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是诸多红学研究者中最有学问的一位。他的逝去，不独对红学一科，对整个古典学研究，都是重大损失。特摘拙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论周之专节，以寄追悼缅怀之意。斯人已去，不胜依依，呜呼哀哉尚飨！
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不是俞平伯，而是周汝昌。
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系1947年秋天至1950年写就，1953年由上海棠棣出版杜出版。这之前，他于1947年12月5日，发表《〈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载天津《民国日报》“图书”第七十一期，提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年)除夕。第二年，即1948年2月20日，天津《民国日报》发表胡适之先生《致周君汝昌函》，表示同意周说（后胡适又改从壬午说）。当时周汝昌刚30岁，他的红学研究开始就身手不凡。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只是给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才真正构筑了一所设备齐全的辉煌住室。关于曹雪芹上世的资料，迄今为止，没有哪部著作像《红楼梦新证》搜集得这样丰富，以至于和《新证》相比，胡适的《考证》中所引用的资料，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曹家上世的三轴诰命、四轴《楝亭图》、敦敏的《懋斋诗钞》、裕瑞的《枣窗闲笔》、萧的《永宪录》等孤本秘笈，都是周汝昌以惊喜的心情一手发掘出来。《新证》设有《史料编年》专章，引用书籍达一百二十种以上。1976年增订时，该章扩展为三十六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二分之一，内容更加充实。此外周先生还撰有《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和《曹雪芹小传》等著作，有关《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如果不能说已被他“一网打尽”，确实所剩无多。他凭借这些资料，运用严格的考证学的方法，建构了自己的红学体系。
周汝昌红学考证的重点，是曹雪芹的家族历史和作者的生平事迹，也就是胡适强调的“时代”和“作者”。这后一方面，周汝昌先生称作“芹学”，作为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曹雪芹家族的籍贯、所属的旗籍、几门重要亲戚的状况、盛衰的原因，到曹雪芹的生卒年和抄家后回到北京的行踪，以及晚年著书西郊的经过，周汝昌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系统的发掘。这些看法不仅和胡适有很大不同，与许多其他的红学家也有所区别，真正是成系统的红学一家言。
通过考证康、雍、乾时期的社会政治特征，特别是皇室的倾轧和攘夺，为读者理解《红楼梦》的内容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材料。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在江南的活动，“织造”一职负有的特殊使命，曹寅和明遗民的关系，都经周汝昌一一考证出来并给出创见。
被称为“湖广四强”之一的杜，是明遗民中有名的孤介峻厉之士，但与曹寅保持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康熙二十四年五月，曹寅自江宁还京师任内务府郎中，杜赋长诗送别。周汝昌从杜的《些山集辑》中找出来这首诗，著录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一章，并做了详细考订。他提出：“曹寅等人当时之实际政见何若，颇可全面研究。”而杜为曹寅诗集所写的序里，单刀直入地写道：“与荔轩别五年，同学者以南北为修途，以出处为户限，每搔首曰：‘荔轩何为哉？’既而读陈思《仙人篇》，咏阊阖，羡潜光，乃知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未尝不爽然自失焉！”（《楝亭集》卷首）。这是说开始对曹寅感到不可理解，后来发现曹寅和三国时的曹植有相同的想法，便觉得原来的“户限”没有必要了。
那末，什么是“陈思之心”呢？周汝昌在曹寅《南辕杂诗》第十一首的小注里找到了线索。诗是七绝，四句为：“不遇王乔死即休，吾山何必树松楸。黄初实下千秋泪，却望临淄作首丘。”小注是：“子建闻曹丕受禅，大哭。见魏志。”（《楝亭集》，第362页）。曹丕受禅而曹植痛哭，是历史上有名的典故，就中包含着对司马氏篡汉的预断，因为曹植于司马氏的野心早有察觉。所以周汝昌发现的这条线索是极为重要的。待到他看到明代张溥的评论：“论者又云，禅代事起，子建发愤怨泣，使其嗣爵，必终身臣汉，则王之心其周文王乎？余将登箕山而问许由焉。”（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71页）于是恍然大悟，说道：“杜老微词闪烁地所谓‘陈思’的‘君子’的那‘之心’，就是这个‘臣汉’‘之心’”了。
就是说，陈思王曹植有“臣汉之心”，杜说“陈思之心即荔轩之心’，以此可证曹寅也有“臣汉之心”。结论是否完全符合曹寅当时的思想实际，是另一回事，至少明遗民杜认为曹寅有“臣汉之心”这桩公案，被严丝合缝地考证出来了。只此一例，即可见出周汝昌先生红学考证的功力。还有根据曹家习惯的命名方法，由曹寅的一个弟弟字子猷，逆推出他的名字叫曹宣，来源于《诗经·大雅·桑柔》：“秉心宣猷，考慎其相。”从而找到“迷失”的曹宣，就红学考证来说，的确是一种学术贡献。
周汝昌的红学考证，以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为主，却又不限于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红楼梦》的不同版本、脂砚斋的批语、后四十回续书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等，周汝昌都试图考其源流，辨其真伪。《红楼梦新证》的第八、第九章和附录编，就是对这几方面问题的考证。
总的看，考证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周汝昌颇多真知灼见，于版本、于脂批、于文物，虽不乏创见，但主观臆断成分经常混杂其间，减弱了立论的说服力。最突出的是认为脂砚斋是史湘云，无论如何与脂批的内容接不上榫。如《红楼梦》第四十九回有一条批语写道：“近之拳谱中有坐马势，便以螂之蹲立。昔人爱轻捷便俏，闲取一螂，观其仰颈叠胸之势。今四字无出处，却写尽矣。脂砚斋评。”批语中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许多研究者指出了这一点，但周汝昌先生继续坚执己说，这反映了他的红学体系的封闭性。
他主张红学包括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红楼梦》本身的思想和艺术不属于红学范围，置考证派红学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正是学术宗派的所谓“严家法”。周汝昌先生自己或许并未意识到，他这样做，尽管对红学的学术树义不无学理价值，实际上却局限了包括考证在内的红学研究的天地。
注释：此文为拙著《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四章第二节的摘要，以此追悼刚刚逝去的红学泰斗周汝昌先生。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