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上帝,他把赫塔・米勒造成一个女人,并给她一双女人中罕见的、锐利的、铁钩子一样的眼睛 诋毁一位优秀小说家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他或她贴上“政治作家”的标签,傲慢地分离其人生实践和创作实践,只看作家小传,不看其作品,单纯由写作者所受的政治迫害,以及在面对这种迫害时的反抗经历出发,断然做出结论,说此人不过是个投机分子,恰好迎合了另一拨政治投机分子们的司马昭之心。对赫塔・米勒女士和她所获的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一部分美国媒体和许多中国专家就是这样做的。
将小说家政治化的企图往往是有害而且危险的。它不仅误导读者,也矮化了作者,侮辱了文学。
伊凡・克里玛说过:“我的写作激情不是来自反对什么,而是为了什么。”
这句话可以部分解答我的一个疑问。1987年,米勒和丈夫获准离开罗马尼亚,两年后剧变发生,旧政权从此在中东欧不复存在。然而她此后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在不间断地描写那个已经死掉了的罗马尼亚。如果说,她在齐奥塞斯库时代的作品――《低地》、《压抑的探戈》和《人是世上的大野鸡》是一种反抗的手段,那么当这反抗的目标已被人民杀死和埋葬,她继续执迷于旧时代的原因何在?
“为了什么”是个不错的解释,但过于模糊。米勒则将荣耀归于“国王”,无形无体,但主宰着她的生命:
“天性中的固执使人热爱生命,让每一天都有它的价值,学会喜欢生活……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应对所有外来状况危机、生长于内心的生命欲望也是王,一个难以驾驭的王。我了解他,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用语言去表达,我把他的名字藏了起来。后来我为他想出了一个词叫‘心兽’,这样可以不必说出就可以称呼他。多年后,当这段时光离我远去,我才从‘心兽’走到那个真正的词――‘国王’。”
反抗和写作互为手段,两者共有一个原因和目的:生命。
米勒厌恶一切空泛的宣传和洗脑式的政治教化。她被连续开除后,曾当过一段时间的幼儿园教师,很快发现四五岁的孩子们只会唱领袖颂歌。她尝试做些改变,教唱《雪花之歌》,但孩子们不接受。一个男孩抗议:“老师,我们应该先唱颂歌。”一个女孩提醒她:“老师,我们得把颂歌唱完。”(《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红花与棍子》)没在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读者恐怕会怀疑上述记录的真实性,更难有感同身受的共鸣。
米勒坚信欧仁・尤内斯库所说:“我们活着。但别人不让我们活。所以我们就活在细节中。”她自己也讲:“谁无法生活在细节中,谁轻视和禁止细节,他就会变成瞎子。”
她是个极重细节的人。我常常想,感谢上帝,他把赫塔・米勒造成一个女人,并给她一双女人中罕见的、锐利的、铁钩子一样的眼睛。米勒的小说充满了细节,很少有政治作家如此琐细,因为生活会吞噬思想,细节会腐化理念。对细节的重视不单体现在一片呼吸、一个眼神、一次最轻微的触摸,也体现于她对词汇的精心选择。
米勒是只用德语写作的“双语作家”,罗马尼亚语――一种与德语相去甚远的语言――从未形诸纸笔,但既不会被她忘掉,也不会停止参与大脑的思考。她15岁进城后才开始学习罗马尼亚语,“忽然有一天,罗马尼亚语就变成了我自己的语言。不同的是,当我――我也不情愿这么做――不得不用德语词汇和它们做比较时,罗语词会睁大了眼睛。它的纷杂具有一种感性、调皮、突如其来的美。”她将终生感谢罗语带来的另一种看世界的方式,不仅因为“与单语百合比较,人们在双语百合中看到更为丰富的内涵”。
赫塔・米勒的语言特色非常明确,无论面对的是英译本,还是中译本,你都能很容易认出她来。我喜欢她的语言:美,简洁,精致,但绝不单薄。
我们面前的这10部米勒小说、随笔、讲稿和诗集,不仅证明了她的文学品质,更经由其中的四部非虚构作品,让我们得以直观地了解她的人生观、道德观、文学观和政治诉求。(摘自《新京报》总第2539期)
书摘
《赫塔・米勒作品集》(全十册)[德] 赫塔・米勒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年10月 ¥246.00元
夏天的幽会
我所有的东西都带在身边。
换句话说:属于我的一切都与我如影随行。
当时我把所有的家当都带上了。说是我的,其实它们原先并不属于我。它们要么是改装过的,要么是别人的。猪皮行李箱是以前装留声机用的。薄大衣是父亲的。领口镶着丝绒滚边的洋气大衣是祖父的。灯笼裤是埃德温叔叔的。皮绑腿是邻居卡尔普先生的。绿羊毛手套是费妮姑姑的。只有酒红色的真丝围巾和小收纳包是我自己的,是前一年圣诞节收到的礼物。
1945年1月还在打仗。大冬天的,我要被送到俄国人那里去。天晓得是什么鬼地方。这消息让大家震惊。每个人都想送我点儿什么,指望它们兴许能派得上用场,虽然它们什么忙也帮不上,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得上忙。因为我上了俄国人的名单,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所以大家都心思不一地送了我点儿东西。我收下了它们。十七岁的我心想,这次离家来的正是时候。不一定非得是上俄国人的名单,只要能离开家,只要将来情况不会变得太糟,于我而言甚至是件好事。我要离开这针尖大的小城,这里所有的石头都长着眼睛。我一点儿都不害怕,而是掩饰着自己迫不及待的心情。还有几分良心不安吧,因为那份让我的亲人绝望的名单,于我却是颇可以接受的处境。他们担心我在异地他乡会出事儿。我只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
其实我已经犯了点事儿,见不得人的事儿。它变态、肮脏、无耻,也妙不可言。这事儿发生在桤木公园,就在浅草丛生的小山包后面最隐秘的地方。回家的路上,我去了公园中央的那个圆亭子,每逢节假日总有乐队在那里演奏。我在里面坐了一会儿。透过细木缝,阳光刺眼地扎了进来。我看到了恐惧,空洞的圆形的、四边形的、梯形的恐惧,经由白色的藤蔓和利爪连在了一起。这个图案里有我的迷乱,也有我母亲脸上的震惊。在亭子里我对自己发誓:我再也不来这个公园了。
我越是不让自己去,就去得越勤。两天之后我又去了,公园里的人都管这叫“幽会”。
第二次幽会时,我见的还是第一次约的那个男人,绰号叫做“燕子”。第二个男人是新来的,绰号叫“圣诞树”。第三个叫“耳朵”。接着来的是“绳子”,然后是“黄鹂”和“帽子”,再后来是“兔子”、“猫”、“海鸥”,还有“珍珠”。只有我们知道,哪个绰号对应哪个人。大家在公园里肆意更换着伴侣,我也任由他们把我转来转去。那是夏季,桦树皮是白色的,茉莉花丛和接骨木林中,茂密的枝叶组成了一道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墙垣。
爱情是季节性的。秋天的到来结束了公园里的这一切。叶子掉光了,幽会也随我们一起转移到了海王星游泳馆。铁门旁挂着绘有天鹅的椭圆形徽章。每个星期我都会去跟一个比我年龄大一倍的男人约会。他是个已婚的罗马尼亚人。我不问他叫什么,也不说自己叫什么。我们错开时间去。售票亭碎花玻璃隔板后卖票的女人,明鉴照人的石板地,圆圆的中柱,绘有睡莲图案的墙砖,雕花的木台阶,这一切都应该想不到,我们是来赴约的。我们先和其他人一起去泳池游泳。一直要到发汗箱(旧时用来发汗的木结构装置,内有木凳,能容一人坐入,门关闭,顶板有一洞,人可将头伸到外面。)那儿,我们才碰头。
当年,每一次这样的幽会都可能引来牢狱之灾。我去劳动营之前是这样,自我返乡到 1968年离开这个国家,那些年情况也是这样。要是被抓住了,至少要蹲五年牢。有些人就被抓到了,直接从公园或市游泳池带走,严刑审讯之后,投进监狱,从那儿再送到运河边的监禁营。现在我才知道,去运河的人都有去无回。就算回来了,也是一具行尸走肉:身心俱毁,未老先衰,与这世上所有的爱都绝了缘。
在劳动营的时候,如果被抓住,我就没命了。
五年后我从劳动营被放出来,日复一日漫步在喧哗的街道上,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如果被捕的话,说是“当场抓获”再恰当不过了。我已经编好了无数的借口与不在场的证据,来驳斥这个罪名。我一直都背负着隐秘的包袱,已经太深、太久地将自己裹入了沉默之中,再也无法用语言倾诉心曲。即使我在诉说的时候,也不过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裹缚自己罢了。(摘自作品集中《呼吸秋千》一书)
新书架
《心的指南针》
[美]爱德华・肯尼迪 著 王一� 译 华文出版社
2010年9月 ¥38.00
肯尼迪四兄弟中最后离世的爱德华,讲述了这个美国第一家族的故事,其中既有风云变幻的政治与阴谋,也有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兄弟情谊。《纽约时报》评价其为“一部家族版的《光荣与梦想》”。
《世界观的革命》
(美)W・安德鲁・霍菲克 编余亮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49.00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到19世纪、后现代,本书试图在圣经和改革宗的基础上,探讨西方思想史,探讨世界观对人类的影响,充满神学和哲学的洞见。
《假装的艺术》
怀特德・弗莱 著 赵悦 译 南方出版社
2010年11月¥25.00
这是一个充斥着知道分子的时代,上网一搜,天下事便可无所不知,但如何冒充深谙其道的行家却需要一定的“艺术”。这正是一部教人如何假装聪明和上道的书,当然,还带着辛辣的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