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7月来此，到时下的11月，一晃已经在塔巴姆村生活了100多天了。初来时，这里是寒冷的冬季，到如今已是阳光暖融融的夏季了，这里已留下了我的许多足迹，重要的是，中国和我这个中国人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灵中已经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不少人想去中国，已经如同想去美国、英国。因为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个富裕的国家，是个得病有药治、不愁吃穿、能过幸福生活的地方。
回想到这100多天与当地人朝夕相处的日子，我心中生出许多对这里难以割舍的情感。我决定把自己最后一些衣服分送给那些孩子多、生活真正困难的家庭。每到一家，看着孩子们争抢着把我送去的衣服往自己身上套时，我很欣慰。我希望自己穿过的衣服能在此流传若干年，为他们遮体避寒。不过，我并没告诉他们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贼”可爱的马老太太
我专为马老太太的外孙女马归纳留了两件衣服和一双运动鞋。别看马归纳只有11岁，但她非常懂事，家里很多活都是她干的。
马老太太看了看那双我已刷干净的白色运动鞋说:“这鞋我可以穿，马归纳是小孩，她不用穿鞋。”
“马归纳已经长大了，她总不能连双鞋都没有吧。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给她这双鞋的。”我对老太太说。
她拿过鞋，自己比了比说:“这鞋我可以穿。”
我低头看了看她那双肥大的脚，至少有40码的尺寸，而我的脚是38码的，根本不用试，一看就知道穿不了，就对她说:“我已经给了你那么多衣服，你的脚又大，还是别要这双鞋了！”
“没事，巴丽萨，你等着。”说完，她一转身跑回家。等她回来时，那双两分钟前还完好无损的鞋，已经被她用刀把前面挖掉了一块，改造成运动凉鞋了，此时纵然有再大的脚也可以无限制地往外延伸了。
“再不行，这儿还可以……”她边说边用手往脚后跟处做了个挖的手势。
我还能说什么呢？
她看我不仅将衣服和鞋送人，连剩余的蜡烛都分赠出去了，好像预感到什么，就问我:“你是要走了吗？”
我对她说:“是的，你不问，我也要告诉你，我很快就要回家了。”
她一听，显得异常惊讶。“为什么？巴丽萨，不要现在走。你应该等下个月过完圣诞节再走。”
我问她为什么偏要让我等到圣诞节。她笑了笑说:“圣诞节前我需要钱买东西。你要是在这里过圣诞，我们会很开心的。”
闹了半天，她把我口袋的钱早就算计好了。
我对她说圣诞节是年底，而新世纪的第一天我要在家过。
她一听，做了个无奈的表情。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那你临走前再给我买点牛肉。”
随着离开塔巴姆村日期的临近，马丹给索每天跟我跟得越发紧了，看得出她很珍惜我俩在一起为数不多的日子。其实，此时我就是闭着眼也能摸到我想找的人家，因为，这个村的每个角落我都跑过不下四五遍，特别是我的邻居家，几乎天天去。
由于平时与当地人相处得不错，所以每到一户人家，当我对他们说自己就要回家时，他们都不肯让我走。
马玲卡说:“你走了，谁还会给我们中国药？”我说，就是自己不走，中国药也没有了。她却说:“只要你这个中国人在这儿，人病了，还怕没药吃？”
这时马老太太很袒护我地对她说:“巴丽萨把药都给咱们了，自己有病一点药都没有吃。你怎么就知道要药。”
大酋长为我开Party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刚进大酋长家，大酋长就对我说:“明天你就要走了，今晚开个Party，为你送行。”
我高兴地拍手叫了起来，想不到大酋长还挺有心的。
听他说开Party，我还以为这个由大酋长组织的Party一定很盛大，就像电影中看到的，有很丰富的食品，大家都来聚餐，人们围在篝火旁，一手举着火把，一边跳着狂欢舞。但是到了晚上，桌上除了一瓶国王结婚时置办的干红葡萄酒，什么都没有。（这酒是他侄子莱齐耶三世国王去年大婚时，专门在南非订做的上乘好酒，通常只有贵宾来此，他才舍得喝上一瓶。）我挺纳闷，怎么没看见佣人们忙着准备晚餐呢？而就是这瓶红酒，也只有我和他才能喝。他还特意把那个代理酋长，78岁的莫负嘎老人也叫了来，而他也只能和啤酒，更不要说马丹给索和女佣满格贼贼了。不过，通过这瓶红酒，我可以感觉到，现在我在大酋长心目中的位置了。
我已经很久没喝酒了，喝了第一口略带酸味的干红葡萄酒，只觉得嗓子被润得清新，全身特别爽。
而此时的大酋长西服革履，右手举杯，左手象征性地搭在裤兜处，显得很随意，也很绅士，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派在公众场合参加大酒会的风范，看上去非常潇洒。
酒过三巡，他的脸上开始微微泛红，嘴角也渐渐咧开了，话也说得多了起来。其实，我很早就想知道，他所接触过的中国人，究竟给他留下了什么印象，是贫还是富，是好还是坏，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坐下来与他聊天，所以，今天趁他高兴便试着问他:“你对中国人的印象如何？”
这时，他示意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看样子，今天他想大说一通了。他把头靠在沙发上，手里仍然端着酒杯，对我说:“十几年前，我曾经跟着国王去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和广州。当年我看到很多城里人骑自行车。特别是北京，全是骑自行车的人，衣服也‘灰土’得很，见了我们还有人围观。还有到莱索托来做生意的中国人，很多人都不会讲英语，与他们交流很困难。”
闹了半天，他去过中国，但他从来没对我提起过。也许是因为对中国的印象不好，所以就避免提起。
我又问他:“那你对我的印象呢？”
他接着说:“马塞卢也有许多从台湾来的中国人，他们就不同了。他们有钱，英语说得也好。所以，当初台湾的温森特（赖先生的英文名字）对我说来了个中国人，我和我夫人都以为是从台湾来的。可是你说自己是从北京来的，而且你的英语又说得不太好，我有点失望。但后来，我发现你很出色，你有钱，又聪明、漂亮，塔巴姆村的人都说你好，你们中国使馆的大使也说你好，我夫人也对我说你不错，看来你是个受欢迎的人。特别是你的语言进步得非常快，过去我觉得与你交流很困难，而现在我们之间已经没问题了。”
他一口气说了很多，我这才明白，当初他为什么不愿让我住在他家，原来他还保留着十几年前去中国时的印象。
我告诉他，现在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可以说是真正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家庭不仅有车，甚至有两三辆，家家电脑与世界联网，城里人都用移动电话。照相机、电视机在农村已落进千家万户。接着我又对他说起中国食品:“中国食品堪称世界第一，最具特色，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首先我会去机场接你，然后带你去吃北京烤鸭、烧鹅，还有用正在沸腾的水涮的新鲜羊肉，但要用中国人都喜欢用的筷子，而不是叉和勺，我可以教你用筷子。”
他听得很起劲，并对我说:“我和妻子都非常喜欢吃中国菜，马塞卢有一家台湾许先生开的中国餐馆，我妻子是那儿的常客。”
“好，这次回到马塞卢我请你和夫人去那儿吃一顿告别晚餐，就算我对你们的感谢。”我十分慷慨地说。
“就这么定了。”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建议。
不过，我这样一个外地人在塔巴姆村生活，最艰难的并非是物质条件，而是孤独和寂寞，我常常在中午骄阳似火的大太阳下，一个人对着墙说中国话，要么面对空旷的大山呐喊。实在无聊的时候干脆教村民们说中国话。其中，要数莫亚尼学得最快，至少她现在可以用中国话跟我打招呼了。最有趣的是，有时我走在路上，并没看见她，但她会大老远地用中国话冲我喊:“呢毫（你好）！”而我已经很久不用中国话与人打招呼了，冷不丁地听见这么一句有口音的中国话，一时还有点反应不过来。除此之外，有人还会在河边洗衣服时，冲着我用中国话说:“西一乎（洗衣服）”尽管她们的发音听着令人想笑，但毕竟她们说的是中国话，让我感觉很亲切。
我把他们的歌声带回家
临行前的夜晚，我对马丹给索说:“我走了，一定会经常想你的，你能给我唱几首歌吗？我想把它录下来，带回中国听，这样就等于把你也带走了。”
“还能把我带走？”她眼睛一亮地问我。
我告诉她，是带走她的歌。
她问我:“为什么不能把我也带到中国去？”
我开玩笑地对她说:“你太胖，吃得又太多，又爱大喊大叫，带你去中国，人家以为你是个病人。”
“我身上真的有很多病，我可以在中国看病吗？”她又问我。
“行呀。可是你自己要准备两万块钱。”我说。
她一听差点晕过去。
这时，满格贼贼进屋了，听说要唱歌，也凑了过来。不等我掏出录音机，她俩就唱了起来。听到大酋长家厨房里有人唱歌，马森北、皮特和给大酋长家放牧的小伙子，都陆续跑来，他们没敢直接进屋，只是从门外向里探头看。
我看来了这么多人，赶紧招呼他们进来。
皮特兴奋地说:“今晚给巴丽萨多唱几首，以后她就很难再听到我们这儿的歌了。”
等我调好小录音机，对他们说:“可以开始了。”这时马老太太特别认真地让大家清一清自己的嗓子，然后执意要试唱两遍。我看他们每人的腰板都挺得很直，直想笑。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必紧张，我只是自己保留这些歌曲。”但他们看到我录音用的小话筒还是紧张。
“这是干什么的？”他们问我。
我说:“你们的歌是通过这个小东西进到这里的。”
奇怪的是，平时他们的歌唱得很好，可这两次试唱都没唱下去，不是前后不一致，就是忘词了。再看看马森北的手上，全是汗，我知道他们都紧张，就对他们说:“等会儿再录，你们自己先随便唱吧。”
说完之后，我站起来去喝水了。
我刚一走，就听他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得非常欢:“我怎样才能表达清楚对他的膜拜？……你说他从此不在了吗？……不，不，我决不相信:你说的一定不是莱索托的儿子……”这首是她们平时非常喜欢唱的，纪念民族英雄的老歌。不过，今天对我来说，是最后一次听这首歌了。这时我蹑手蹑脚地回到他们身边，并示意他们继续唱下去，然后掏出录音机，一首接一首地录了下来。
此时他们越唱越带劲，每人的表情都很投入，皮特抬着头，眼睛看着天花板唱，满格贼贼却低着头看着地面唱，而马丹给索则紧闭着双眼，那认真劲儿就像上了舞台。
之后，我将录下来的歌曲放给他们听时，他们都惊呆了，连大气都不敢喘。因为，他们从没见过这个能把他们唱的歌留下来的小东西。也许是唱歌时调动了他们全身的激情，每个人都成了红扑扑的苹果脸。
告别塔巴姆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就听马丹给索轻声地喊我:“起床，巴丽萨，现在马上就走。”
“为什么这么匆忙，天还没大亮呢？”
“大酋长怕别人搭车，所以要赶快走。”她说。
这时，我才想起来，为什么每次大酋长回马塞卢总是偷偷摸摸的，不是特别早，就是天快黑了才走，闹了半天是怕别人搭车。
临上车前，一直站在门口的马丹给索突然叫了我一声:“巴丽萨……”然后微笑着向我张开她那宽厚的双臂，像是慈母正在等待她的孩子向她扑来。此时，我不顾一切地扑向她，与她紧紧拥抱。而在她的怀抱中，我再次感受到那双粗壮而有力的大手。回想刚进塔巴姆那天晚上的情景，就是这双强有力的大手，竟把我吓得魂飞魄散。而几个月后的今天，我却深深依恋着这双大手，它让我感受着慈爱和温暖。
上车后，我看见她仍然站在门口，脸上不停地淌着泪水。看着她那种我从没见过的难过表情，我的心都碎了。坐在车里，我一直回头望着她，望着身后的塔巴姆村，直到一切完全消失在大山深处……
100多天的时间不算长，却把我刚来这里时的好奇、困惑蜕变成了不舍与眷恋。在那个小小的塔巴姆村，我看到了黑人最真实的性格与生存状况。尽管他们的现状与现代文明有着巨大的反差，但亘古的人性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我们的沟通与交流扫去了壁垒与障碍。世界上的民族有大有小，有贫有富，有的正在振兴，有的正在衰落，有的已跨入了高科技时代，有的正在受着战争的纷扰，在贫瘠交加中呻吟、挣扎。但我相信，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是向往安定、富裕、民主、文明、科学的。塔巴姆村的人们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