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总喜欢怀疑古典音乐是否已是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而北京的爱乐迷似乎在这个秋天迎来了它的春天。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举办的北京国际音乐节在多数人看来无论演出规模、节目质量和组织能力上都日趋成熟;五个有影响力的乐团，其中包括捷克爱乐乐团、法国图卢兹国家交响乐团等，在艺术总监亲自带领下的到来成为尤其让乐迷兴奋的事件。
成立于2000年5月25日的中国爱乐乐团9月1日推出自它诞生以来首个长达10个月的2001～2002音乐季。除了台湾地区和北美巡演外，全部50场音乐会中的29场都在北京举行。爱乐乐团从它得益于中央电视台、和记黄埔等的赞助费中取出600万元人民币用于投资这29场音乐会，其中投入最多的一场大约为60万元左右。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已圆满结束，爱乐音乐季也进行了将近三个月时，如今无论爱乐乐团、保利剧院或者乐评人都会这样乐观地告诉你:“中国交响乐的观众群正一天天扩大，演出市场在逐渐升温，对音乐会的组织操作也越来越国际化。”
相比之下，倒是那个早已“国际化”的西方世界总喜欢大惊小怪。在美国，古典音乐会观众人数的萎缩，古典音乐CD销售量的减少，此起彼伏的乐团演奏员罢工事件，传奇性的经理人不得不关闭他们在纽约第57大道的办公室。新闻报纸用末日来临式的口吻对这一行业的描述，使许多人坚信在古典音乐的敏感领域里，天早已经塌下来了。几年前众多城市交响乐团还在质问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是尝试更宽泛的音乐类型还是更有教育性？如今惟一的问题只剩下如何生存下去。
当古典音乐在整个美国CD市场中所占份额从鼎盛时期的7%下降为3%时，古典唱片工业是否要崩溃又成了一个带惊叹号的问题。在鲍勃・迪伦盛行的年代，古典音乐部门还被唱片公司视为非赢利性的荣耀事业，到了90年代三大男高音、安德里亚・波塞利等出乎意料的市场成功，使惯于用流行歌手来平衡古典乐部门账单的唱片公司总裁们也重新看到了金钱的希望，“交叉型”艺术家成了古典音乐的最大救星。于是Sony Classical从威尔士找来了十几岁的小姑娘Charlotte Church，维也纳交响乐团、多明戈和流行歌星凡妮莎・威廉姆斯(Vanessa Williams)一起举行圣诞音乐会……事实上，环球(Universal)、EMI、BMG、索尼(Sony)和华纳(Warner)这5大唱片公司占据了全世界古典音乐CD销售总量的4/5，即使压力重重也仍然能赢得高额利润。
也许更有理由感到不安的是我们。11月17日晚爱乐乐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瓦格纳歌剧音乐会》，由世界著名女高音谢丽尔・斯图德担任独唱。音乐堂总共1400个座位中40%是空位，而60%的上座率中零售票房所占比率不到一半。北京国际音乐节在保利剧院举行的16场交响音乐会、1场合唱和3场歌剧演出中，最好的上座率达到80%，最差的只有20%到30%。即使观众人数最多的几场演出中，也是赠票占了相当比率，真正的爱乐者不是买不起票，就是买不到票。
编制为120人的中国爱乐乐团目前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交响乐团，它的业务部主任周游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操作一个高水准的乐团，有正规演出季和非常好的推广，一年的预算大概在人民币3000～3500万之间。另一方面，对爱乐乐团来说，零售票房的收入大约能占到全年总预算的15%左右。
�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交响乐团可以依赖票房来维持自己的生计，美国人尽管总在哀叹古典乐世界的没落，还不能名列美国5大团之一的旧金山交响乐团所公布的一组数字是:全团104个演奏家，年预算4500万美元，其中筹资和票房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0%和40%，音乐会平均上座率90%。
如果说拥有职业的交响乐团和观众群体的数量可以作为一个城市文化水准的重要参照之一，那么与“和国际接轨”这样被我们说滥的话相比，也许简单的数字更有说服力。我们可以对比的另一组数字是在全巴黎大小剧院和音乐厅总数超过300个，每晚进入剧场的观众人数超过6万。而北京音乐演奏条件最好的三大剧场(音乐厅、中山音乐堂和保利剧院)的座位总数不超过5000个。
三联书店旗下的《爱乐》杂志一直把“为增加中国的音乐人口而努力”作为口号，主编刘雪枫说:“现在乐迷们还都是在追大师追名团，自己的演出不屑一看。什么时候北京交响乐团的每一场演出都能坐满了观众，那么我们的音乐生活才真正成熟了。”
采访:
余隆:我没有那么多功利心
11月17日晚出现在中山音乐堂的余隆神情疲惫。作为北京音乐节的艺术总监、爱乐乐团的艺术总监/首席指挥，事实上秋天以来北京最好的音乐生活都和这位37岁的年轻指挥有关。失去了汤沐海的中国交响乐团赋予了“爱乐”一枝独秀的地位，这使得人们无论对年轻的乐团还是年轻的指挥都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和议论。
记者:秋天以来北京重要的音乐生活好像都和你有关，你对此是否感到非常高兴？
余隆:我觉得人就应该踏实地做事情，如果做的事情能得到大家的接受，自然算是比较高兴的，至少我的工作没有白费。我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以前交一份更好的答卷。
记者:对“爱乐”的首次音乐季普遍反应在曲目安排上分量很重，力求一炮打响，是否确实有这方面的抱负？
余隆:我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我只知道按艺术规律来做。乐评人常常从发烧友的角度来看问题，作为职业音乐家根本不可能争什么第一第二的，我倒是希望大家以平常心来看待“爱乐”的演出。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对所有乐评人提出忠告，很多事情应该以艺术的观点来看问题，而不是以一个发烧友的观点。艺术家就是在做艺术，我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
记者:你能否大致评价一下国际音乐节和进行到现在的爱乐音乐季？
余隆:一切都正常。我不会拿北京音乐节和萨尔斯堡音乐节，或者中国爱乐和柏林爱乐作比较，我就是我自己，个人做个人的事情，只要它在按艺术规律发展，往好的方向发展就行。
记者:作为乐团首席指挥、艺术总监，同时又是乐团的管理者和音乐活动的组织策划者，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无冲突？
余隆:我觉得一个好的指挥一定是好的组织管理者，管理一团糟的指挥一定在指挥水准上也有问题，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大冲突。参与组织活动可能跟我的性格不太安分有关，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能力。
记者:如果艺术上非常高超的指挥家和出色管理组织者这两个角色之间只能选择一个，你会选择什么？
余隆: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没法回答。这两者并不矛盾，我为什么一定要做选择？
记者:你如何评价关于谭盾和卞祖善的冲突所引起的争议？
余隆:我觉得这就是一次正常的争议，个人所好不同而已。这种音乐家和音乐家之间由不同音乐形式引发的争议在国外也经常发生，如果能发展成对艺术的探讨会更好一些，不必要上升为戏剧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