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注释本《鲁迅全集》的一大功绩在于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鲁迅的著译成果。但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有些注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疏漏错误，也会对读者起到误导作用。试看注释本《鲁迅全集》对“W. Grube”的介绍。
鲁迅在其《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中提到：“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P4）。对此，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所作注释如下：“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最早有英国翟理斯（H. Giles）《中国文学史》（1901年伦敦出版）、德国葛鲁贝（W. Grube）《中国文学史》（1902年莱比锡出版）等……”（同上）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所作注释略有改动：“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最早有俄国王西里（В.П.Васильев）《中国文学史纲》（1880年圣彼得堡出版）、日本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1882年东京出版）、英国翟理斯（H. Giles）《中国文学史》（1901年伦敦出版）、德国葛鲁贝（W. Grube）《中国文学史》（1902年莱比锡出版）等。……”（《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P4）
此外，在1936年9月28日，鲁迅写了一封信给捷克汉学家普实克（后来收入各种文集时一般称为“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鲁迅在信中提到：“我极希望您的关于中国旧小说的著作，早日完成，给我能够拜读。我看见过Giles和Brucke的《中国文学史》，但他们对于小说，都不十分详细。我以为您的著作，实在是很必要的。”（《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P672）对于“Brucke”，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3卷给出的注释为：“Brucke疑为Grube，葛鲁贝(W. Grube，1855-1908)，德国汉学家。著有《中国文学史》，1902年出版。”（P672）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4卷的注释基本不变：“Brucke疑为Grube，葛鲁贝(W. Grube，1855-1908)，德国汉学家。著有《中国文学史》，1902年出版。”（P399）
虽然两种注释本《鲁迅全集》的出版时间相隔近25年，但我们可以发现，前引四条注释提到了一个中英文称谓“葛鲁贝（W. Grube）”，且相关介绍几乎一成不变。我们查知，“W. Grube”的英文全名为“Wilhelm Grube”，此处暂且将其音译即为“威廉·格鲁柏”。威廉·格鲁柏于1855年8月17日出生在俄国圣彼得堡，至1908年7月2日在柏林附近逝世。1874-1878年间，他在圣彼得堡大学就读，在俄国著名学者席夫纳（Franz Anton Schiefner，1817 -1879）的指导之下学习汉语、蒙语、满语与藏语。从圣彼得堡大学毕业之后，他立即转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在德国著名汉学家小甲柏连（Georgvonder Gabelentz，1840-1893）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880年提交博士论文，顺利毕业。1881年，他在莱比锡大学教授藏语语法，但一直未能获得正式教职。1883年，他到柏林民俗博物馆（Ethnological Museum of Berlin）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柏林大学兼任教职，讲授汉语、满语、民俗等课程，并于1892年获得“特职教授”（extraordinary professor）的头衔。1897-1899年间，他与妻子一起前往中国，在北京和厦门等南方沿海地区游历，颇有收获。
威廉·格鲁柏以对少数语种的研究而闻名于世。他是德国女真文字研究的先行者。1896年，他的《女真语言和文字》一书(DieSpracheundSchriftder Jucen)在莱比锡出版，其后一直受到西方学界的重视。威廉·格鲁柏是一位成就显著的汉学家。1901年，他撰写的《北京民俗》(Zur Pekinger Volkskunde)一书在柏林出版，颇获好评。1902年，他的《中国文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Litteratur）在莱比锡初版，即为德国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代表了当时德国汉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影响十分之大。此外，他还撰有《中国的宗教和祭仪》(Religion und Kultus der Chinesen，1910年)、《中国古代宗教》(Die Religion der alten Chinesen，1911年)等多种汉学研究著述，并且跟赫伯特·穆勒（Herbert Mueller）合作完成了《封神演义》德文译本Fêng-shên-yên-i: Die Metamorphosen der Goetter（1912年），其中前48回均由他本人独立译就。
虽然威廉·格鲁柏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中国学界对他所知不多。众所周知，近现代史上，许多来华的西方人或者西方汉学家都自取汉名，或者已有约定俗成的汉译名，威廉·格鲁柏也不例外。但长期以来，中国学界对他的称呼比较混乱。除了《鲁迅全集》注释所称的“葛鲁贝”，他还有顾路柏、顾威廉等汉译名。若是他并无自取汉名，那么“Wilhelm Grube”无论译成“葛鲁贝”，还是译成“顾路柏”、“威廉·格鲁柏”等，都无伤大雅。但是，我们发现，此人恰恰有个自取汉名“葛禄博”。这样一来，我们在提到他的时候，就应当名从主人，以“葛禄博”来称呼他，而不能随意地为他另外取一个汉译名。
“葛禄博”即为Wilhelm Grube的自取汉名，何以证之？其实，他流传下来的藏书印与藏书票就是最为有力的证据。我们发现Wilhelm Grube的《女真语言和文字》(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Jucen)一书的图片，其上留有一个藏书印，印文为六个篆体字，即“葛禄博藏书印”。
同时，他还为我们留下一张藏书票。这张藏书票的图案极具中国特色，上面画着一棵大树，树后则是一座牌楼；牌楼由三部分组成，正中写着“庄子曰”，两边则写着“吾生也有涯”与“而知也无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藏书票上面还印有“葛禄博持赠”与“EXLIBRIS W.GRUBE.”字样。（《西方藏书票》，子安著，新星出版社2009年版，P54）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再称“Wilhelm Grube”为“葛鲁贝”、“顾路柏”、“威廉·格鲁柏”等，而应称之为“葛禄博”。注释本《鲁迅全集》里对于“Wilhelm Grube”错误注释已经延续了二十多年，应当尽快修正过来，以免继续误导读者。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本文编辑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