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贵病泛滥的时代，饭局会有一些新的流行趋势：比如人们开始讲究吃特色菜、素菜、斋饭、私房菜；大家更多地与小圈子人一起聚餐；开始喝非常温和的酒，而戒除传统的劝酒文化……于是，“高端会所”越来越受到热捧。
“私密饭局”
隐秘，这几乎成了不同风格的高端会所不约而同的一个标志。从外面看上去，大多数会所的门口没有醒目标识，也没有威武的门卫，就仿佛任何人都可以推门而入，当然，如果不是圈内人士，谁也不会想到大门背后别有洞天。
除此之外，最跳不过的一个形容词必然是奢华，它已经成为高端会所一个永恒的主题。从会所的选址到会员的会费，从创办到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中似乎都无不表露着奢华二字。20万元入会，10万元年费，这是美国《福布斯》杂志为中国顶级私人会所设定的平均财富门槛，然而，即使愿意付出这样高昂的价格，也还要经过老会员邀请、个人财富审核、社会影响力评估等层层筛选。
作为国内最早成立的私人顶级会所，长安俱乐部让很多中国人认识了“会所”这一新概念，北京“四大会所”的说法也是由它开启的。这座拥有17年历史的宫廷风格会所就矗立在东长安街南侧，与北京饭店对街而立，几乎所有北京人都曾从它前面经过，但多数人只能听到传说。长安俱乐部的老资格也在会员身上有所体现，华人首富李嘉诚、已经过世的香江泰斗霍英东、联想老帅柳传志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看过电视剧《婚姻保卫战》的读者一定还记得里面的这一情节：身为成功“女强人”典范的杨丹带着姐们儿李梅和兰心到一家高端会所赴宴散心，并一路告知今晚是要让她俩“开开眼界、玩儿个痛快”。随后，观众就看到了会所生活的真实一面：大家聚拢在一起，结交新朋友、和老朋友叙旧、与他人交换名片，可谓商务活动、情感沟通、休闲娱乐与养生，一个也没有少。
据业内人士估计，上海大大小小叫会所、会馆的，加起来有一万家左右，绝大部分是行业性的会所，比如美容、洗浴、健身行业等。真正顶级的“交游会所”也就那么几家，鸿艺会、雍福会、证券总会和银行家俱乐部等。
《小康》杂志将北京的顶级会所定位为“官产学的结合”，并在一家理事会名单上找到不少高曝光率的名字，其中也包括央企高管、政府部门干部。
也有“洋官”，北京京城俱乐部吸纳了使馆人员作为会员，中国会会员中还有国外的王室成员。上海的鸿艺会、雍福会中都有外国领事。
鉴于会员们的结交心理，行政部门官员尤其是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成了会所争相拉拢的稀缺资源。一个不成功的案例是，上海证券总会直接开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楼上，却没有做到近水楼台先得月，他们显然没有得到这个行业官方机构的支持，会所的吸引力也打了折扣。
“官员来，多是吃饭，吃完就走，也不多说。”会员经常直接打电话给会所的服务员订餐，服务员就根据预算来配菜，谁血糖高、谁吃素，都熟记于心，还会注意把左撇子的杯具摆在不与邻座“撞筷”的位置。
“富二代”扎堆地
冯年（化名）是浙商，标本式的“富二代”。
他有多张会员卡，是为了结识更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外界总把‘富二代’妖魔化成纨绔子弟，甚至飙车党，其实，我们压力很大，深感责任重大，既要守住家业，又急于做出点成绩给父辈看看，一天到晚老在琢磨项目。”
冯家的产业属于制造业，不少“富二代”跟他有一样的通病，对制造业尤其不愿继承，对金融、房地产、艺术品和演艺等赚快钱的行业倒是颇有兴趣。
“高端会所，作为一个大的信息和人脉集散地，很值得去。”冯年分析，现在，“富二代”倒是与“农二代”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喜欢制造业。工厂招不到工人，连老板也不愿做。“我们不能光呆在工厂里紧盯生产进度，去会所结交也是重要的工作形态。”
冯年为别人介绍和“被介绍”给一些干部子弟，自称“还没办成什么大事。感情投资和交朋友是第一步”。
他印象中，越是级别高的“官二代”，越是谨言慎行。“他们会说，家父定了严厉家规。”特别是有北京背景的，生活轨迹就是家到单位，两点一线，不熟的人绝对不见。他们对于这类邀约，极为谨慎，通常只是到场而已，再不多说。
也有个别胆大的，冯年说，他参与过一个饭局，那个包房的最低消费标准有点吓人。一通海吃海侃后，一个煤老板将某干部子弟搀送到车上，顺手放下一个箱子。车主人借着“酒上头”的劲儿笑纳了。汽车发动后，车主人对搭车的冯年说，“这帮土老帽，不收白不收。”
“后来，收礼方再也没和送礼方联系过。”冯年说，他了解到那个箱子里装着钱。“也不能算白送，像这个当官的，不会记得谁给他送过礼，但会记得谁没有送过礼。”
“‘中国式送礼’的尴尬是烧香找不到庙门，这个煤老板是送得急了点，但好不容易拜到一个码头，难免急吼吼的。”冯年分析。“通常的程序是循序渐进，开始谁也摸不透谁，不敢贸然行事，体面地吃顿饭算是开场白，之后的发展要看‘勾兑’的效果了，只要他敢收，我就敢送！”
这个渐进过程，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一位检察官了解到的情况大致吻合。他说，从目前所查办的案件来看，给官员送礼有“三部 曲”：先送好烟好酒，慢慢地开始送名牌手表、珠宝首饰，然后直接送钱。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超高档会所工作的小斐说，她“旁听”过官商高谈阔论，内容常是地产和创投等资本市场上风起云涌的大事件，“他们还当场邀请会谈的中心人物做股东。”
“京沪等地的超高档会所大都是吃饭聊天的地方，高门槛带给会员和他们请的客人，除少了一般餐馆的嘈杂感之外，还有一种安全感，可以放开来谈。”如今已是管理者的小斐说。她训练会所小弟应对探奇者的口令是“会所里没有故事。”
冯年认为，超高档会所的另一个好处是“把一些官员也震住了”，他们在这种场合下也会稍显拘谨，有的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官架子卸下来就好谈了”。再者，这也给足了官员面子，“有的官员也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物质图腾。”
饭局的“士大夫阶段”
吴总是某顶级俱乐部的元老级会员。第一批外资银行登陆上海滩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行长。
“中国新贵已经从暴发户阶段进化了，他们需要一些情趣相投，‘吨位’也差不多的人，一同把玩闲趣。”
其实，与富商巨贾一同进化的还有官员们的品味。“公款吃喝已经走过了胡吃海喝的粗放型阶段，而是进入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大夫阶段。”吴总这样说。
在中国，高端会所主要分布在像京沪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并且往往选择最繁华的地段。但另外一些高端会所则力图“求静”“脱俗”，追求别样的趣味。名震江南的江南会幽藏于杭州西湖景区的虎跑泉边，没有门牌没有指示，由著名设计师艾未未打造的7栋由民居和祠堂改造而来的瓦房静静地依照北斗七星之序排列。设计师将原建筑的外立面墙体打掉，改为落地玻璃长窗，其外部再用菠萝格整个包裹。菠萝格的格子疏密有间，让自然光充分射入室内，解决了传统民居阴暗、昏沉的问题。而光影的变幻又让建筑内从晨到昏及至夜晚，都充满不同的自然情趣。这里最让人容易想到的便是其归隐红尘的味道，西湖边的白墙墨瓦、叱咤商界的英雄豪侠，却没有一丝江湖论剑的味道，也许正如创会会员金庸大侠所言，一入江南，看破红尘。
同样选择远离繁华的还有杨澜与中粮集团联手打造的“君顶领袖会”，这一创下中国入会费纪录的奢华会所并没有选在北京或者上海，而是放在了号称人间仙境的山东蓬莱和有着最宜居城市之称的成都。杨澜表示，对于多数拥有私人飞机的亿万富豪们而言，距离并不是问题，会员将在这里享有静雅的交流环境。而潘石屹亲手打造的长城脚下公社，更是刻意回避了北京市区的喧嚣。或临于闹市、或隐居山林，已经成为高端会所的两个方向。
精英联盟
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发起投资建造的杭州第一会所“江南会”，授给会员一张只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需“江湖救急”，8位发起人无论身处何地，均会亲自赶来或委托实力人物在相应的范围内出手相助，这与金庸为会所题写的匾额相映成趣，颇有江湖气息。
原创基（杭州）机构的市场研究员杨子平，一直对顶级会所保持着紧密观察，他告诉媒体：“江南会就是浙江（商界）‘省委’，8位发起人算是常委，影响力已非浙江商界所能承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