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武汉宣布准备拔高原高606米的绿地中心，打造“中国第一高楼”的消息爆出后不久，长沙市又公布了将兴建世界第一高楼“天空城市”的消息。 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在建的摩天大楼有87%在中国，目前我国在建摩天大楼的总数已超过200座，相当于美国已经拥有摩天大楼的总量。预计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封顶。
对后发的中国而言，摩天大楼曾是许多人心中现代化的符号和象征，尤其在经济趋缓的形势下，建造摩天大楼似乎能唤起经济信心。但是，刚刚过去的投资热潮带来负面后果尚未解除，新一轮的摩天大楼热怎能不叫人心有忌惮？
德国经济学家劳伦斯曾提出“经济魔咒”，即在摩天大楼立项之时，是经济过热时期；而摩天大楼建成之日，即是经济衰退之时。
摩天大楼就是当年的“铁公基”
陈及
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各地疯建摩天大楼，是现今追求政绩、相互攀比的体现，他们希望通过城市的建设，制造热点带来“眼球经济”，并借此提升城市形象，但实际上城市的实力和发展水平，不必要通过建摩天大楼来体现。
可以很清楚的是，这些项目都是在政府的某种暗示、授意，以及土地、税收政策的引导支持下，房地产市场开发商以自己的名义去启动的。我国的城市规划很严格，各个城市的建筑标高有详细的规划,比如北京二环以内不准建高楼，城市规划的高度是86米，但现在北京CBD出现了几百米的楼，包括国贸3期已经超过规划了，没有政府的同意，这些高楼是不可能兴建的。
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这些大楼的建造成本和未来经营管理成本非常昂贵，做这种超乎当前实际和经济发展阶段的楼未必能够取得好的回报，而且极大可能会给它带来极高的风险。除了北上广深属于经济发展中心，经济的活跃度和开放性，对一两座摩天大楼或许有实际需求，一般的省会城市和二、三线城市，纷纷建摩天大楼实际上是政府推手在主导。经济实力的大小、城市竞争力高低与高楼没有必然联系，这就是一个面子工程，相反，它的风险很高，如果不能够及时租出去，资金肯定会断裂。
诚如德国经济学家劳伦斯所言，兴建摩天大楼与经济衰退之间有某种关联性。一般在经济活跃、流动性过剩、融资成本很低的时候，很多企业、开发商会对一个项目有很好的发展预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在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经济过热的下一步就是紧缩，这时会面临房屋难以出售的尴尬，经济就会下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可以验证这一点，当融资成本很低、资金获得条件很宽松，也恰恰是政府鼓励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时刻，催生了房地产泡沫，毕竟房地产可以带动非常多的行业，包括建材、家电、钢铁等连锁反应。世界各国往往会通过房地产刺激去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但是一旦失控或出乎管理者的预期，就会造成长期的低迷以及信贷的高风险。
二、三线城市寄希望于通过建摩天大楼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最后往往会成为一种负担，摩天大楼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如果超过了经济发展阶段去纷纷盖摩天大楼，反而会阻碍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财政税收的负担。
以美国为例，纽约是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地价很高，所以拿到一块地，肯定会通过不断加高楼的高度，去增加建筑物的面积，这与经济发展和土地的极度稀缺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美国的其他城市，就很少像纽约一样建那么多摩天大楼，从经济实力来说，它们盖多少楼都没有问题，但是从客观需求和投资回报来说，高楼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城市热岛效应。在我国很多人以为经济的发展和活跃程度，与楼的高低有着正相关的关系，也作为招商引资的一个手段，其实没有必然联系。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好坏，以及基础设施的好坏，与摩天大楼的高度也没有联系，这是他们的一种错误理解。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摩天大楼出现资金断裂，最后还是会要银行和财政买单，因为这种巨额投入肯定需要取得银行的信贷支持，并且在土地出让上有优惠政策，这实际上也就是财政上的优惠，诱导开发商去做这些项目。从经济发展和财政公平角度看，它的优惠本身也是对公共财政权力的滥用，税收上的减免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特别是当许多二、三线城市都要建摩天大楼的时候，就必定会对土地资源造成浪费。
2008年的刺激政策应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就是滥用财政政策去制造泡沫式的需求，最后经济活动下行会更加剧烈。今天中国经济局面昭示了一点，就是不要滥用财政货币政策，把我们宝贵的的资源投放到没有效益、占用空间，还制造污染的工程上去。今天的摩天大楼与2008年的“铁公基”项目的性质是一样的，也许是刺激经济的一种行为。重新开启摩天大楼的热潮，或者是希望通过这种巨额投入去拉动低迷的房地产业，继而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些许活力，但是要提防这是一种更大泡沫的躁动。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成云 采访整理
警惕“高楼浮夸风”
郭巍青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这样一个建摩天大楼的风潮，在我看来是很荒谬的，它反映出二、三线城市在竞争中想要迎头赶上，跨越式发展的心态。采用这种方式赶超，在公共财政上的花费巨大，而且投资和回报难以匹配，整个投资可能并不合理。建筑专家早就说过，摩天大楼会对周边生态环境和社会要求维持的系统带来很多问题，摩天大楼与二、三线城市实力根本就不匹配。之所以有这么多城市不约而同地形成建摩天大楼的想法，其实是犯了重复投资的老毛病，大家在竞争上高度统一，而不是充分发挥多样性，找准自己的定位，利用自身特色来竞争。
现在大家都来抢建摩天大楼，与上世纪90年代珠三角地区到处建机场、港口是一回事，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根本就不管本地的实际情况，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政府这种急功近利的表现，主要是因为他要在自己任期内做出“看得见”的成绩，有明显的社会显示度，这里头蕴藏了巨大的浪费。
2008年的投资都流到哪些地方，是很值得深究的，相当一部分钱被用来进行恶性竞争，拿了钱就赶紧找专家画张图纸、建大楼。由此可以看出，现在各地的竞争手段非常单一，如果所有城市都靠建全国第一、世界第一高楼来作为城市形象的卖点，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核心环节，那么这种发展思路和视野就显得狭隘了。 建设高楼肯定可以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会有一定的噱头，但是这种比高、比快的竞争方式，有人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经作了总结—有些国家喜欢追求最高、最大、最强，它反映在工程项目建设上的大一统、威权主义，这是他们的审美观念。苏联就是这样，所有东西都要做到号称“世界第一”，在外观上做得规模极为巨大，比如大水坝、大广场、大楼等，反映了一种很浮躁的社会风气和心理。这种建设可能会产生副作用，留下很大的后患，比如像长沙这样的城市，能否负担得起世界第一高楼的巨额建设和维护费用，就很值得忧虑。迪拜之所以能建世界第一高楼，是因为它拥有石油美元，是世界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经济的重要枢纽，财力非同一般，但是长沙的财力、地位和眼光，与世界第一高楼恐怕不相匹配。第一高楼固然可以带来荣耀，但是最后只怕会落下一个求虚名、造活罪的局面，建摩天大楼所需要的便利供应以及整个维持系统，它们不一定能承受得了。
特别是摩天大楼建成以后，要如何才能回收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租最高档的写字楼，必须是非常有实力的大公司，并且是处在业务扩张期，它的市场预期非常好，这个时候需要显示自己的品牌。但是二、三线城市能够吸引到的最有实力的大公司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现在全球经济不景气，能有实力和信心去租高档写字楼的比较少。“劳伦斯魔咒”说建摩天大楼可能是经济过热的信号，这是在敲响一个警钟，决策者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考虑到人家建高楼的时候的一些教训。作为后发国家，本来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可以看到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从而吸取它们的教训。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摩天大楼盖起来之后，就算能够吸引投资，发展出一些比较高端的产业，但是摩天大楼会带来城市的两级分化。
迪拜有非常漂亮豪华的大楼，但也有本地穷人的居住区，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因为没有贫民窟这一说，就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因为资源在经济循环过程中，会集中到一些大资本项目上，最终在民生普惠上的作用很有限，相反因为财富增长速度不一样，导致贫富差距被拉大。摩天大楼可以带动周边地价上涨，但是这是否会惠及到整个城市的各个阶层呢？包括一些国家的大型基建工程，比如高速公路、铁路桥梁等，实际上能够被周边群众共享的作用有多大，是很值得思量的。
摩天大楼的投资，如果真是标志着经济衰落，那么投资者要破产或者有诸如此类的其他问题，如果要赚大钱，那就可能导致两级分化，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建了很多高楼，可能拍出来的照片会好看一些，但是社会关系可能会留下更深的隐患，或者更大的分裂。当年大跃进的时候搞浮夸风，吹高农业产量，直接后果就是大饥荒；现在搞建楼的浮夸风，直接后果真的可能会是经济衰退。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成云 采访整理
用宏观调控克服浪费
胡刚
暨南大学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
各地纷纷兴建摩天大楼，实际上是想借此展现城市竞争力，这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体现，因为近几年各个城市都在强调转型升级，第三产业得到迅猛发展，而第三产业主要的办公地点是写字楼，摩天大楼的建设是迎合了市场的客观需求，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现在许多二、三线城市盲目建设摩天大楼，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它们的GDP增速跟不上，却想通过建高楼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增加城市竞争力，以及树立市民的信心，但实际上很可能会超过了城市的经济承载力，也与城市的人口规模不相匹配，盲目建设摩天大楼并不适当。
当然，一些城市也可能有另外的考虑，比如想通过建摩天大楼吸引投资，但是问题是，大楼建起来以后，不见得会有人愿意去租住。建设和维护摩天大楼的巨额成本，肯定都会转嫁到租户身上，那些顶级写字楼，没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是不敢去租住的。也有的城市是想借建高楼来吸引全球眼光，吸引一些跨国公司进驻，或者发展旅游产业，从而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引擎，这个也有可能，但是我仍然持怀疑态度。因为当各个城市都在争建摩天大楼的时候，那么靠摩天大楼带来的优势也就没有了，而且这种蜂拥而上会造成许多浪费，这是要防止的。市场经济有的时候会出现产能过剩，这就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克服种种投资冲动带来的浪费，现在国家发改委代替了原来的计委，发改委要密切关注这种现象。
“劳伦斯魔咒”说，摩天大楼立项之时，是经济过热时期；而摩天大楼建成之日，即是经济衰退之时。这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当实体经济发展得好的时候，资金就会流到实体经济上去投资，而当实体经济遇到困难的时候，资金就会流到房地产行业避险。近几年，我国出口下滑以及汇率变化，实体经济生存困难，很多实体企业把资金投到房地产行业保值升值。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房地产经济一片繁荣，但是房子建完后就不行了，因为房子建完后没人去买，空置率很高，没有实体经济支撑，房地产业也难维持。
摩天大楼无非就是商业地产，也是房地产中的一类，大建摩天大楼是一种周期变动，它反映了资金的流向。虽然中国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非常紧，采取行政手段限购，但是房地产为什么还是这么热？前两天广州又出现了新的地王，就是因为现在出口受挫，实体经济不好做，资金才会流向房地产，但是现在楼建起来了，租不出去，也卖不出去，开发商就会破产，带来不稳定。尽管我认为中国经济还是会高速发展，不会像国外那样出现大的危机，因为中国市场庞大，中西部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中西部市场打开后，中国就不会出现负增长或者增长非常慢，但是出现写字楼过剩的风险还是很大，不管是民营的，还是政府主导的，所谓“打造第一高楼”都很可能成为烂尾楼。摩天大楼不仅建筑成本非常高，管理和维护成本也非常高，包括空调、电梯、水处理都是高耗能的，因为它相当于在高楼里建造另一个世界，租金必定很高，如果租不出去就可能出现资金断裂。
至于现在广为流传的“在建摩天大楼中，二、三线城市占了80%”的说法，我认为并不奇怪。因为它定的“摩天大楼”的指标比较低，只有500英尺，合152米，现在许多地方的楼都会超过这个高度，但是如果把标准定为300米的话，那么二、三线的“摩天大楼”就会大幅减小，大部分的“摩天大楼”还是在一线城市。另一个原因是，二、三线城市地价比较便宜，所以建的高楼会比较多，但是从单个城市的高楼总数来看，二、三线城市肯定比不过一线城市。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成云 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