们交流学习。
李季仁说，他这次应邀来出席论坛，为该论坛写作了一篇约7000字的学术文章《辛亥百年忆祖父李烈钧》。他出席此次论坛的目的，一是来向更多的专家学者交流探讨辛亥革命历史的意义和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二是希望能为推动海峡两岸交流作些贡献。他在台湾有姑姑等多位亲朋好友，他希望把这次论坛的学术精华传递给台湾的亲朋好友，并把此次论坛上赠送的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会员墨迹》这两本书带到台湾，去进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温国杰（温生才孙子):
前辈献身精神激励我前进
“1911年4月8日，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还在酝酿之中，一名同盟会会员，刺杀了广东将军孚琦，被捕就义，后被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他就是我的祖父温生才。”今年已经77岁的温国杰，向记者回忆起他祖父当年的英雄之举，自豪感溢于言表。
温国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父母经常给他讲祖父温生才当年参加革命党的故事。温生才出生在广东梅县一户普通人家，有六兄弟，做过小贩、当过兵，还被“卖猪仔”卖到南洋打工，在南洋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经过孙中山的介绍加入同盟会……
作为辛亥后裔，温国杰一直在努力把辛亥革命精神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他经常站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前，义务地向来自各地的青少年讲解辛亥革命先辈们当年浴血奋战的悲壮历史，这一讲就坚持了22年。
温国杰告诉记者，他与另外几位志士后人于1989年7月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旨在继承和发扬先烈遗志，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会解答孩子们的各种问题，一定要把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透。”作为遗属联谊会的会长，温国杰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开展形式多样的讲解，很受青少年的欢迎。
温国杰说：“100年前我们的先烈追随孙中山先生，为推翻封建统治抛头颅洒热血，换取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振兴中华，相比之下，我们所做的工作微不足道。我们要用先辈的事迹教育新一代年轻人，让他们学习革命前辈的献身精神，激励他们不断前进。”
陈木奎 （辛亥后裔，家族多人参加了辛亥革命）：
筹建主题网站继承先烈遗志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应该要纪念和缅怀辛亥志士为国家进步、民族独立所作出的流血牺牲，更要通过重温历史，弘扬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辛亥后裔、辛亥革命网的发起人陈木奎与记者谈起这个话题，就情不自禁地开始为如何发扬光大辛亥精神而呐喊。
陈木奎告诉记者，他的家族有多个人参加了辛亥革命。他牵头成立的辛亥革命网是面向全球华人的一个非商业的纯公益性网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目的是发掘辛亥革命历史，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中山精神。
“我们走遍了全国各地，访遍了目前仍存活的辛亥革命后裔，就是要把我们这些辛亥革命后裔联合起来，一起为这个民族的振兴而奋斗。现在一些辛亥革命的第四代后裔已经根本不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了，跟他们说起辛亥革命的历史，他们都不一定理睬你。所以，继承辛亥革命前辈的精神，不能只从血统上来继承，而应该从精神上来继承，我们要纪念先辈们为这个民族作出的贡献。”
陈木奎对中山举办纪念辛亥革命论坛给予高度评价：“这次论坛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主题非常恰当。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每一个烈士的家庭都是相当宽裕的，很多都是留洋回来的海归，但他们为什么还要献出生命去改变这个旧社会呢？完全就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要有一批批人为它付出甚至要献出生命，整个社会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以精神和灵魂为第一。”
（摘自《中山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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