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张爱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从自身家庭的不幸出发，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独特的环境下将目光从社会受束到自身，对人性有深入的省察。多重原因使他摆脱了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塑造出曹七巧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表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女性婚姻的不幸和女性命运的悲剧，以及旧时代妇女的心理阴影。
关键词： 小说《金锁记》 七巧情结 变态心理 护犊心理
一个曾有着青春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成了阴险毒辣、凶狠残酷的老婆，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做了官宦世家残疾贵公子的“正头奶奶”，从寻常百姓家的日光里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
这是小说《金锁记》里女主人公曹七巧的真实写照。
《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提及张爱玲，必谈及《金锁记》，它一直是文学人士、影视界所津津乐道的作品之一，是单纯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还是写作技巧的高超或者另有他看？除了上述综合因素之外还必须考虑张爱玲所精心所设计的呼之欲出的“曹七巧”这个人物形象。
七巧太复杂了，就女性形象而言，现代文学史上大概只有繁漪、莎菲可以与之媲美。恨她，爱她，厌恶她，还是怜悯她？说不清。她的复杂性逼得你在一篇微观分析的文章里也不得不变换视角。
一
文学典型的艺术魅力，首先表现为吸引力。当《金锁记》在报纸上发表时，七巧便辐射出一股强大的吸引力，成为当时的舆论中心。当时帮助张爱玲发表《金锁记》的周瘦鸥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不曾说过‘七巧’这两个字了。”《金锁记》之所以能产生这样广泛深刻的吸引力，还是因为七巧特别能感染读者，震撼人们的心灵。七巧成了变态心理的一面镜子，无论男性或女性读了她，都会或多或少地去对照、反省，都会产生触动灵魂的震撼。七巧就是因为有了这样强烈的感染力和震撼力才形成一种永恒的艺术魅力。
纵观张爱玲笔下《金锁记》里的时代，像曹七巧这样的“少奶奶”比比皆是，有她这样经历和命运的女子也不乏其人，但关键在于，张爱玲把她从当时的生活中提炼出来，暴露于公众，撕下了中国人特有的掩耳盗铃的面具，所以，七巧这个人物具有新颖性。
典型之所以被称为典型，就是因为它具有独创性和新颖性。《金锁记》能让张爱玲在文坛上经久不衰，七巧形象的塑造，其独创性是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二
环境塑造人物。典型环境不仅是形成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逼迫着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曹七巧结婚前，原本是一个漂亮、能干、充满温情，同时又散发着活力的好姑娘，这样的姑娘在婚后变成一个工于心计、阴险毒辣，同时内心又充满仇恨和嫉妒的“少奶奶”是有原因的。封建社会制度已然崩溃，封建思想观念仍有强大势力，在一个新旧文明杂糅交错的畸形社会里，做一个残疾人的“正奶奶”，连丫头都瞧不起她，同时她又要压抑自己的情欲，以及她的小叔子姜季泽对她的撩拨，加剧了她内心的冲突，而一步一步蜕变为一个“戴着黄金的枷，又用沉重的枷角杀死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的食人者”。
张爱玲为七巧布置的双重畸形环境，使我们了解到七巧的悲剧原因之所在，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更深层对人性的理解。所以，张爱玲在成功塑造七巧这个典型人物形象的同时，对典型环境的把握也是恰到好处的。
三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面引起了重大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学批评中对“情结”概念的引入。所谓情结，按照荣格的说法，就是人类世世代代普遍经验长期和积累后的一种沉淀。
在文学批评中，谈论最多的“情结”是“杀父恋母”，即通常所谓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情结”的内容是指一种同性相斥的倾向，即女儿偏爱父亲，疏远母亲；相反，儿子则爱母亲，潜意识中对父亲有一种拒斥的倾向。当然，这种情结是潜意识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超我”的逐渐形成，这种潜意识被压抑在内心深处。这个原始的“情结”在文学中不断出现，早期的典型代表是古希腊悲剧中的俄狄浦斯王，不论他怎样抗争，最终还是应验了神示，他杀了父娶了母，只能实行自我惩罚与自我放逐。另一个典型便是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的主人公――哈姆雷特王子。
四
以上举出“情结”的例子，无论是古希腊的俄狄浦斯王，还是丹麦的哈姆雷特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具有恋母厌父情结。那么，《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在双重畸形环境下压抑形成的性变态心理、仇视和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也可以被称为“情结”的一种，即“七巧情结”。
性变态是曹七巧最深层的心理变化。她在婚姻生活中从未有过正常的性的满足，对残疾的丈夫有着本能的厌恶。为了金钱，她必须压抑自己的情欲，姜季泽的轻佻，使她的情欲更加膨胀，在金钱与情欲的冲突中，她压抑住情欲的冲动，结果是对性产生变态敏感，无论何事，她总往性上联想，话题也总往性方面引，无忌讳地满口“村话”，她以此宣泄意识中本能的冲动，甚至用更为变态的方式来达到宣泄和平衡。她深夜扣住儿子长白，盘诘儿子儿媳的隐私，目的还不仅仅在于挖苦和嘲讽儿媳，性变态心理使她对儿子有乱伦的意念，表现出狂热而肉感的爱。因此，她想方设法折磨死儿子的前后两任妻子，她的乱伦意念要她占有自己的儿子。
性变态心理，仇视与嫉妒心理，都是潜意识深层的阴暗心理，当它进入意识领域，必然引起与曹七巧作为人类的道德意识的冲突，她对儿子的残酷行为也会引起她作为“母亲”的罪恶感。但是，表层意识的“寡居者的护犊心理”为她找到了开脱罪责的借口，找到了美化阴暗心理的理由。曹七巧的丈夫是个残废，在长安、长白未成年时就死了。这样，七巧作为子女母亲，实际上承担的是双重责任，她就形成一种保护者的心理，她感到只有这样子女才能安全，这种保护者的心理在一定限度内是正常而合理的，但曹七巧这种正常的心理不自觉地恶性发展，对每一个人都有戒心，就成为心理学上称之为的“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当它与仇视、嫉妒心理、性变态心理和对子女的占有欲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护犊”就成了可怕的残害。而此时曹七巧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阴暗心理，因为“护犊”心理中的合理成分掩盖了它。
曹七巧的这种“情结”，可以归结为：守寡的母亲对子女的变相爱恋，特别是对儿子。母亲把儿子当做丈夫去世后唯一能宣泄情欲又不能对其宣泄的对象。这种感情，称之为“七巧情结”，陷入这种情结的母亲，一方面想要宣泄正常的情欲，但困于社会舆论、伦理道德的压力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她们的正常欲望得不到合理的发泄，于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子女身上，长时间压抑，认为只有自己才是值得儿子最信任、最爱的女人。另一方面，孩子成长大，必然要结婚，母亲的独占欲驱使她去破坏、拆散儿子的婚姻，最终满足自己的私欲。
张爱玲说她写的曹七巧是一个“彻底的人物”，文学批评家宋家宏对张爱玲的说法作如下理解：“曹七巧最彻底地承受了旧时代妇女的不幸，最彻底地集中了旧时代妇女的心里负重，也最彻底地将一切不幸与负重报复于她所能报复的一切人。将曹七巧作为中国家庭关系‘被食、自食与食人’循环链中的一环来考察，这一形象有着深刻的意义。”
五
对于七巧这个形象的剖析，宋家宏老师只是谈到“是什么”和“为什么”，却没有分析“怎么办”。这正是需要补充的。现代社会，女性压力尤其大。首先，在工作上和男性一样的压力；其次，照顾家庭和教育孩子的压力；最后，丈夫出轨的压力。前两方面，大多数女性都能承受，而面对丈夫的出轨，几乎没有女性可以做到泰然处之。中国传统文化培养下的女性，对于丈夫的出轨，会顾及孩子的成长和对整个大家庭的影响而委曲求全，久而久之，心中的抑郁和愤怒就会转化为报复心理，其中也包括可怕的“护犊心理”。所谓的“七巧情结”就在这样的心理环境下产生了。
现代女性在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首先，应注重调节自己的心态，提高心理素质，抱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去缓解、消除压力，而不是手足无措、逃避压抑自己或由此生恨。其次，除了工作和家庭之外，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来提高自身的修养，使自己变得更加宽容和豁达。英国著名意识流女作家伍尔夫的代表作《一间自己的房间》正是阐述了这一观点。
因此，把七巧形象提高到女性面对困难压力时不正确的调节方式产生的对自己、家庭、孩子乃至整个社会的危害这个价值高度上来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张爱玲带给我们的远不止这些，她犀利的眼光直触女性的悲哀和心理变化，留给我们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纵观中国当代文坛，无论是王安忆的《长恨歌》，还是池莉的《来来往往》，抑或是王鸥翎的《不嫁则以》，都不乏张爱玲创作的痕迹，由此可见她在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和延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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