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爱国主义思想是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主线，浙江精神对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作为在浙江自然和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家郁达夫，得益于浙江精神的熏陶，并丰富和发展了浙江精神。要准确理解郁达夫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必须深入把握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本质与渊源。本文就浙江精神对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影响进行论述，以求准确把握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郁达夫 爱国主义思想 浙江精神
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主义作家，“五四”新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伟大的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1985年在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胡愈之先生代表党和政府对郁达夫作了高度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夏衍也说：“郁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的作品，是我们高中语文课文必定收录的范文，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中心编著的“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教材”语文第二册中，就收录了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一文。在教学中，对郁达夫创作思想的理解始终是个难点。为有助于高中语文教学，更深入研究郁达夫思想的本质和来源，本文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浙江人文精神关系进行研究，以期在语文教学中能够准确、深刻地把握郁达夫创作思想的本质，同时，也为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浙江精神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求丰富浙江精神的思想内涵。
一、浙江精神的内核及对郁达夫的影响
浙江精神是在浙江的人文、自然和时代环境，以及中华民族整体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多重作用下汇聚起来的一种地域精神财富。研究郁达夫的思想轨迹，就需要考证和研究浙江精神的特征与浙江精神形成的内在机理，研究浙江精神就必须正视其渊源――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浙江精神的内核；而作为在浙江自然和人文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爱国主义文学家郁达夫，一方面得益于浙江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则发展了浙江精神，这是我们浙江现代思想文化宝库中最璀璨的瑰宝。
民族精神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灵魂，民族精神传承着民族血脉的精髓，民族精神跳动着时代节奏的脉搏，民族精神是支撑着民族生存、发展而不被异族分化、瓦解、消灭的强大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充满着时代性、地域性和传统文化性，是民族漫长经历的历史积淀和升华，是民族这一生命共同体的核心和灵魂。它渗透到民族的整个肌体里，贯穿在民族的全部历史长河中。民族精神是时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精神的有机统一。传统文化精神为民族精神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规定着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传统精神是一种历史的民族精神，它汇集了民族过去的历史、文化、意识的精华，构成了民族精神的主体。传统文化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稳定的、连贯的东西，是民族精神的深层依据。正是这一深层依据使得这一民族精神不同于另一民族精神，使得各民族精神保持了自己的相对独立性。而时代精神赋予了民族精神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提供了民族精神的现实形态。民族精神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民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能够始终起到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民族事业进步的作用。时代精神适应于现在时态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要求，是时代文明内在、深层的精髓与内核，是在一个时代起主导作用的精湛思想、最高指导原则。民族精神不是传统文化精神与时代精神简单相加、拼贴，而是二者相互磨合、整合的产物。
浙江精神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浙江的地缘群体中的独特表现，浙江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源和流的关系。从社会哲学的视野去考察，区域社会的地缘群体之精神，除了反映其民族精神的共性特征外，还因地缘因素而呈现鲜明的地区性特征。
1.浙江精神之一――务实求真，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
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精神中特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凸显出来。从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到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特别是东林志士所提到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贯穿着《大学》中的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境界，无不散发着强烈的“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首先，“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的实质在于个人必须跃出个人所得所失、所生所死的限囿，站在民族兴衰和国家兴亡的高度来看问题，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其次，“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还要求人们具备一种对家庭、家族和全体民众深切的终极关怀，对生灵涂炭、百姓祸殃有一种切肤之痛，并由此生发出巨大的人生动力，为民众的幸福、社会的稳定安乐而奋斗，即使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这些恰恰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仁”的根本要求。
浙江地区，特别是杭嘉湖地区从南宋到南明都是坚持抗击外族入侵的主要基地与主要战场。浙江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在抗日战争中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浙江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忍耐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力，与南宋与南明的反击异族入侵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这种爱国主义传统精神则是构成浙江人集体无意识的浙江精神的核心部分。
郁达夫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浙江精神必然成为其人格力量的组成部分，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精神则成为郁达夫人生态度，具体表现在他的如《秋柳》、《钓台的春昼》、《茑萝行》等文学作品中的那种与社会黑暗势力斗争的勇气，另如《沉沦》等作品则用一种坦诚率真的人格魅力，将爱国主义的强烈呼声用现代派的创作方法表达出来，而《她是一个弱女子》第一次描写了“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日军残杀中国妇女的内容，揭露了日军的暴行。接着在1938年后，郁达夫在南洋时又发表了大量的揭露、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政论文，因此，在郁达夫的创作生涯中，虽然在作品背景上，或是情节上、创作手法上有所变化，但爱国主义始终是其文学作品的母体。
2.浙江精神之二――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铸造重气节、轻生死的“大丈夫”精神。
“大丈夫”精神是指一种伟岸的人格，一种英勇不屈、无所畏惧的气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①任何一个能经受大自然严酷考验、世道磨难和外族欺凌而延续下来的民族，无不都具有一种民族的“脊梁”，它支撑着这个民族的自立、自强和自我发展。而民族“脊梁”又主要由此民族组成者的人格与气节构成。汉民族的先民们一直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人格和气节，也涌现了无数具有“大丈夫”人格与气节的志士仁人、英雄豪杰，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言与行，实际上促使着中华民族挺直脊梁，直面严酷的生存环境，蔑视发展中的重重难关，披荆斩棘，一往无前，从而一直保持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尊严和自主自立。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载霜，日月无不照明。这种意义的“大丈夫”，指人们因内有充实之德性，外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故而能够在得志时，充分焕发个人的心智体能，为天下民众谋得幸福；在不得志时，也能坚持原则不动摇，做到富贵不能乱己之心，贫贱不能变己之志，威武不能屈己之节。历史上苏武、文天祥、张苍水等民族英雄，皆可谓之“大丈夫”。
郁达夫是一位伟大的抗日烈士。烈士就是那些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而牺牲的人。烈士是个极其崇高的荣誉，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被随便称为烈士的，不幸死亡的人很多，但他们并不能都被追认为烈士。郁达夫在环境极其险恶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化名“赵廉”，被日本宪兵识破时，首先考虑的是保护那些隐蔽着的抗日志士，“郁达夫遂通知胡愈之等人及时疏散，隐蔽至棉兰、巨港等地。郁达夫觉得自己反正已经被监视，便干脆不走，以免惊动敌人”。②这种大丈夫气概，是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潜意识反映，特别是在他南洋发表的新闻政论等作品中尤为明显。
3.浙江精神对郁达夫精神世界的重要影响。
郁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杭州富阳美丽的富春江畔，1913年随长兄郁华赴日本留学以前，在家乡受启蒙教育，并在杭嘉湖平原的嘉兴、杭州等地求学。浙江的人文风情、家乡杭州的江山风貌深深刻印在他心灵中，构成他生命不屈的潜意识的意志力，他那追求光明憎恶邪恶、率真坦诚务实求真、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人格特征与江浙社会思想文化的熏陶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燕赵多义士，而吴楚多忠臣。自屈原以后、南宋以降，江浙历代诞生了一批诸如文天祥、于谦、张苍水这样的感天动地的爱国死节之士的群体，他们面对强大异族的侵略与杀戮，不畏强暴，威武不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这种以汉民族文化和汉民族精神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精神，构成了浙江人民爱国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荣格所认为的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包括祖先在内的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这种民族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已成为浙江人的个人无意识，而成为生活在浙江这片热土上的人们抗击异族入侵最强烈的民族自觉，我们可以在南宋、南明时期看到这种民族自觉的历史遗存，特别是抗日战争中，浙江人的民族精神的集体无意识演绎了全体浙江民众。因此，杭州富阳的郁氏家族，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危难时刻，诞生了郁华、郁达夫二位抗日烈士，为我们江南秀色的柔媚中构筑了阳刚的内核，这是一种奇特的浙江现象，这也是构成浙江精神的核心部分。抗日战争中的这种浙江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主导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构成了持久抗日的民族意志力和中华民族面对强敌而怀有必胜信念的精神支柱。
郁达夫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本可以颐养天年，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无情地将其推向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郁达夫独立地面对自身及整个世界，为民族担负起责任，义无反顾地选择投向民族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最后被害于异国他乡而尸骨无存，这是何等的悲惨！浙江精神就是在这种地域及文化因素双重作用下的直接结果，而郁达夫则是浙江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典型代表，他坦荡光明的一生，以及为抗日战争所作出的贡献，具备“大丈夫”的独特的人格魅力。
二、浙江精神丰富了郁达夫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
郁达夫是位正直、率真、追求光明的作家，他的文学活动贯穿了从“五四”起到抗日战争止的几个重要革命时期。从最初表现青年的苦闷开始，逐渐扩大到反映劳动人民的不幸，以至描写革命风暴的到来，最后到南洋全力宣传抗日，这种变化显示了时代浪潮推涌下作者思想的发展。从精神状态上说，郁达夫始终保持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优良特色，“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③，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一个同情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对革命、对人生的态度全部诚恳地反映在他自己的创作中，他的作品具有杰出的时代意义和现代价值，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
1.坦荡开放、率真正直的心胸与“以人为本”的启蒙主义思想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派”启蒙思想的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治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的启蒙潮流。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1784）一文中称：“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通过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在旧中国，启蒙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会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个性。启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理性，坚持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另一种是主观人本主义思潮，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者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加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
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派”启蒙思想就属于这种类型。在文学上这种启蒙主义思路一直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生代作家走上历史舞台以来的写作思潮，新生代小说基本上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以及总体解放的客观人本主义启蒙叙事格局，而代之以一种主观人本主义的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这也被一部分论者称为新启蒙文学思潮）。
从文学的视角，我们发现，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郁达夫的文学创作理念，敢为天下先的思维风格，坦荡率真的人格魅力，不仅仅影响着当代文坛，更影响着改革开放后浙江民众的社会理念。文学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能改变人。20世纪晚期到21世纪初的浙江人，首先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以开放的心胸迈向新的时代，浙江的先贤们的思想文化遗存对启发、启示浙江人的思想不无关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人们开始认识自我，关注自我，关注社会的和谐与以人为本，我们对“五四”的启蒙主义思潮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2.忠于祖国、忠于民族的高尚节操构成了郁达夫抗战期间作品的主基调
浙江精神的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如果忽视了这一核心内容，浙江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构成这一核心的是烈士的鲜血、志士的英魂、先贤的智慧以及他们的事迹。
爱国主义是郁达夫先生文学作品的灵魂和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情结是贯穿郁达夫全部作品的主线。当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践踏我们祖国的时刻，郁达夫先生用手中的笔做武器，唤起民众与之抗战。纵观郁达夫抗日战争时期的思想境界，就是一切为了抗日，在他的心目中没有比战胜日本侵略更重要的了。特别是郁达夫在新加坡（1939―1941）的时期，其爱国主义情结充分表现了出来。
最初，郁达夫在新加坡主持多家报刊的编务，以笔为刀枪，痛斥日军的暴行，歌颂同胞的英勇。一九四一年，郁达夫在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中写道：“不抗战，我们决不会使这伟大的实力，能发扬光大得如此之速。不抗战，我们的团结坚忍之美德，也无从使世人看到得这样的显著。”④郁达夫火一样热情的文章，鼓舞了无数的海外华人，增添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刘尊棋先生在《郁达夫海外文集・序》中这样评价郁达夫在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时的工作：
现在回顾达夫在四十多年前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写的评论，有几点可以吸取永恒教益的：
一，对中国抗日战争，无论前方后方发生多少令人沮丧、灰心的事，他都保持高度的乐观主义，发表了富有说服力的观点；
二，对于敌情的分析，他独具慧眼地揭露日本在每一个转折中的弱点，击中敌人要害；
三，在文艺领域中他不拘小节，顾全大局，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壮大自己。他扶持、奖掖青年华侨文艺工作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⑤
郁达夫的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时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这种爱国主义意识渗透在他各类作品中的各种意象之中，特别是他在新加坡发表的222篇政论、评论性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收录于郁风主编的《郁达夫海外文集》），是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中闪亮人生的写照，既显示了他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智慧，又充分反映了他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郁达夫总是以积极的必胜的信念鼓励民众参加参加抗战，他对抗日同胞指出：“抗战最大的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⑥“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⑦。
在1939年至1941年这三年间，郁达夫在新加坡宣传抗日工作十分刻苦与勤奋，前后一共负责主编过十一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时同时编八种，最少时也有三种，都亲自动手。他说，他此次南来的目的是：“当国内烽烟遍地，敌人的残杀我妇孺，轰炸我不设防城市的‘犯大厉是姆’不停止之前，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⑧正因如此，郁达夫在极度繁重的工作重压之下依然保持充沛的精力，编报纸，撰社论，写政论杂文，以饱满的激情关注国内国际时局的变化，给抗战军民以方向，以鼓舞，同时培养华侨文艺青年，推动更多的人士积极参与抗日宣传活动。
郁达夫是一位并不十分在意小节的充满感性激情而着意追求自由、光明和个性的作家，而在民族气节的大节问题上，却是充满着强烈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家。我们从郁达夫先生所处的浙江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的视角，从构成郁达夫先生精神世界的一个侧面，来剖析、寻找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来探讨浙江精神对郁达夫思想形成的作用与影响，从而深刻理解郁达夫创作的思想内核，并以此，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准确把握郁达夫爱国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
注释：
①孟子.《孟子・滕文公下》.第19页.
②罗以民.《天涯孤舟――郁达夫传》.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③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香港咫园书屋，1946年9月出版，第33页.
④郁风主编.《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53页.
⑤郁风主编.《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页.
⑥郁风主编.《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93页.
⑦郁风主编.《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60页.
⑧郁风主编.《郁达夫海外文集》.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5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