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戴上了红领巾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就读于右安门外西三条小学。因为我刻苦用功，每次考试都是双百，二年级时被发展为第一批少先队员。 记得是六一节前一周的一天，班主任许月平老师宣布第一批少先队员名单时全班鸦雀无声，听到我的名字，我高兴得直想跳起来，一心盼着赶紧下课好把这个喜讯告诉妈妈。终于放学的铃声响了，我三步并作两步一溜小跑回到家，一进门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妈妈。
举行人队仪式那天，我早早来到学校。仪式开始了，大队辅导员宣布宣誓开始，所有新队员举起右手握拳宣誓……谁知戴上红领巾3年后“文革”开始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参加过队日活动。
去年的六一节，北京城市服务广播《老年之友》组织了队日活动，我穿起花裙子、白衬衫，戴上鲜艳的红领巾，和一群老年朋友、节目听众重温了当年少先队员的日子。
广播情缘从童年开始
从我记事开始，广播就伴随我一起成长。儿时的《小喇叭》、《宝葫芦的秘密》等内容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时我家唯一的电器就是一台收音机，俗称“话匣子”。
那时候，每天中午和晚上，哥哥、姐姐总会定时扭开那硕大的黄色旋钮，隔上很长时间，“话匣”才能发出声响(电子管需要预热)。讲故事的老爷爷好像认识我似的，专拣我喜欢的讲，也说些我想知道的事。它如此的神奇让我吃惊，那时我曾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进去一回，也讲些我知道的故事。
我曾缠着父亲问：人是怎么进去的?声音是怎么出来的?父亲的回答难令我满意。家里没人时，我偷偷地拆卸过它，打开后盖发现里面净是些圆圆、方方的零件，由铁丝串在一起。就是这些东西发出的声响?一度我又曾恐惧它。当兄姐再开启旋钮时，我便会逃之夭夭躲进厨房，但耳朵很不配合，仍魔鬼般地被它吸附着，被它牢牢牵扯着。
记忆中这台话匣子放在父亲特意为它打制的架托上，无意中它成了我家花猫躲避“迫害”的栖息地。我常常把家里的花猫想象成秦桧式的奸臣而虐待它，每当它奋力挣脱五花大绑，三蹿两跳，准往那儿跑。于是我就用东西扔它。花猫跳开时，话匣子应声落地……父亲下班回来，铁青了脸，说来世隆，重新插上电源，等上片刻，话匣子仍旧能发出声响，只是声音有些嘶哑，我听着不舒服，上前一掌，声音顿时变得洪亮。
“文革”结束后不久，时值中年的父亲因病去世，我家那台伤痕累累的收音机便渐渐湮没于灰尘之中。哥哥迫于家中生计，早早参加了工作。当第一次发工资时，便买回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捧给辛勤操劳的母亲。每天清晨，母亲打开收音机，让我聆听国内外大事。晚上，我也能从收音机里得到很多知识，使我受益匪浅。
我结婚后，听广播的习惯还一直保留着，尤其是有了孩子后，我就更加关注儿童广播了。一次，我在收听儿童教育节目时，与主持人进行了电话连线，谈了我的见解。过后主持人邀我做了一期直播节目。当我随主持人走过持枪的警卫进入直播机房，头戴耳机、面对麦克、环视各式各样的控制柜时，心想这就是儿时想象的话匣子里的人住的地方。那一刻我仿佛又穿越时空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我家那台老式收音机旁。晚上，哥哥打来电话，询问我在电台直播的感受，又提起家里那台话匣子，感慨地说：“若父亲在天有灵，能听到你在电台里的声音，一定会感到欣慰。”
如今，社会进入了数字时代，当年的话匣子早已被集成电路所代替。人们不仅可以在家收听广播，手机、电脑、汽车里，通过各种方式都能够听到广播。但我还是钟情收音机，在劳累一天之后，躺在沙发上，塞上耳机，倾听自己所喜爱的节目，享受着广播给我带来的轻松和快乐，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
专写“小人书”的书法家——父亲董立言
父亲董立言一生专攻书法，特别是他写的小楷字堪称出神入化，当时就较有名气。北京市领导邓拓经常来我家，父亲有幸被赏识，解放初期即被调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任编辑。今天50岁以上的人，小时候看的《鸡毛信》、《水浒》等连环画的文字，都出自父亲的手笔。
那个时期连环画的特点，就是在人物的嘴边画一个圆圈，把人物的对话写在里边。解放初期，由于是铅字印刷，圆圈中的对白不好排版，所以必须得手写。既然如此，干脆下面的解说文字也一并用手写了，这样更具艺术性。于是工整娟秀的小楷字就派上了用场。我父亲一直干了十多年“小人书”，直到1963年调入荣宝斋做书画鉴定师为止。
儿子被我吓哭了
这是一张我导演出来的“生活趣味照”，拍摄时间为1963年国庆节前后，地点在我老伴儿当时工作的建筑工程部大楼门前。
孩子两三岁到六七岁上小学前是最可爱、最好玩的时候，也是一般家庭拍摄照片最多的时候，我们也不例外。当时我们的两个孩子在建工部大楼前的花丛中欢蹦乱跳，玩得兴高采烈。我拍了几张照片，觉得类似的照片太多了，干篇一律很单调，于是突发奇想，拍一张孩子哭的照片。我先是逗儿子，叫他“哭一个”，小家伙玩得正高兴，怎么逗他都只笑不哭。我灵机一动，捡了一根树干做棍子，挥舞着装作要打他，一边呵斥道：“快哭!”孩子被吓蒙了。终于捂着眼睛哭了，于是就有了这张照片。后来我向亲友展示这张照片时，得到的赞誉和谴责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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