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至80年代南欧、拉美、东亚、东欧发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亨廷顿在1991年曾预言：90年代将会轮到西亚和北非国家相继实现民主化。但2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动静。
2011年1月突尼斯变天后，其它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民众骚动，阿尔及利亚、埃及、毛里塔尼亚甚至也发生了民众自焚事件，其中阿尔及利亚发生次数最多。一种乐观的意见是：第四波终于就要来了，主战场就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民间舆论热议“给每一位总统准备一架飞机”。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阿里”巴巴逃跑了，但那四十大盗呢？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会遭遇和本・阿里一样的命运吗？
突尼斯变局对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应当说突尼斯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政治经济、资源垄断在阿拉伯国家中不是最严重的，那么其他阿拉伯国家会不会发生类似的人民街头骚动？答案是肯定的；但现政权会不会因此而被推翻？这倒未必。
最大的原因就是突尼斯接下来会出现何种局面难以判断。政治巨变后的突尼斯如果不能走上一个稳健、繁荣的发展轨道，其他国家的民众和社会精英推翻现政权的动力就会大打折扣。
突尼斯这场群众抗议运动是突尼斯社会中等阶层日益扩大的结果（受过大学教育人群的高失业率是此次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中等阶层在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要对社会公共资源及时进行调整，因此更倾向于竞争型、轮替型的政治生态，通常来说他们也极为反感政治专断和一人长期执政。
但现在突尼斯的街头秩序仍未获得完全控制，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利益分配也可能要经历一个混乱的过程，强人政治回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宗教极端势力也可能借自由选举和媒体开放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
因此，“突尼斯之后”不仅是其它阿拉伯国家要面对的问题，更是突尼斯本身需要面对的问题。
不过，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突尼斯之后”不做些政策调整也是不理智的。
联合国的报告说40%的阿拉伯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贫富差距在全世界位居前列。同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富人太富穷人太穷的结果会是什么，这个大家都懂的。
英国《金融时报》发文警告说：阿拉伯地区的领导人应当去认真看看电视中的突尼斯局势――依靠让人恐惧来统治的政权一旦在恐惧之墙倒塌之后，会发生怎样的事情？
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卡塔尔的一个会议上也对阿拉伯国家提出了警告，说它们的政权地基“正在陷入流沙”，告诫它们要及时开展实质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她说这番话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即避免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太差，以至于被极端主义势力所替代。
极端主义始终是阿拉伯国家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政治选项。阿拉伯地区那些“地堡式政权”或许可以有惊无险地度过“突尼斯冲击波”，但那套由极少数人垄断经济与政治资源的体制迟早要调整。如果迟迟不调整，社会矛盾尖锐化又没有正常抗争的渠道，极端主义思想就有可能上位，其结果就是社会、人群的极端化，出现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甚至可能出现塔利班式的神权政府，另外还可能出现本・拉登式的极端仇视西方的恐怖分子。
一些风险度较高的国家很快就把基本食品的价格降低了一些，其它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可能也正在酝酿当中。那么阿拉伯统治者们会不会在政治体制和利益分配格局上动真格地调整，例如放弃对经济政治资源的垄断？不太可能。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除了不定期抠抠索索地向小民们略施恩惠之外，能做的就是增加警力和安全支出。因此，社会骚动与政治转型迟早还是要发生。
以死抗争的小菜贩布瓦齐兹引发了突尼斯民众的大规模造反。今后，每一个遭遇社会不公的阿拉伯人都可能是布瓦齐兹。
（作者是暨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