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您从经济安全研究的角度，如何看待中美经济关系？ 江涌：中美经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不对称的单向依附关系，即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远远小于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在国家关系上，依赖小的一方就能获得一种特权来敲打依赖大的一方。中国在经济、技术、市场、营销、品牌、融资、投资、人才、思想、秩序方面对美国的依赖十分明显，比如：中国依靠美国的投行、金融机构进行投资；美国为中国培养许多高端人才；中国继承美国整套经济思想，比较典型的就是“芝加哥男孩”、“伯克利黑帮”；中国依靠美元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等。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是全方位、不对称的，而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可以替换，美国随时可以将生产地转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这也是导致我国经济下滑的原因之一，比如：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出口下滑20-30%，原因就是美国企业搬出。中美这种不对称的单向依赖关系是不可能平等互利的，美国的特权使它任意敲打中国。多年以来，中美战略对话体系诸多，但对话都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比如：美国敲打中国人民币汇率不公平。
《经济》：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差别。每个国家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中，您是怎么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江涌：“比较优势理论”由大英帝国输出美国。但美国、德国、法国等国都拒绝接受。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包括现在的发达国家是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来发展的。恰恰只有后进国家依照“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现今，中国发挥低端制造业特长，在劳动力、资源密集方面来发挥比较优势。中国整个国家基本论调都是“自由经济”，但在自由经济上是无法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大门和国家经济安全防火墙。国家经济安全的指导思想绝对是国家主义思想，这是底线。且经济安全并非纯学术研究，而是强烈的政策导向。
工业的发展跟初级产品制造业不同。一个国家富裕的秘密就是工业化，越是高端的工业化，越能使一个国家能迅速地致富。“比较优势理论”把大卫·李嘉图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全部颠覆。原来的政治经济学是如何使一个国家致富的、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直到大卫·李嘉图经济学理论表明，强者不断地向弱者灌输“自由贸易理论”、“自由经济理论”、“贸易创造效应”，看似交换经济就可以实现富裕，但这是根本性错误的。生产比贸易重要得多，生产才能创造财富。但生产是有所讲究的，我们看到一些非洲国家和一些比较穷困的国家，也在搞生产、搞实业经济，可为什么勤劳却不能带来富裕，因为这些国家所从事的劳动是报酬递减的。比如：农业生产。
真正能摆脱国家发展困境的就是工业化，工业化能够带来报酬递增、规模经济，规模经济能带来协同效应，比如：意大利。制造业产生报酬递增、规模经济、协同效应，这是一个国家致富的秘密。
《经济》：尽管美国经济保持温和增长态势，但在失业率居高不下、债务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美国朝野将增加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振兴制造业上。
江涌：奥巴马上台后，就开始实施了制造业复兴计划，有些成效但并不明显。现在我认为，世界工业化并不是一个趋势。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三股力量：周期性力量、趋势性力量、结构性力量。我越来越认为工业化、城市化是趋势化力量，它很大一部分有一个周期性力量，城市化也是一样。
现在，美国也是产业空心化，发达国家都面临一个这样的问题。美国现在意识到只有工业才能创造财富、才有规模经济、才有协同效应，所以必须要走实体经济道路。这方面现在虽然有些成效，但成效并不明显。对于美国来说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很难恢复。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下滑。美国金融、法律的发展，让白领精英大量从事金融、法律。美国法律条文太细，所以需要大量的律师和人才，导致这个国家严重不经济，什么东西都诉诸于法律，但律师收入都很高。律师不创造财富，如果一个社会都是打官司，那成本太大了。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一直到现在，无论是哈佛、斯坦福大学，还是麻省理工学院，它们都是开金融、法律专业，优秀的白领精英都去搞金融、法律，这两种行业的收入、就业前景比理、工、农、医前景光明得多。导致科技创新能力一直在下滑，很难把科技创新搞起来。制造业的复兴没有科技创新就不行；二是技工队伍短缺。世界的产业革命都是工程师推动的，而不是科学家。像瓦特、珍妮，还有对美国工业化产生巨大作用的惠特尼，他们都是工程师。工程师就是技工，一批工程师推动产业革命的发展。美国产业的转移，工程师也就消失了，技工队伍没有了都到国外去了，企业都搬走了，技工队伍就萎缩了；三是企业家精神不足。像乔布斯、福特这样的灵魂人物减少，一个企业家就把整个企业整合了，用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财富、最大的利润。
其实以上三个方面也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突出问题。我国有些企业已经往国外迁了，有的迁到美国，因为美国有些鼓励措施。美国已经认识到虚体经济不断增长，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对美国的发展很不利。德国制造业很发达。德国制造业占全国GDP比重27～28%，很高的比重，世界上很少国家有这种比重。德国在欧债危机中起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中流砥柱作用。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没有德国，欧洲现状也不会这么糟糕，德国制造业的发展盖过了欧洲其他国家，比如希腊和南欧。南欧的制造业，低端的竞争不过中国，高端的竞争不过德国、也竞争不过东欧国家，所以这个国家的制造业面临困难。因此，德国制造业的强大也是欧债危机中的一个因素。
《经济》：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我国的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过度的难点在哪？
江涌：这关键就是要摆脱“新殖民主义”，而当前中国已经深深陷入新殖民主义的圈套。我国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时，对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来说是一种冲击，这时候对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必须保护。韩国、日本的高端制造都是保护中成长起来的。中日韩的自由贸易就是建立在日本高端、韩国中高端、中国低端这个框架之上的，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状况来改善我国企业的品牌竞争力。外国来华投资的企业很多，但中国无法获得外国企业核心技术。比如：中国是汽车第一消费大国，但中国现在没有自主创新的汽车。汽车制造和飞机制造是一个典型的协同产业，协同效应非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