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美国，这个建立在新大陆上的新式国家模式，以合众为一的信念缔造起有别于老欧洲的新文明，在曲折的成长中，仍面临战争的迷惘、族群的弥合、社区的模糊乃至于社会和政治空间的分裂。作为纯粹的移民国家，美国不仅需要回答不同民族之间的质疑和诉求，更迫切地想要它们的融合，争取国民的共识，也只有通过共同的美国梦，才有可能将这种梦想输往海外，获得世界性的赞同。
当一个名为创意写作的新学科被提出并融入高校时，几乎没有人会预见到，正是这样的开始，系统化的学科建设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能力与作为，在多领域内积极回应了时代的需求。尽管最初它只是作为高校文科改革的试点，只是为一些附带的选修课程，但的确，它的系统化发展在之后的时期里让美国国家形象也变得系统化，除了经济的有效运作之外，对文化命题也展开了奇迹般的回馈。
高校文科改革与族群融合
当时，从内战后，大学就从不稳定的规则中转变为长期规律的研究，与其他许多机构一样，大学的“现代”是伴随着向外扩张和内部分化开始的。针对高校土地资源的新法案使得1862年后建立起来的公立大学能够有适合的资源可供调配，这种“土地支持”的机制也同时造就了新的研究范式，从前那些对课程计划的信仰逐渐散去。在处于激荡不安的后工业时代里，美国大学对自身的要求随着市场的兴起而变得倾向性增强，大学的责任重新被提交到上层讨论中，面对一个随时在膨胀的时代，大学是否应对了可能的挑战，迎接每一天都是惊人数字的外来移民，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教育需求。大学以极为实际的需要和紧迫感进行了这场历史性的选择，以至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校长，克拉克?克尔，成了为它争辩的斗士之一，评价此“高等教育的伟大变革”，它的重要程度堪比在殖民荒野里第一次出现教会大学。
在另一个层面里，高校文科改革具有另一种意图，作为美国教育的高等机构，它需要容纳低一级别的学校教育理念。二战之后的美国社会，已经逐渐接受了一个更大的移民浪潮的现象，他们来自于世界各个角落，带着各自的文化意识与行为理念，对这批移民中的学生教育便成为一个最大的问题，他们中的多数人将是美国未来的新公民，他们的理念将与美国精神趋于一致。而他们与创意写作的关系，正是关于表达多元文化，形成理解与交流的目的，这在承认多元性的美国社会里，唯有如此，形成共识的契机方可能形成。
美国教育在这方面的理念，肇始于创意写作的基础体系的普及与高校文科教育的进一步提升，更逐渐流出创意写作学科的实践范围里，成为学校教育的普遍思维，时至今日的美国，面对留学生、移民学生以及社会内部不同新生的受教育者而言，多元化的讨论已成为常识，不仅通过创意写作，也通过创意写作激发的任何形式。
美国高校教育改革在体系化的运作中，从初期的构想到无意中——或者说，必然的努力与成就——完成当代美国高校教育系统的完善，被文化评论界所骄傲。从1936年爱荷华大学创立第一个创意写作工坊开始，到了2004年全美已拥有超过三百五十个一级创意写作系统。美国文化评论称之为“这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对当代作家最大的文学支持体系”。
文化产业经济的反馈
战后时代远非“后工业”可以概括，也显得朦胧与不确定。我们可以称这个背景为“全球化”，也可以相当程度上称之为“美国化”，但更恰当的是当代文化界所说的“现代自反性”（reflexive modernity）。不同于相似的“后现代”说法，现代自反性的提出，是针对传统族群发展已出现裂痕，趋向于个人化、全球化以及多媒介现代化社会的出现。它的持续性过程促使个体从地方限制中脱离，拥有“自由”状态，产生了从未在人类史上出现过的个人选择，个体的一生都将面临一系列的选择，或好或坏，在给予或机遇的参与下建立起自己的人生故事。
另一方面，个人的独立需要面临前所未有的多样选择，更多时候，选择的无限可能导致了个体的无所适从，以至于失去选择的理性，全球化的同质性也在这方面进一步增加了个体的不确定性，自由的最大化也产生了个体的真空状态。面对时代的新特征，比以往更需要智慧去建立起机制化的系统平台，尽最大可能建立起巨型系统，提供最多的教育和社会资源，让身处其中的个体真正得以“自由”地发挥自己的选择，以及最普遍的艺术体验。这种方式的相对并非矛盾——这也是现代自反性的一面，开放的同时带来局部垄断——曾经的国家资源垄断消解之后，个体需要另一种“集体”力量的产生，以应对社会多变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而高校无疑是资源汇集的最佳选择。
在这个时代，个人化与个性化的自我要求，促使那些被“解放”的人们永远处于自我质疑的过程中，希望能给予自己有益的建议，帮助自己成为想象中的期望形象。
创意写作系统正是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来自于新时代与群体的疑问。
文学体验与文学市场
从学校教育到族群沟通，以及面对体验经济时代的开始，这些紧紧围绕着“自我体验”为中心的建构，从未放弃对个体获得更好体验的价值追求，也以更为清晰与努力的延续行为增强这个理念。
在此，战后创意写作结构中作为原则之一的模式得到了浮现，这就是“工坊”。它在早期教育革新过程中表现出了极为高效的价值展现，它并未意识到自己是个先锋者，它的剧场模式让一个团队围聚在一起，让中间的个人能够充分展示自己的文学才能。在这样的小团体中通过许多个人作者身份的培养形成了社会创造力效应，有时为了叙述需要，工坊还可以展开两者之间的辩论。从另一个角度说，像爱荷华写作工坊的第一位领导者威尔伯?施拉姆，在1941年发表文章提出了创意写作是大学文学教育更高追求的合理性，大学通过工坊这样的媒介，“提供给学生以更多机会能够近距离地与其他年轻作家获得交流。”工坊成为了创造志同道合者的友情，能够形成属于作家的互动“空间”。
我们需要看到作为先驱的爱荷华写作工坊，它在成立不久便迎来了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担任领导位置，在二十四年的任期内，他吸引优秀作家到爱荷华任教，扩大招生规模，录取有潜质的学生，使创意写作成为一门新兴科目在美国大学内得以确立和推广。这个走出过十六位普利策获奖作家和无数文学奖获奖作者的工坊，面对外界对创作教学的质疑声时，谦虚地声明，写作也许不能被教，但可以被发现、鼓励而出。并且表示，这些才华洋溢的诗人、小说家、短篇小说家带给写作班的，比他们从写作班里得到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