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所留下的抗战教育遗产是湄潭历史文化中的珍贵财富，当下应充分开发、利用这一资源为今日湄潭的发展做贡献。 ［关键词］浙大西迁；抗战教育遗产；开发利用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抵抗日军侵华的战争全面展开。抗战期间，沿海地区大片土地相继沦陷，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往武汉后又再次迁往重庆，一批学校、文化机构、团体、文化人也相继西迁。高等院校及教育机关在这次战争中常常成为攻击的目标；为了能够继续发展教育事业，保存教育资源，更好地宣传抗日，许多高校把西南大后方作为内迁的目的地。浙江大学几经迁移到达贵州，“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抗日战争爆发，11月，学校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西迁。师生辗转跋涉，过吉安，去宜山，几经周折，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2月，胜利结束‘文军’的长征，抵达遵义。浙江大学迁来遵义后，校本部集中于遵义县城，其后于当年5月至年底，先后确立湄潭分部和永兴分部。至民国三十年（1941）初，校址基本稳定。”［１］（ｐ363）“在湄潭，浙大分部办公室设在湄潭文庙。其中：文庙大成殿为图书馆，其余各处为办公室、医务室、公共教室和部分教职员工及留学生宿舍”；“文庙北侧求是路旁的半坡上，新建了女生宿舍‘信斋’。城东玉皇阁设立了浙大附小。玉皇阁旁边的扶风山下，修建了浙大男生宿舍‘仁’、‘义’、‘礼’、‘智’斋。湄江岸边新建了浙大礼堂、膳厅、足球场和游泳池等。城西贺家祠堂一带，规划200余亩土地，建成浙大农场和苗圃园。农学院除农经系设在财神庙，农化系设在禹王宫外，其他如农艺、园艺、桑蚕等各系均设于该农场内贺家祠堂里，并在农场中央修建了‘病虫系大厦’和‘七七亭’。双修寺设立了物理系，并在此建实验大楼。将梵天宫、朝贺寺、唐家祠堂作为理学院各系办公室、教学的地方。万寿宫内设有研究生院，湄江林场建有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等。湄潭分部教职员工则分别居住在文庙、天主堂、朝贺寺、魏家院子、尚家院子及城内外部分民宅。”“浙大实验中学与湄潭中学合并后，更名为浙大附中，校舍设在文庙北侧皂角树下。湄潭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２］（ｐ32）从现有资料看，抗战期间西迁至湄潭的浙江大学的办学规模、设备、师资都是相当完备的；辗转2600多公里，冒着战火从富庶的江南西迁到相对落后的湄潭后，浙江大学不但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在科研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浙大在湄潭培养出了以李政道、程开甲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了重要的丰富的人才资源。同时，竺可桢校长为湄潭创办的黔北地区最早的一所实用技术职业学校，利用湄潭当地丰富的农业物产资源，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教学科研活动，也为地方培养了大量的农业科学实用技术人才。”浙江大学的学者竺可桢、苏步青、王淦昌、谈家桢、陈建功等人取得了重大的科研成果；而且完成了与湄潭当地农业经济发展相关的多篇论文，如《湄潭之农业》、《湄潭榨菜研究》、《湄潭茶树土壤之化学研究》等。因此，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1944年到湄潭考察时称浙江大学为“东方剑桥”，把湄潭称为“浙大科学活动的中心”。
应该看到，西迁到湄潭，对于这片相对落后的土地来说，浙江大学的师生不是以一种精英的立场来看待；而是极力融入这个新的生存空间，在从事教育科研的同时还不忘当地的发展，将湄潭当作“第二故乡”。浙江大学所包孕的先进的科学理念、文化精神、思想资源由外渗入，虽然只有几年的时间；但它应该能够内化为湄潭历史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当下如何来开掘，利用这些资源为湄潭、遵义乃至贵州的发展所用是一个具有较高实用性的课题。本文仅仅是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下面从开发利用的角度试作讨论。
一、搜集、整理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历史资料、图片，以湄潭县抗战时期的整个社会为背景，呈现较完整的历史景象
浙江大学几经曲折，西迁湄潭办学只有短短的六、七年时间，但成果丰硕，影响深远；对这些做一个梳理、呈现是极有必要的。而且，西迁至湄潭前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的几次迁校的历史，也有必要作梳理。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湄潭县委员会编的《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一书以及“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湄潭县城内文庙）中，都有极为丰富的资料。《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中不但对浙江大学的西迁历程、在湄潭的办学理念、所取得的成果、浙江大学著名的专家学者等进行了介绍；同时还考察了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的旧址，并作了简略的介绍。而“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图片资料及浙江大学师生教学、生活用具。
从现代的角度来看，高位文化具有强势性，它具有较大的影响能力、渗透能力。浙江大学的西迁，对当地的经济、教育、农业等发展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并推进了当地抗日救亡运动。“浙大在贵州遵义一带还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民族运动，对闭塞的贵州专县和农村，无疑是注入了一股清新的力量，所以有人说，这使它同西南联大一样，被誉为国统区的‘民主堡垒’。”［３］（ｐ２９１～２９２）浙大西迁对湄潭社会的诸多领域产生影响，然而它不可能作为一个孤立的存在，西迁后它也就成为湄潭社会的一个有机部分，浙江大学如何对湄潭产生上述影响，湄潭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如何与之交融共生，这些都应该在整个湄潭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来展现，以此更好呈现出其独特的文化资源的价值。
二、加强对办学旧址的保护、开发力度
浙江大学在湄潭办学之际，湄潭县城犹如“大学城”，不过现在遗留下来的办学遗址主要有文庙（浙大办公室、图书馆、医务室旧址）、万寿宫（浙大研究生院旧址）、天主堂（浙大谈家桢等教授住处）、李氏古宅（当时浙大学生李政道等住处）、欧阳曙宅（浙大文艺活动旧址）、永兴分校教授住处、西来庵（浙大湄江吟社、浙大师生郊游处）、浙大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旧址及双修寺（浙大理学院物理系旧址）。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万寿宫破损严重，农学院畜牧场实验楼因地处偏僻也损毁较重；而欧阳曙宅、李氏古宅及永兴分校教授住处因与当地民居混杂也不易保护和开发。鉴于这种现状，当地政府及相关教育、文化部门除了应该对文庙等处于县城中心地带的旧址加以保护、管理之外，同时还要针对其余的旧址制定切实的保护、修复措施。
湄潭文庙于1990年修复后并成立“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以图片、文字、实物等展现了浙江大学“文军长征”的历史面貌。笔者认为还可以在文庙的陈列馆中单独用一个展厅展示关于浙大西迁办学旧址的图片、文字等资料；特别是对保存较完好的西来庵、李氏古宅等。而位于文庙边上的天主堂不但是办学旧址，还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司令部旧址；这些都是极好的文化、旅游、思想资源，可以将其作一个整体进行开发、宣传。
三、联系当地教育的发展，充分利用它的思想、教育资源，加强宣传，落实实处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几经迁移来到湄潭，当时的办学、科研条件艰苦；但却培养了如李政道、程开甲等一批杰出人才，在学术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积极开展爱国抗日活动，并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助；这与浙江大学“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宗旨及“求是”校训是分不开的。这些资源对发展当地教育极为有利，应该充分利用，整合进当地教育发展资源的规划中。文庙和天主堂等旧址作为“求是精神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应该成为开展青少年思想教育的重要场所；可以考虑将浙江大学西迁办学的精神、成果等汇编成册作为本地各级学校学生的课外读物，以此促进青少年思想健康、积极向上发展，同时使抗战精神在青少年中得以更好地传承。
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所遗留的文化、教育遗产对湄潭县来说是一笔异常珍贵的财富。把这笔财富充分利用，为湄潭经济、社会、教育及旅游发展提供动力，这也是有待深入研究探讨的。
参考文献：
［1］《遵义地区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遵义地区教育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湄潭县委员会．永远的大学精神――浙大西迁办学纪实．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3］谢本书，温贤美．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