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至今（指修书的乾隆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并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而与之相辅相成的《四库全书总目》等官修大型目录著作，也继承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钩玄提要，提纲挈领，不仅把《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上万种书籍统括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系统总结了中国传统学术的渊源流变。可以说，《四库全书》集中保存了中国古代丰富浩瀚的文献典籍，也全面展示了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传统文化，因此，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18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总目》等系列书籍的编纂在当时就颇受关注，学人士子多有记载和评论。而自其纂成问世迄今的两百多年间，对它的补遗、考证、纠谬、续修、影印等各项举措始终未曾中断。但相关研究工作的真正开展，严格说来，应始于1911年清廷覆亡之后。20世纪以来，学术界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曾先后出现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在民国年间。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由承德避暑山庄运至北京，移交京师图书馆保存并向社会开放。随着其后影印《四库全书》动议的出现，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了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清点工作，不仅详细统计了其架数、函数、册数和页数，而且简要梳理了《四库全书》编纂的过程，并对其中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开创性的研究。自此而后，有关论著相继出现，诸如杨家骆《四库大辞典》（附《四库全书概述》，1932年）、《四库全书学典》（1946年），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1933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1937年），等等，都继往开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①、胡玉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②，均博采群籍，爬梳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所载相关提要作了深入的考订辨正，不仅为学者阅读利用提供了便利，而且为后世树立了研究的典范。此外，《索引式的禁书总录》（陈乃乾编，1932年）、《办理四库全书档案》（王重民辑，1934年）、《（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金毓黻编，1935年）等书目档案文献的编纂整理出版，也为《四库全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特别是影印《四库全书》的举措，自1919年提出伊始，就吸引了学术界乃至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而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选印本《四库全书珍本初集》（1935年），不仅部分实现了中外人士多年的愿望，而且大大增强了《四库全书》的影响力，促进了学术界研究工作的开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高潮，迄今方兴未艾。198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开始筹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本。时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昌彼得先生于次年特撰《影印四库全书的意义》一文，明确标举出“四库学”一辞。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东吴大学刘兆祐教授撰《民国时期的四库学》一文，也直接提出并使用了“四库学”的概念。两位台湾学者不约而同提出的“四库学”之名，标志着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四库全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然成为一门专学。1986年，随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全本的推出，海峡两岸迅即掀起了“四库热”。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台湾影印本为蓝本，再加缩印出版。自此而后，与《四库全书》相关的各部大型丛书，诸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台湾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齐鲁书社，2001年）、《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北京出版社，2005年）、《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2000年）、《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相继问世。而对《四库全书》本身的开发利用，也有新的进展。1999年，《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研发成功（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线装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福建鹭江出版社、北京功德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6年，《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九鼎时代公司）。伴随《四库全书》的广泛传播和各种大型丛书的陆续问世，学术界的研究也迎来了发展的高峰，先后出现了一批颇有深度和影响的著作，如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1989年）、台湾吴哲夫《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1990年）、台湾计文德《从四库全书探究明清间输入之西学》（1991年）、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1991年）、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2004年）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2005年）、陈晓华《“四库总目学”史研究》（2008年）和《四库全书与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2009年）等。此外，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整理点校，有整理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1997年）；对《四库全书总目》各篇提要的考订辨误，有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1990年）、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1990年）、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2001年）；对四库纂修官提要稿的搜集整理，有吴格整理《翁方刚纂四库提要稿》（2005年）、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2006年）、张升编《四库全书提要稿辑存》（2006年）；对四库存目书籍版本目录的考订辨证，有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2007年）；对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整理出版，则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1997年），等等。真可谓洋洋大观，成就斐然，充分显示出“四库学”的研究不仅已是一门专学，而且已然成为一门显学。
在百年“四库学”产生发展的历程中，不仅众多的学人士子为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有关收藏单位、出版机构也为《四库全书》的保存和传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在此特别应当提到的，就是甘肃省图书馆。该馆本来并非收藏单位，其所在地兰州与《四库全书》亦无直接渊源。当年，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之时，最初计划缮写四部，分别贮藏于北京宫中文渊阁、西郊圆明园文源阁、热河（今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和盛京（今沈阳）故宫文溯阁。后又下令增缮三部，颁发江浙，收藏在江苏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浙江杭州文澜阁。一时之间，南北七阁遥相呼应，四库藏书臻于极盛。然而，历经近代以来的风雨沧桑，七阁藏书损毁过半，其中文源阁、文汇阁、文宗阁三部《四库全书》全部被毁，文澜阁《四库全书》仅存四分之一，后经多次补钞齐全。而有幸完整保存下来的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部《四库全书》，也多经变迁。文津阁本自1914年由承德运至北京，1915年入藏京师图书馆之后，一直保存完好，今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文渊阁本在抗战期间运往上海，十余年间辗转播迁于重庆、南京等地，后运至台湾，今珍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文溯阁本曾于1914年一度运至北京，1925年运回沈阳，仍收藏在文溯阁。1966年，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全书运往兰州，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代管。自此而后，甘肃省图书馆就与《四库全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十年浩劫的非常岁月里，甘肃省图书馆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专门在兰州市郊择地修建战备书库，将全书装箱封固，存放其中，以保无虞。新世纪以来，适应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甘肃省图书馆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于2005年选址黄河之滨的白塔山九州台，特别建造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全书保存提供更为完善的设施和条件。在珍藏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同时，甘肃省图书馆还充分利用自身资源，致力于开展并推动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工作。如编纂《四库全书研究文集》，初步梳理并展示民国以来《四库全书》研究的脉络和概貌；举办“全国《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从文献、史学、文化等各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研讨《四库全书》的有关问题；成立“《四库全书》研究会”，组织全省乃至国内有关研究力量，为学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等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正是在众多学人士子、团体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四库全书》才得到妥善保存和广泛传播，“四库学”的研究也才得以健康发展并持续升温。 迄今，《四库全书》纂成已230余年，“四库学”的研究也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如何在百年积淀的基础上取得更大的发展，确实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已陆续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他们回顾历史，评论得失，分析现状，展望未来，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见解。其中，编纂“四库学”论著资料索引，建立网络数据库等构想，成为大多数学人士子的共识。实际上，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有学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做了初步的工作。如台湾学者刘兆祐于1983年撰文梳理总结《民国以来的四库学》之时，曾列举“七十年来有关四库全书的著作（1911——1983）”作为附录。1995年，台湾学者林庆彰主编《乾嘉学术研究论著目录（1900——1993）》，其中专列“四库学”一编，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和目录与工具书四类，分别著录1900至1993年间有关“四库学”研究的论文、著作。2001年，司马朝军纂《台湾四库学论著目录》，则在林著基础上，进一步对台湾地区的“四库学”研究成果做了梳理。当然，由于时间、地域等各种因素的限制，上述目录索引尚未能系统、全面地反映百年“四库学”研究的成果。亦因如此，广泛搜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编纂一部全面反映百年“四库学”研究成果的目录索引工具书，进一步打造“四库学”研究的坚实基础，推动新世纪的“四库学”研究迈上新的台阶，就显得十分必要且尤为迫切。甘肃省图书馆于2007年开始编辑《四库全书研究目录索引》，2008年着手建立“四库全书研究资源数据库”，并于2009年申报了“四库全书研究资源数据库建设”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查询资料过程中，甘肃省图书馆与天津图书馆达成了共同编辑《四库全书研究目录索引》的协议。数年以来，两馆同仁孜孜矻矻，兢兢业业，团结协作，辛勤努力，从最基本的目录工作做起，系统查阅书目、索引等文献资料，广泛利用数据库等网络资源，从中遴选出有关《四库全书》研究的文章、著作条目，进而删除重复，考证讹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比著录，编成《四库全书研究论文篇目索引》一书。鉴于20世纪以来“四库学”研究蔚为大观，积累丰厚的情形，考虑到文章与著作的不同特点以及在著录方式上的差异，全书分为论文篇和著作篇两部分，分别收录20世纪以来迄于2010年百年间有关《四库全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成果。其中的论文篇，收录1908年以来发表在报纸、期刊、论集等文献中的有关文章，包括大学学位论文在内，约计 5000余篇，根据国家标准GB3793-83《检索期刊条目著录规则》逐一予以著录，并附“作者索引”暨“引用期刊报纸名称一览表”，以方便学者检索利用。
资料工作历来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而目录编纂更是有功学界的重要举措。可以肯定，甘肃省图书馆和天津图书馆各位同仁竭数年心力，精心编纂而成的这部全面展示20世纪以来“四库学”研究成果的目录索引工具书，必将为“四库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壬辰年初春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作者简介：黄爱平，女，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清代学术思想文化、文献学史、古籍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