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能要求人利己而不损人；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有崇高的人生目标，只能要求人有起码的“职业道德” 亚当•斯密一生写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著作。斯密是道德哲学教授，《道德情操论》是他的专业著作。而且，他本人对这本书的重视也远远超过了《国富论》。《道德情操论》的出版早于《国富论》，斯密一生中七次修改。但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国富论》的知名度远远高于《道德情操论》，甚至可以说，如果《道德情操论》的作者不是斯密，也许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一本著作的命运如何，其实不取决于这本书写得如何，而是取决于它是否回答了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社会所关注的是经济如何得到迅速发展，个人如何致富。《国富论》以财富如何增长为主题，正好迎合了社会的这种需要。《国富论》解决了两个人们所最关注的问题：一是利己是否合理，它对社会有什么影响。斯密以前的传统思想对利己持否定态度，历数利己之罪恶。斯密为利己正名，认为这是人的本性，而且正是这种人的本性推动了经济繁荣；二是人的利己本性通过什么机制推动了经济繁荣。这就是关于“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它揭示了市场机制的秘密。这两种思想是对市场经济最本质的论述，成为以后一系列市场机制论述的来源。因此，《国富论》成为永不过时的经典，200年以来畅销不衰。
在斯密的时代，社会对经济的关注是首位的，对道德的关注是次要的。因此，在当年《道德情操论》的影响力就远远不如《国富论》。市场经济也应该是一个讲法治、讲道德的经济。一个缺乏法治与道德的社会不仅社会混乱，而且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道德的关注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在社会关注道德问题以后，为什么《道德情操论》也没有火起来呢？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道德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温总理多次提到《道德情操论》，多个出版社出了好几个不同的译本，然而，这本书倒也说不上“火”，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当然，与《国富论》相比，《道德情操论》写得太抽象，让人读来索然乏味，我也是因为专业的关系才硬着头皮读下来的。但这还不是关键，许多名著，尽管缺乏趣味性，不也依然有一代代的人热读吗？关键在于这本书对解决现实的道德问题没有什么作用。
《道德情操论》同其他许多同类书一样，都充满了道德说教，它告诉我们人性如何有利他的一面，同情心等等如何重要，都属于“人为什么应该有道德”的规范问题，而对于如何实现道德提高的实证问题，并没有提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经济学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实证性。斯密在写这本书时，已经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回归到道德哲学教授的身份了。
我国的经济有了相当成功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滑坡也相当严重，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且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温总理一再提倡我们读一读《道德情操论》是极为正确的。但如何提高道德水平，读《道德情操论》是远远不够的。
发达国家道德水平总体上比较高，除了经济发达这个基础之外，有三个重要因素：法治、宗教与文化。宗教这一条我们没法学，因为我们历史上就没有一种全国性的宗教，现在也不可能重建这类宗教。对我们有借鉴意义的还是法治和文化。我们有不少缺德的现象，其实是法治问题。如诚信的缺失。诚信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治问题。拍卖公司卖假货，原因就是拍卖法中有拍卖公司不对卖品的真伪负责的条款。新加坡道德水平高的基础就是严厉的法治。在当前中国的道德水准下，“重典”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
当然，道德问题也不能完全靠法，有些道德问题是不可以用法治来解决的，许多问题还是要靠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应该说，我们的应试教育有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重智力教育而缺道德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过于空洞，设立了过高的目标。其实，德育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做一个有道德和文明习惯的人，我们忽视了做人的道德而过分强调普通人无法做到的崇高目标。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能要求人利己而不损人；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有崇高的人生目标，只能要求人有起码的“职业道德”。文革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优秀的内容，形成道德断层，现在的教育就要补上这一点，而不是抽象地讲什么国学。
提高道德水平有许多细致、务实的工作要做，决不是喊口号、树榜样可以解决的。《道德情操论》告诉我们，市场经济中道德的重要性，也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市场经济的本质。从这种意义上说，《道德情操论》尽管不好读，但还是值得一读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