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言之冠冕”的《古诗十九首》是中古文学史上引起最广泛争议的一组诗,亦是明代复古派对汉魏古诗接受的热点。明人王世贞基于自己的诗学主张,从文本分析和前人评价入手,对《古诗十九首》的法度、审美特性等都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其观点对今人的研究不乏启示性意义。
关键词: 王世贞 《古诗十九首》 《艺苑卮言》 《�州山人四部稿》
一
《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的圭臬之作,早在《文选》收录之前,即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刘勰称其为“五言之冠冕”。《文选》产生不久,这19首无主名的抒情短诗,就脱离《文选》母体而独立存在,得到众多诗评家的崇高评价。后世,“十九首”往往和“三百篇”相提并论。历代诗评家或探其时代作者,或论其语言风格,或谈其艺术特色,不一而足。在明代,《古诗十九首》得到广泛的接受和认同,考察《古诗十九首》在明代的接受史,必须对这些诗评家加以分析与评价,对其吉光片羽式的诗话加以理论与逻辑的概括,从而探讨《古诗十九首》在明代文坛的传承,以便从一个侧面管窥明代复古派诗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众多著作之中,王世贞《艺苑卮言》和《�州山人续稿》是值得重视的理论著作。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州山人,江苏太仓人。世贞论诗,祖述何景明、李梦阳“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反对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反复古理论,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在当时产生过不良影响。但后期主张有所改变,不甚菲薄唐宋,反对专事模拟的不良文风,论诗歌、论戏曲颇有创见。所作诗博雅藻丽,诸体皆备,晚年渐趋平淡。其学问之淹博,著述之丰硕,在明代前后“七子”中当推首位,是当时复古文学潮流的总结者和集大成者。著有《�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其中文学批评专著《艺苑卮言》十二卷,是明代七子诗话的代表作之一。《明史・王世贞传》称:“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坛,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位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无不奔走门下。”王世贞在后七子中声望最显,影响最大,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提倡复古与李攀龙齐名,讲究格调,推崇汉魏,如《艺苑卮言》卷二云:“(《十九首》)谈理不如《三百篇》,而微词婉旨,逐足并驾,是千古五言之祖。”[1]又《�州山人续稿》卷一六五云:“诗自《风》、《雅》外,当以《古诗十九首》及建安三曹为准;若整丽至三谢而极矣。嗣宗、元亮故是画中逸品,卉木之有筠者,不当以时代论也。”[2]世贞将《十九首》与《三百篇》相提并论,满是溢美之词,将《十九首》确立为诗歌标准之一,力图树立一个崇高的诗歌美学高境,以对抗当时风靡文坛的种种不良风气。世贞虽主复古,但反对模拟剽窃,不赞成李攀龙那样拘守尺寸,摹拟蹈袭。其实明代“七子”的复古本意也并非复旧,而是革新;再说复古也并不必然地导致模拟剽窃。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梦阳就认为诗是“情之自鸣”,指出“真诗在民间”;何景明强调诗是“性情之发”,反对“刻意范古,独守尺寸”。后“七子”的代表人物李攀龙虽创作实践多剽窃,但也指出,诗是人们言志抒情、沟通心灵的工具。他们都不赞成一味模拟古人。王世贞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较之前三人更加明朗和坚决。他在《艺苑卮言》卷四中借引《十九首》诗句,明白宣称:“剽窃模拟,诗之大病,亦有神与境触,师心独造,偶合古语者。如‘客从远方来’、‘白杨多悲风’、‘春水船如天上坐’,不妨俱美,定非窃也。”[3]在李梦阳与何景明那场关于古法的大争论中,他赞成何景明“舍筏登岸”的口号,而对李梦阳的“效颦”之习提出了批评。
二
王世贞反对模拟剽窃,强调学习古人应该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七子派们都奢谈亦不能回避法,既以古人的经典之作为范本相互标榜,就应该示时人学习的途径,即所谓“法”。
王世贞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我国古代文学法度观念彰显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出对诗歌声律和对文章写作之法等探讨。唐代,人们对文学创作的声律、技巧与格式给予了大量关注,文学法度之论首次得到倡扬,并逐渐走上程式化论说的道路。宋代,人们在谈诗论文中对文学法度予以了多方面的论说,法度之论进一步展开。元代,诗法兴盛,法度论在宋人论说的基础上进一步伸展开来。明人对诗歌法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明代复古主张直接影响他们诗歌法度理论,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字法、句法、章法下了十分清晰的定义:“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及其致,句法也;点缀关键,金石绮彩,各极其造,字法也。”[4]章法者,又称篇法,王世贞释之为“首尾开阖,繁简奇正,各极其度”,[5]“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一合,一扬则一抑,一沉有响,虚响易工,沉实难至”。[6]王世贞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体现了明人诗法理论的深入,我们从世贞对《古诗十九首》的接受中可见一斑。王世贞推崇汉魏古诗,论《古诗十九首》主要见于《艺苑卮言》的卷一至卷四,共二十一条,数百言,论及《十九首》法度的诗话占了三分之一。《艺苑卮言》卷一:“《风》、《雅》三百,《古诗十九》,人谓无句法,非也;极自有法,无阶级可寻耳。”[7]他意指法的极致便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最完美的法度是无歧级可寻、无声色可指、无痕迹可求的无法之法,《十九首》与《诗经》并驾齐驱,皆是此类法度的典范。他在总结前人艺术经验的基础上,对各体诗文的法度,包括字法、句法、声律、结构、风格等都作了详尽的规定,希望人们在创作时加以遵守,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和《�州山人续稿》中多处探讨《十九首》篇法、句法、字法,大量的摘句评骘落实于字句之上,不可谓不细。《艺苑卮言》卷二・一○三云:“‘相去日益远,衣带日益缓’,‘缓’字之妙极。又古歌云:‘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岂古人亦相蹈袭耶?抑偶合也。‘以’字雅,‘趋’字峭,俱大有味。”[8]卷二・一○四又云:“‘东风摇百草’,‘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9]《艺苑卮言》卷三・一九六云:“沈休文所载八病,如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以上尾、鹤膝为最忌。……上尾谓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古诗‘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虽隔韵何害?律固无是矣。”[10]但世贞对法度的认识是辩证的,既要求遵循法度,又不赞成死守法度。他说:“法合者必穷力而自运,法离者必凝神而并归。合而离,离而合,有悟存焉。”[11]“离”、“合”两字语本何景明,但是含义已有发展变化,“离而合”指不死守古法,似离而实合;“合而离”指太拘泥古法,似合而实离。《艺苑卮言》卷三・一六二云:“子卿第二章,弦歌商曲,错叠数语;《十九首》‘齐心同所愿,含意俱未伸’,亦大重犯,然不害为古。‘奚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乃害古也。然使各用之,山水清音,极是妙咏,灌木悲吟,不失佳语,故曰离则双美,合则两伤。”[12]《�州山人续稿》卷二○六《答胡元瑞》云:“《十九首》最难言,离则虞落节,前辈俱所不免;合则虞捧心,于鳞亦微用为累。”[13]王世贞提出“合而离、离而合”的口号,在倡导古法的同时强调“不似之似”与“妙合自然”的美学原则,确实向人们提示了一种学习古人的正确态度和方法。从王世贞对法度的要求可以看出明人诗歌创作的风尚与特点,这是他对诗法理论发展的贡献所在。
三
王世贞除强调严格遵循各体诗歌的法度,还对诗歌审美特性的重视和深入而有独到的见解,重申诗歌主体情感在诗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超越了对文字优劣、体格高下的量长较短,直接进入诗歌的内在层面,与诗人进行心灵对话,这源于他对复古的自我反省,以及受王学左派、心学异端和公安派重“我”、重“性灵”的冲击,对那些专言格调的复古作家的超越,表明他能以更新的视角对复古学古问题进行审视。如《艺苑卮言》卷三・一七四云:“‘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不得已而托之名也,‘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亦不得已而归之酒,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且饮一杯酒。’‘服食求神倦,多为药所误’,亦不得已而归之酒曰:‘不如饮美酒,披服纨与素。’至于披服纨素,其趣愈卑,而其情益可悯矣。”[14]所谓“趣愈卑”,但“其情益可悯矣”显然不符合复古派格调的追求,其思想不为复古派严正的格调所束缚,他的重感情、重艺术感染力的批评倾向,亦体现传统士大夫伤逝的生命情怀。又《�州山人续稿》卷二十《九友斋十歌》云:“斋何以名‘九友’也?……秋日,山镇无事,每一及之,不胜�鲈之感,乃称十歌。……其九:‘东京以还十九首,东周而上三百篇。《檀弓》《鲁论》诸国策,其言虽贵人茫然。岂无五车载惠子,尺炬并付骊山烟。吾生何幸雪未颠,著成百二十万言。毋能爱者似鸡肋,在我亦足成蜗涎,何必要什么袭藏名山?何必要咸阳世上千金悬?归去来,一壶美酒抽一编,读罢一枕床头眠,天公未唤债未满,自吟自写终残年。’”[15]诗人对生活体验总是最敏感的,王世贞的歌中提及“十九首”,清音独远而人世邈渺,其痛感时间的流逝,世事的无常,对人生怀疑而产生了感叹哀伤,对因人生短暂而产生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思考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归去来后恬淡宁静、清心自守,以终残年。作为汉末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十九首》恰恰抒写了文人在饱尝人间忧患之后真实的内心情感世界,以及对生命意识和人生永恒价值的深邃思考,可见明代文人与其在情感上是彼此相通、心灵感应的,反映了《古诗十九首》的知名度和它在明代诗坛的古诗权威效应,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文人对《十九首》的热衷和浓郁的兴致。
王世贞对《古诗十九首》的接受,除了重申前七子“古体崇汉魏”的复古主张外,其精力主要放在对《十九首》法度的探寻上,并结合切身体会作出理论总结且以示后学,将对《十九首》的接受推向新的高度。廖可斌先生云:“复古派作家大都积极参预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斗争,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的政治理想与审美理想相互融汇在一起。因此,他们特别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强调作品应该有‘风人之义’,即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力求使作品具有高尚的旨趣、深厚的意蕴。”[16]前后七子的诗学思想主要建立在传统儒家诗学基础上,包涵着从文学层面体现出的济世弘道精神,仍是传统诗学中情志、风教等处于主流价值取向的概念,王世贞等后七子偏向从《十九首》等汉魏诗歌的形式出发,探讨“五古之法”,转向较为纯粹的形式追求,而全非形式所承载的思想内蕴,其间亦涉及诗歌内容的情感体悟。通过王世贞等前后七子的大力倡导,《十九首》等已经成为明人学古拟古的风尚,操觚之士,往往趋风汉魏,促成明盛况空前的对《十九首》等汉魏诗歌的接受热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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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