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银行又在修改游戏规则 一个不是很有钱的人希望加入一个富人的游戏俱乐部，为符合入会者需要的资产指标，千方百计在帐上积蓄了差不多的时候，突然俱乐部主持者对游戏又有了新要求，后来的申请者除具备财产条件之外，需要有一个监护人，申请者还要透露自己的钱怎么赚来的怎么使用。这时候，这个申请者的感觉一定很不好受。
现在中国的银行业就是这样的感觉。
2001年初，全球最权威的国际间银行组织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新的资本协议的征求意见稿，巴塞尔委员会正在举办一系列活动，向全球银行业征求意见。预计正式定稿有望在2001年底完成，定稿之后将全面取代1988年的资本充足协议。
“有钱的大银行又在修改游戏规则了，为更好地他们自己的利益。对于一直在吃力地适应原来规则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金融学博士李树欣这么解释。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银行业统一监管的一个划时代文件，可以说是国际金融界的“神圣公约”，虽然没有任何官方约束力，却约定俗成地适用于所有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机构。用中国的术语来说，就是世界银行业的根本大法。”香港资深银行从业人士唐秉坤多次参加美国国际金融学院（为巴塞尔委员会提供决策支持的重要学术机构）组织的巴塞尔协议研讨会，他这么归纳。
1997年底国际清算银行在瑞士巴塞尔召开 了包括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比 利时、加拿大和瑞典（“十国集团”）以及卢森堡和瑞士在内的12 个国家中央银行行长会议，通过并于1988年颁布的《统一资本计量与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International Convergence of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apital Standards，），简称为《巴塞尔协议》，它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如果仅仅是参加一个游戏，条件不断提高的话，可以选择不玩。但在国际金融领域，中国银行业只能够咬紧牙关继续追赶，否则被发达的大银行跑开太远的话，以后的追赶成本就更高。”李树欣最关心的是中国银行业是否尽快适应新的游戏规则。“因为根据协议精神，符合协议标准审核的、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用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
“留给中国银行们的改革时间已经很少了。”中国银行总行的宗良博士对此非常关注，“根据新协议的设计，2001版本最迟生效时间是2004年，但对于连巴塞尔协议1988版本都没有完全达到标准的中国银行业来说，只有三年时间，要做到符合新版本，是非常艰巨的课题。”
由一条铁律到三道天条
唐秉坤今年受聘为某家新兴商业银行的业务重组顾问，其工作重点，就是要让这家渴望在海外上市的银行符合巴塞尔协议的各种条条框框。对新旧版本之间的差异，他说，可以用“由一条铁律到三道天条”来概括。
“虽然清楚巴塞尔协议具体要求的人不多，但是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到达8%是几乎中国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员工都听说过的。这就是1988年版本的一个最具体的指标要求，我们行内开玩笑说这是世界银行业的一条铁律。因为到1992年底，所有签约国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其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应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至少为4%。做不到的银行，恐怕就很难在业务上获得国际的承认，经营成本会高很多。”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著名的‘李森事件’了。1993年底巴林银行的贷本充足率远超过8%，1995年1月巴林银行还被认为是安全的，但到1995年2月末，这家银行就破产并被接管了。即使银行符合资本充足性的要求，也可能因为其他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
唐秉坤说，“外国银行家很精明，很快吸取教训，于是今年的新版本就出现了完善的‘三道天条。’第一还是资本充足率，第二则是加大对银行监管的力度。监管者通过监测决定银行内部能否合理运行，并对其提出改进的方案；第三是对银行实行更严格的市场约束。要求银行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外界对它的财务、管理等有更好的了解。有这么完善的体系，应该可以对抗这几年新出现的衍生工具控股集团等新金融问题可能带来的风险。”
“即使是大银行之间也有矛盾。”李树欣分析，“美国银行的声音最积极，因为新版本就是根据他们那些银行的比较先进的运作和评估体系建立的。越快推行，他们就越容易巩固本身的强势地位。不过欧洲银行没有善罢甘休，这个新版本到2004年才启用就是在他们的反对下的结果。”
“第三世界的银行普遍希望速度放缓，但是声音不是很大。因为他们也意识到，虽然这些是大银行制定的规则，但平心而论，这些规则是科学和有实用价值的，实施之后，也有益于这些银行自身的防范风险高能力提高。”
中国银行业要行动
“在英国《银行家》2000年7月号给出的2000年度世界1000家大银行前十位排名中，排名第一的美国花旗银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6.65%，排名第二的美洲银行为6.03%，排名第三的汇丰控股为5.01%,排名第十的中国工商银行为5.12%。仅仅从数字来看，好像这几家世界前列的大银行和工商银行差不多，但如果按照新版本协议，一下子就可以在评级上和工商银行拉开相当大的距离,然后生意就比工商银行好做了。”
李树欣举了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外国银行的制度优势。
“新协议框架设计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银行为标准的。比如依据新协议，计算资本充足率的方法将有两种：一是用标准方法;二是利用银行内部评级计算。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今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潮流，也使得新协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看起来也比较公正，但由于第二种方法一般只有发达国家的银行才有条件采用，使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游离于规则的约束之外，例如按照内部评级，被认为资产质量好的花旗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可能达到10%或者更高，实际上是发达国家银行的特权。”
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应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宗良博士正在考虑一系列的解决方案，他说无论如何，必须尽早采取对策：“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向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的决议拉开了国内银行争相持有国债的序幕。但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主要还不是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解决的（它只是财政充实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一项操作），而是通过组建资产管理公司并向其剥离不良债权的方式解决的。”
他特别指出：“逐步提高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达标问题相当关键，可以重点考虑允许这几家银行发行部分中长期债券。”
不过南方一家商业银行分管股证事务的副行长的看法并不完全一样。“相比之下，我们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不良资产也少，在实际运作之中，更加容易适应巴塞尔协议的各类严格要求。香港和新加坡的一些银行做得到，我们也可以按照他们的路子来做。”他委婉但是清晰地表达了一些中小银行的看法，“我们不需要国家政策扶持，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国家对于所有银行都一视同仁，不要这样便于大家公平竞争。”
“前一阵子中国股市的监管问题争论得很热闹，但是实际上中国的银行业牵涉更深，中国股市开户数量只有不足6000万，但是几乎每个家庭都开设有银行帐户。它的行业透明度问题其实更加重要。”唐秉坤谈起最近美国金融学会同仁对于中国金融的看法。他觉得，新版本协议里面的第三条银行信息披露对于中国银行业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他以目前着手重组的银行为例子，“一开始的时候这家国内银行认为信息披露就是把银行里发生的事情都说出去，闹了很多笑话，很不专业。事实上，要完善信息披露，首先要内部有完善的财务制度，能够做出经得起审核的财务报告，于是这家银行花了几千万元来进行全面的整合，将那些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财务数字一一理顺，确实做得很辛苦。这对于中国体制改革不是很彻底的中国银行业，可能比资本充足与否更加迫切和棘手。”
宗良也很关注管理部门的态度。早在1999年6月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当时人民银行就召集多家商业银行进行商讨，并由人民银行把我国银行界对新协议的修改意见反馈到巴塞尔委员会，最大限度地保护我国利益。他说，“监管体系包括在市场准入、监管和信息披露等各个环节的政策协调。在监管指标和监管频率的设置、对市场监督的利用及对市场本身的引导、监管重点范围的确立如在组织体系和人事资格控制等方面全面确立合适的规则，才可以符合我国根本利益。而且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我国才可能有资格利用新协议中提出的内部评级方法适用原则，使我国管理体制更好地与国际规则接轨。我国金融监管面临着实现国内和国际监管规则的协调、银行业和非银行业业务混合监管协调的重大挑战，他们现在的工作，以后是十几年几十年都会受益。”
“监管什么，如何监管，如何由以往的领导角色过度到一个监管人，是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监管部门都要面对的问题。”李树欣说，不过由各国实践来看，金融监管没有什么侥幸可言，墨西哥，东南亚一类的国家和地区的教训已经很惨痛了。只有构筑坚固的防火墙，才可以防范内部和外部造成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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