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的文学》集中体现了周作人“人的发现”的理论思想，而女性意识的觉醒占据了周作人“人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是从周作人对自古以来对女性的歧视的抨击和对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的角度描述，分析周作人对自然人性的追求，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坚持。
关键词：周作人 女性思想 自然人性 性心理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和现代思想史上是一个毁誉参半、让人难以言说的存在，正因为如此，人们多年来围绕周作人的评价有很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他是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也有人斥之为民族罪人，对其文化上的贡献置之不理，近年来也有人忙于为周作人搞所谓的“翻案”工作。事实上，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尤其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恐怕不是那么简单。在这里，我们撇开他在政治上的堕落，把论述的重点放在《人的文学》这一篇文章上。
《人的文学》是周作人在1918年12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周作人的自然人性追求的宣言书，是他的“人学”结构的初步展示，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
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里，他详细论述了“什么是人”，人有灵肉二重性，什么是人的理想生活，并提出了两性关系和亲子关系的理想状态，由此提出了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他指出，生活本来就有“人的生活”和“非人的生活”两种，一切兽性的或强作神性的生活都是非人的生活，“灵肉一致”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人的文学”应该提倡人的生活，反对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运用人道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准确、敏锐地抓住非人生活非人文学的特征，就是把人不当人，特别是把女人不当人，把别人不当人，也把自己不当人；放纵自己的兽欲，把别人当做兽类；同时又拿了超凡入圣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普通人，压杀他们的平凡的要求和权利。反对这种生活，反对欣赏这种生活的文学，便是“人的文学”的任务。
无疑，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里，关于妇女儿童的研究，占据了特殊的位置，构成了周作人思想的主要特色之一，反映了他对自然人性的孜孜追求。在他的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关于性道德的讨论。
一、激烈抨击——破旧
研究周作人的女性思想必须首先注意到，他是一位置身于“五四”思想革命的历史潮流中的思想者，对他来说，一切问题，包括“性”的问题，不可能仅仅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必然是一个“反封建”的实践问题。因此他宣布“反抗专制的性道德是我所想做的事情”①；所以他的关于“性”的问题，必然从“破”开始。而他“破”的矛头毫不留情地指向“伪道学”和“蛮性的遗留”。
周作人对“伪道学”的抨击首先从封建禁欲主义的性不净观开始：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作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的很污秽？……性的不净思想是两性关系的最大的敌，而“不净观”实为这种思想的基本。儒教轻蔑女子，还只是根据经验，佛教则根据生理而加以宗教的解释，更为无理，与道教之以女子为鼎器相比其流弊不相上下。②
与性不净观相联系的还有封建旧礼教的道学家——他们的思想总不出两性的交涉，而且以为在这交涉里，宇宙之灭亡，日月之盈昃，家国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系焉。③
周作人尖锐地揭露了在“维持风化”的表面下伪道学的丑恶面目，他们打着禁欲的大旗，其实内在的本质却是伪善。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揭示的，原始禁忌包含着矛盾的情感：“他不断的希望去从事这个行为（触摸）……可是，他也同样的憎恶它，这两股喜爱和憎恨（恐惧）的潮流起冲突时无法解决的”，“禁制本身在意识层次里喧嚣，而那种触摸的欲望却深藏在潜意识层次里使自我无法觉察”。周作人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分析原始禁忌支配下的封建禁欲主义的旧礼教，尖锐地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与伪善本质：“古人之重礼教……最大的（理由）是由于性意识之过强与克制力之过薄”，“极端的禁欲主义即是变态的放纵，而拥护传统道德也就同时保守其中的不道德”，“那最不贞洁的诗是最贞洁的诗人所写，那些写得最清净的人却生活得最不清净”……在性问题上，现象与本质的反差是如此触目惊心，难怪周作人要用如此刻薄的言语去戳破封建礼教的伪道学：老流氓愈要求处女，多妻者亦愈重守节！
当然，愤怒的指责与揭露并不能替代科学的批判，周作人的贡献正在于运用了文化人类学、性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科学地揭示出：鼓吹封建禁欲主义的旧礼教，实质是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的“蛮性的遗留”。
周作人在《读性的崇拜》里引入了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使用的“禁忌”（周作人译为“太步”）的概念。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解释“禁忌”一词，也就是“Taboo”，是这样说的：就我们的理解，它代表两种不同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崇高的”、“神圣的”；另一方面，则是“神秘的”“危险的”“禁止的”“不洁的”。这与周作人的理解如出一辙。在原始人的观念中，男女的性交正是这样，既崇高神圣，又神秘危险。在他们看来，人性的性交繁衍仿佛有着某种不可思议的功用与影响，夫妇宿田间能使五谷繁茂，男女野合也就要使年成歉收。由此而产生原始人的想象：以为只要举行或者禁止某种性行为，就可以直接地保护鸟兽之繁殖与草木之生长。而原始氏族内部通婚，性生活的混乱造成的民族孱弱，以致衰绝，更在原始人中造成一种恐慌，以为两性关系与社会氏族的安危直接相关，这就是原始“性禁忌”的产生。
问题是，原始人由于不能把握人与自然的秘密而产生的愚昧的性禁忌，并没有因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而消失，反而作为“蛮性的遗留”长期影响着后来的婚配制度和习俗，这才是最可悲的。凭借对女性个体经验的尊重和体察，以及人类文化史的研究，周作人在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为我们勾勒出一直隐藏在男权文化“潜意识”深处的女性生活图景。
首先是出嫁。这一在女子生活中至为重要和严肃的事件，在现实的经验中却充满不堪与耻辱：从野蛮时代的“处女权”的占有，到后来的“闹新房”，新娘必须忍受宾客的百般调戏，三日下厨房免不了被促狭者捉弄……“闹新房”实则是认为性交及新妇是不洁的，要借许多男人的阳气闹一闹，冲一冲，邪气才肯退避。在这里，性不净已经转化成女人的不净，性禁忌转化为女人的禁忌。所以，周作人说，在中国民族观念中，不是将女人视为圣母，就视为魔女，但就是不将女人当“人”看，这个归根结底，都是原始性崇拜与性禁忌的“蛮性的遗留”。 其次是婚后生活。与多少称得上光鲜的婚礼相比，这就基本上全是苦难了。在《姑恶诗话》里，周作人通过“有妇为姑恶虐而死，化为鸟，自诉冤苦”的姑恶鸟传说，引用了范成大的《姑恶》诗：“姑言妇恶定有之，妇言姑恶未可知。姑不恶，妇不死。与人作妇亦大难，已死人言尚如此”，生动地刻画出为人妇的悲苦与恒久。即使没有婆婆，封建礼教下的女性处境也并不好。《双节堂庸训》里一篇《述先》记载了青年守寡的继母王氏生母徐氏“食贫砺节，以教以养”，终获旌表名节的故事，诸如“忍苦守礼不坐石条，病了不饮龙眼汤”等事，虽寥然细微，却很深刻地表现出来，代表大多数女人的苦况。甚至在旁人看来是养尊处优的命妇，处境也并不那么好。在有妾的专制家庭中，“虽处富贵之中，终无乐趣，其所自处艰苦之道与穷殊无二致”，周作人认为，这种女性的苦难生活，不只是父权制文化作为一种外在制度的压迫，更是这种制度已经内化为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这就从根本上决定她们的苦难。所以女性要获得根本的解救，要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
二、理解宽容——立新
当周作人对封建旧道德下的性道德激烈抨击时，同时也引入了新的性道德，他的立足点是“恋爱的结
婚”，“恋爱……是两性间的官能的道德的兴味”，“一面是性的牵引，一面是人格的牵引。”④欲是本能，爱不是本能，却是艺术，即本于能而加以调节者。⑤
周作人的这种观点是基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他在《人的文学》里提到，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而是“从动物进化的人类”，这包含两重含义：人是从“动物”进化的；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因此，人具有“灵肉二重性”，即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其内面生活，却渐渐与动物相远，具有精神上的“灵”的追求，“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⑥。
在这里，人的动物本能是基础，因此，恋爱首先是一种“性的牵引”，是本于本能的，也就是本于性欲的，承认这一基本点，就必须承认，人类的身体和一切本能欲求，无不美善洁净，并确认东方传统观的性不净思想是两性关系的最大的敌；同时，承认这一基本点，也必须拒绝西方所谓柏拉图式的精神的爱，因为，那种精神的爱不过是原始性的崇拜的遗留，是掩盖性变态（即所谓“触觉色情”）的饰词。
但恋爱不仅是生理的事实，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精神现象，两性之间在“性的牵引”之外，更有“人格的牵引”，这就构成两性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承认这个基本点，就要彻底抛弃以女子为泄欲的工具或是生育的工具的传统观念，在两性关系中追求灵肉的契合。他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肯定了男女之间“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即排除了目的性的出于纯粹情欲的爱。
由于周作人上述两个恋爱基本点的确立，自然而然得出一个结论：没有爱情（即人格的牵引、道德的兴味）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而且顺理成章地推论出：人心不能永久固定，恋爱也难免有解体的时候。爱情结合，结了协同关系；爱情分裂，只须离散。以上每一个观点都直指中国传统婚姻制度和相应的婚姻观念。他不仅宣布了以“没有爱情”为主要特征的婚姻的不合道德性，而且公开承认了解除不合理的传统婚姻的合道德性，从而确定了结婚与离婚自由的原则。这在当时无疑是破天荒的。
但是，周作人最为时人非难的还是他对“女性的放荡”的肯定。他肯定女人在性生活上也有种族的继续与个人的欲乐两种要求，因此女子总是“圣母与淫女”这两者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就总体而言的，是一种理想的女性形态，现实中总会有偏颇的，有的偏于“圣母”，有的偏于“淫女”，周作人主张对于偏“淫女”一方应持理解宽容的态度。但是，中国的传统偏对此极不宽容，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女子对于性欲的追求看做是轻浮，甚至把性欲旺盛的女子视为“娼妇”“魔女”；但是，人们对于性欲旺盛的男子却从来不加指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而女子却要从一而终。人们一味地要求女子充当“圣母”，久而久之，中国女性就只剩下“母性”与“女儿性”，失去了“妻性”。其实，女子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母亲或者女儿。过分压抑性欲，很容易造成家庭生活的畸形化，形成一种无生气的家庭婚姻生活，而这种无生气的婚姻生活必然要求婚外生活来补充，中国多少不幸的家庭生活都是因此而造成。
由此周作人主张，在两性关系中，应以女性为本位。他认为“妇女的问题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在是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要更难也未可知”⑦。所以，妇女的性解放意义不亚于经济上的独立。周作人引用西方性科学研究的成果，指出：两性的性欲是有差异的，这是造成夫妻生活失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性欲上，男子是平衡的，女性是间隙的，而且一经唤起，女性的控制与驾驭之难，都远在男子之上。按照传统观念，两性欲求的差异不能两全的时候，只好牺牲女子一方。但在周作人看来，在两性生活中，这种男子本位主义，对于妇女来说是一种更深层的束缚与不幸，它给妇女身心带来的创伤是更难愈合的。因此，要实现“结婚的爱”，便要改正两性关系，以女性为本位。“这对男子来说或许也是一种束缚，但并非牺牲，或者倒是祝福。”⑧在性关系上以女性为本位，对男子来说未尝不可看做是合理的禁欲，于男子的身心是有益的。周作人的这一观点，充满了对女性的尊重、理解、体贴及爱护，同时也契合了他在《人的文学》中提出的“利己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理想的人际关系观。
三、理想坚持——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从周作人对伪道学和蛮性的遗留的强烈抨击以及对人的灵肉二重性的肯定，我们不难看出，周作人对自然人性的追求。正如他自己在《人的文学》里说的，他所坚持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把这一思想贯彻于两性关系，他一再强调，两性关系是“极平凡，极自然”，同时又是“世间最私的事情”。所以，“两性生活只要不因此而生添痴狂低能以贻害社会，其余都是自己的责任，与公众没有什么关系”。他提倡个人在处理自己的恋爱婚姻以及性关系的时候应该有比较大的自由，在周作人看来，社会的文明程度越高，越应该减少对属于个人范围的事情的干预。 在肯定性责任自负自决的前提下，周作人对性过失持宽容态度。他说“对于性过失总以为可以原谅”，但是，这并不代表周作人主张性问题上的无是非观，他的观点是不容误解的，他主张对不涉及社会及第三者利益的性过失持宽容态度，因为这仅仅关系着当事人双方。他这一观点具有很大的针对性，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站在封建禁欲主义及专制主义的立场上任意干涉青年男女的婚姻及性生活。但现实生活中，要划清“性过失”是否涉及第三者利益的界限是相当困难的，因此，周作人的这一观点确实带有很大的理想色彩。
正因为对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坚持，周作人提倡的“人的觉醒”包括“个人意识”与“人类意识”的同时觉醒。他在《人的文学》里首先提出人“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把这一观点放在妇女问题的考察上，周作人又获得了新的角度、新的认识。如果说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妇女仅仅是作为家族繁衍的工具才获得存在的价值与地位，那么，现在妇女不仅具有个人的独立地位与价值，更是作为“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从而获得全新的意义：妇女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不单是关于女性的问题。这说明，在居人类半数的女性人格尚不被正确的认识，尚不曾获得充分的自由，不能参与文化的事业以前，人类无论怎样进化，总是偏枯的人类；同时也因为这样，在人类问题未获得根本解放之前，不可能彻底解决妇女问题。所以周作人把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放在自我意识的觉醒上。而妇女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首先应该反映在“性”上。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女性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声音的喑哑的存在，她们的所有，是如何仅仅被贬斥成“性”。在封建社会乃至整个男权社会中，女性首先而且仅被当做性、性的对象、性的客体来看待，这是对女性的歧视和侮辱，同时也使女性更被束缚在自己的生理性别之内，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性别的支配和限制。于是，“性”这一本是最私密、最应属于个人的私事，却集中体现了男权文化的压迫，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它可以说构成了整个性别压迫体系的根源和核心，所以，女子要想打破这种权力关系，获得解放，当然就只有从“性”这一问题上着手，通过平等性观念的启蒙，使女性从性的蒙昧状态下解脱出来，由性的解放、性的平等要求进而树立起自我的、个体的意识。
“性与文学”是“五四”时期“人的发现”“文学的发现”必然提出的最尖锐的文学课题之一。⑨ 面对这一具有时代尖端性的文学难题，周作人表现了极大的理论勇气。他从《人的文学》出发，提倡人的个性解放，想要从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走出来，提倡一种人性的、充满人道主义的文学。在他关注“人的发现”的时候，自然而然表现了他对人类重要组成部分的女人的关注。所谓女人，也不是天生，而是后天造成的，是社会赋予的性质使然。他肯定女人作为“人”的存在，反对把女人分为“圣母”和“魔女”两类，肯定女人的正常生理欲求，肯定两性间热烈的官能的恋爱，认为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从而达到“人的解放”。周作人的这些理论观点，有的或者过于理想，但是无论是“人的发现”还是“文学的发现”，周作人都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的先驱者。
① 周作人：《不宽容问题》，见《语丝》，1925年第1期，第42页。
② 周作人：《读〈欲海回狂〉》，见《语丝》，1926年第8期，第94页。
③ 周作人：《萨满教的礼教思想》，见《谈虎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
④ 周作人：《答兰志先生》，见《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号。
⑤ 周作人：《结婚的爱》，舒芜编，《流年感忆》，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96页。
⑥ 周作人：《人的文学》，张明高、范桥主编，《周作人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页。
⑦ 周作人：《北沟沿通信》，舒芜编，《流年感忆》，天津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⑧ 周作人：《结婚的爱》，张明高、范桥主编，《周作人散文第三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⑨ 钱理群：《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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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舒芜.周作人的是非功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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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人的文学》一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文献，是新文学观念的源头之一。该文从女性意识的角度重新解读此文，有一定新意。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百年，但是，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做一个现代的女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关于制度、关于人性的思考，仍在这个国度继续，仍是一个亟待需要解决的议题。因此，该文对于《人的文学》的讨论仍有现实的投影。
——费勇（费勇，男，1965年1月生，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现任广州市电视台副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