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留言】医疗卫生是世界各国政府为国民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半个世纪前，中国政府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倾力打造的赤脚医生队伍，为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作为赤脚医生的现代化延伸，乡村医生开始活跃在8亿农民身边。拖着长长的历史身影，他们的明天将走向何方？
山村全民免费医疗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但这似乎与一个叫王有华的农民无关。在山东省纪山人民公社下院大队的一农户家里，高中刚毕业的他得了怪病，体温高达40度，人已进入昏迷状态。王家人顾不得挣工分，更顾不得参加斗地主大会，而是守在他床边一筹莫展。突然，王父想到了刚成立不久的大队合作医疗站，想到那个在县医院受过半年培训的农民医生，当时叫赤脚医生的王心悦。王父大腿一拍夺门而去，三步并成两步，不一会儿就把王心悦带到家中。再看这位王医生，赤红脸膛，粗衣布鞋，背着的小木箱上，用红漆写着三个字——卫生箱。王家人半是希望半是怀疑地看着王心悦忙活了四个多小时，最后他说：“初步推断是鼻子上的小疮挠破后，被细菌感染引起的败血症，有危险，必须马上去县医院。”
在王心悦的带领下，王家人赶着马车把王有华送到5公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做完应急处理后，立即赶到县医院，经过四个多月的治疗，病愈出院。住院治疗期间，花费达500元，这在当时是笔巨款，但全部由合作医疗费支付，王家只拿了一点取暖费。
合作医疗站、赤脚医生，不仅让王有华和他的家人受益，也让下院大队的924名村民，全部拥有了免费医疗保健，它包括定期普查、妇幼保健、按季节防疫、清洁水源、粪便科学管理等，小伤小病由赤脚医生随时处理，重病重伤由赤脚医生护送到上一级医院。出院回家后的健康管理，也由赤脚医生全程负责。
1968年夏，纪山公社和下院大队从公益金中各出一半资金，在村里建立了大队合作医疗站，由村民选出三男两女共5位赤脚医生，他们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农民，轮流到省或市县的医药学校或医院进修半年，回来后大部分时间参加集体劳动，和大伙一样记工分，培训和行医时脱产，并由大队给予补贴，王心悦就是五人之一。
大队合作医疗站共有包括门诊室、药房、手术室、化验室、药库在内的11个房间，130平方米，是村民义务劳动建起来的。每位村民一年医疗费为1．5元，自付0．5元，大队和生产队分别从公益金中拿出一元。一年后，下院大队免收了个人的0．5元，实现全额免费。公益金主要来源是财政拨款和医疗站自筹，大队划拨给医疗站一公顷地，村民在赤脚医生的指导下种植草药，还到山里采集野生药材，卖给国家每年能有2000多元的收益。
赤脚医生成长记
时针指向10年后的1978年。在北京的密云县，32岁的赤脚医生郭福金，已经是有着13年医龄的资深赤脚医生了。他和王心悦等一批青年农民一起，成为中国的第一代赤脚医生。
1965年，19岁的郭福金被所在大队的村民推荐到公社卫生院学习。经过五个月的培训，回到大队当上了赤脚医生。他回忆说：“旧中国的农村严重缺医少药，一个急性肠炎就能丢命，我爷爷和奶奶都是得这个病死的，所以我从小就立下了学医志向。刚开始工作时很不顺利，乡亲们怀疑我，根本不让我诊病。我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是个小孩，支气管肺炎，高烧不退，直说胡话。我立即注射了青霉素，然后向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请教。经过七天七夜的抢救，孩子退了烧，用中草药调养了一段时间就好了。这件事让大伙对我刮目相看，找我看病的人多起来。”
郭福金当了赤脚医生之后，不论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哪里有病人，他就出现在哪里。夏天，他常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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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过激流滚滚的河道去抢救病人；冬天，他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出诊。1967年春，大队再次送他去公社卫生院学习。当时，正赶上由北京三家大医院医生组成的农村巡回医疗队来办班讲学，郭福金学到了比较系统的医学知识。
11年后，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知识和包括针灸在内的防治技能，能够独立处理如肠胃炎、痢疾、扁桃腺炎、腮腺炎、肺炎及儿科的一些常见病。在外科方面，他还掌握了脓肿切除术和简易缝合术。他非常珍惜不可多得的学习机会，并坚持自学，家中摆满各种医学书籍和医学杂志，每晚都抽出一小时阅读。他对传统中医学情有独钟，背诵过中国古代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对中医临床基础学、中药化学分析等书籍，也百读不厌。1978年4月，他担任所在大队医疗站的站长，带领13名赤脚医生，负责全大队2500多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重大民生课题
赤脚医生诞生于1950年代。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农村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各种疾病肆意流行，成为摆在人民政府面前的重大民生课题。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人民政府提出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加大投入培养农民自己的医生——赤脚医生。这些医生持农村户口，半农半医，用一根针、一把草治病。他们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医学世家子弟，二是初、高中毕业生，三是后来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郭福金曾接受过新华社记者的采访，还向由世界17个国家医学专家组成的考察团，介绍过自己成为赤脚医生的经历，受到洋专家们的首肯。他成为百万赤脚医生的代表人物，亲历并见证了这一群体从出生到成长的全过程。
让中国大多数人能享受医疗保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立下的誓言，也成为城乡医疗卫生事业的出发点。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对医院集中在少数大城市的状况进行调整，在全国各城市普遍建立了医院。1954年开始建立县医院，50年代末期起建立人民公社卫生院，70年代中期又使全国90%以上的生产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制。经过近30年的发展，这个巨大的医疗保健网，已经伸展到中国的工厂和山村，基本覆盖到占国家人口绝大多数的8亿农民。
硬件建起来，软件必须跟进。到了1978年，作为三级医疗网络的最基层——大队保健站，赤脚医生的人数，已由文革开始时的9万人，增加到150万人，还有近400万农民卫生员、接生员，作为赤脚医生的助手。他们在村寨街巷、田间地头，为广大农民送医送药，是不折不扣的“农民自己的医生”。
合作医疗卫生网、合作医疗制度和赤脚医生，被称为中国农村卫生的三大支柱。而赤脚医生为解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做出了毋庸置疑的积极贡献。它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产物，是人民公社社员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
1968年9月1日，当时中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一文。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文。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以转载的方式跟进，赤脚医生的称谓从此红遍全中国。
1978年6月，联合国卫生组织副总干事兰波来华访问，把中国成功克服旧中国遗留下的顽疾，解决了8亿农民的医疗保健，称为“巨大的成就”。把头戴草帽、肩背药箱、双手老茧、两脚泥巴的赤脚医生，称为“中国的伟大创举”。
变身之后的愿景
1985年，中国正式启动医疗卫生制度改革。这一年的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不再使用赤脚医生的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标志着赤脚医生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乡村医生逐渐登场。
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开始在农村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2004年1月1日，《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颁布并实行。由赤脚医生变身的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和培训，考试通过后方可执照行医。目前，乡村医生有百万之多，而与他们紧密相连的，却是8亿农村人口。相形之下，又显得微乎其微。
在江西省樟树市阁山镇黄家巷，村卫生室就坐落在村委会的院子里。卫生室的主人叫甘拾根，夫妻俩都是赤脚医生出身。老甘已年近六旬，当乡村医生快30年，没有体制内的编制，也没有工资。
卫生室的服务对象大约有2000人，涉及黄家巷村十余个村小组及旁边一个林场。老甘的职责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以及配合上级卫生行政部门搞好健康普查、疾病防控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夫妻俩分工很明确，妻子坐家，丈夫巡诊。几十年来，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炎炎夏日，老甘每天都要到各个村子走一圈。虽然辛苦，但很欣慰。村民们对他很尊敬，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亲切地喊他一声“甘医师”，赶上饭口，都会争着请他吃饭。村民说，老甘两口子是他们的健康守护人。
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谢良根，凭着一个医生的良知和医术，在当地小有名气。但对他来说，从医是无法谋生的，家里种了近18亩地，农活才是他的主业。老谢的妻子是上世纪70年代的民办教师，1997年以后，国家出台新政策，让800万民办教师转正，她随之成为正式教师，每月有1800元的退休金，而老谢依然“赤脚”。
由于乡村医生的身份依旧是农民，所以，被认定为卫生系统的编外人员。随着这个队伍趋于老龄化，养老保险缺失问题便凸显出来。收入微薄，老无所依，再加上身份的尴尬，让老甘、老谢这样被誉为农民健康守护人的乡村医生们倍感失落。
在农民工通往新市民的道路上，他们的身后，是“新农合”带来的安全感和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困扰。让农民工的“后院”有医疗保健保障，这既是国家关心的最大公共利益，也是农民工奋力奔小康的扎实动力。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医改新的指导方针：着重关注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服务的建设。中央14部门组成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协调工作小组，为制定新的医改方案在奔忙。尽快研究解决乡村医生的基本待遇，加快建立乡村医生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农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项目及政府补助标准，建立规范乡村医生从业行为及绩效考核机制……
乡村医生的群体命运，再次站到了历史的节点上。
责编／陈洁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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