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杰明・弗莱德兰德主编的《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是最新一部克里利诗选集,通过追踪诗人整整60年的创作生涯概括其一生的创作,完整反映诗人的诗风,给当代美国诗歌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认识克里利及其诗歌的机会,也给当代美国诗歌研究者提供了绝好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本杰明・弗莱德兰德 《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
2008年2月,本杰明‘弗莱德兰德(Benjamin Ffiedlander)教授主编的《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Robert Creeley:SelectedPoems,1945-2005)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诗集是克里利(1926-2005)的最新一部诗集,收选了其1962年以来17部主要诗集的代表作207首。在诗歌总量上该诗集与诗人1991年出版的自选集大致相当,但该诗集除选取诗人的《魅力》(The Charm,1967)、《为了爱》(For Love,1962)、《话语》(Words,1967)、《片片》(Pieces,1969)和《镜》(Mirrors,1983)等诗集的代表作外,还收选了诗人后来四部主要诗集《回响》(Echoes,1994)、《生与死》(Life&Death,1998)、《如果我正在写这个》(If I wetewriting this,2003)以及《在地球上》(On Earth,2006)中的31首代表作。全书353页,由克里利作品一览表、引言、诗选(1945-2005)、注释、克里利17部诗集一览表、索引等构成。诗集开头,编者撰写了长达37页的“引言”,附上多幅插图,详细介绍诗人及其诗风。在编排体例上,该诗集大致按诗歌发表的时间顺序以原诗集为单位分组呈现,给读者了解诗人诗风的演变提供了便利。作为克里利的好友和敬慕者,弗莱德兰德计划将该书献给诗人本人。但遗憾的是,诗人于2005年3月谢世。此后,弗莱德兰德谨记1993年协助编辑《查尔斯,奥尔森诗选集》时诗人对诗集的成书要求,充分酝酿诗歌的代表性,从版式设计到诗歌标题安排,再到注释等等,事无巨细,考虑周至。《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是一部精挑细选、情真意切之作,其目的是“通过集中考量那些有关克里利最深层任务的诗歌来追踪其整整60年的成功创作生涯”(Friedlander 33)。
萨克文’伯科维奇(Saevan Bercovitch)教授主编的《剑桥美国文学史》(第八卷)的“先锋派”一章对克里利在当代美国诗坛的贡献赞誉有加。这主要是由于克里利在诗歌创作上沿袭庞德、威廉斯、奥尔森等人的诗风,反对艾略特的“学院派”传统,走“先锋派”路线;另一原因是克里利主编的《黑山评论》大力宣扬“先锋派”传统,影响甚广。
克里利认为“形式永远是内容的延伸”,这与黑山派创始人奥尔森的诗歌创作主张不谋而合。奥尔森在其著名论文《投射诗》(“Projective Verse”,1950)中表达了相同观点。1953年,克里利受奥尔森之邀来到黑山学院创办《黑山评论》,与奥尔森和邓肯一起成为黑山派诗歌主将。克里利与旧金山派、垮掉派、纽约派诗人过往甚密。克里利关注生活,用简洁的语言和令人称奇的诗行形式安排,以即兴、灵动的话语创作大量诗歌,影响了当代美国诗坛大批诗人和新秀。1992年,他被授予纽约州“桂冠诗人”。克里利的诗歌创作分为四个阶段:(1)诗歌创作发轫期(1952―1968),代表作有《魅力》、《为了爱》和《话语》;(2)持续十年实验期(1969-1978),代表作有《片片》、《喂》(Hello,1978)等六部诗集;(3)十五年沉心创作期(1979-1994),代表作有《后来》(Later,1979)、《回响》等五部诗集;(4)辉煌总结期(1998--2005),主要作品有《生与死》、《如果我正在写这个》以及《在地球上》。诗人早期的诗歌模仿威廉斯打破诗行的特征,呈现停顿的音乐感和对句法的诗性安排等效果。诗人第三创作阶段的风格变化较大:他不再抵制早期毫无掩饰的自传性诗歌创作,转向反对先前诗歌中明显的愤怒和危机感表白。晚年,诗人的创作多了即兴感,更讲究诗歌的流动性,句法更加自然,诗行较长,更有意识地总结诗歌创作。
一些评论家认为克里利的诗歌语言浓缩,重在客观描写,记录诗人日常生活的即时感受,于是,他们也就认为克里利的诗歌只谈日常琐事,而未涉及哲学、历史等宏大主题,虽算精巧但缺少气势。然而,“精致、共通、语言和人是克里利长达60年探求人生经验本质的艺术成就的主要关键词”(Friedlander 5)。克里利诗歌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在客观描写诗人对日常事物观感的同时,体现了自传性、语言性、音乐性、即兴性、物质性等特征。
克里利的诗歌富于自传性。诗人一生历经三次婚姻,旅历频繁,这在其诗歌中多有反映。他对所到之处记录深刻,甚至在手稿中一页的开头或诗歌的末尾记录创作地点和时间。诗集《喂》记录了诗人在9周内跨越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日本、韩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旅程,详细标注了诗歌的创作时间和地点。诗人的许多诗歌都是为其敬慕或所爱之人、朋友、亲人所作。长诗“为了我的母亲:G.J.克里利”(“For MyMother:Genevieve Jules Creeley”)表现了诗人对母亲离世时的不舍之情。
在诗歌语言方面,克里利是一位巧匠。语言的巧妙安排是其诗歌基础。例如,“家庭”(“The Family”)一诗巧妙运用一位讲述人的视角指明可以变换视角讲述同一家庭,表达维系家庭的纽带――爱。克里利的诗属于语言诗。众多诗歌都因其巧妙安排词句而主题深刻。“家庭”一诗中词组“和姐姐”的重复出现增强了诗歌的释放力。诗歌“计划就是身体”(“The Plan is the Body"’)的最后一个诗节共四行,不断重复“计划就是身体”。重复加强了克里利诗歌的主题刻画。克里利的诗歌还有一种变奏型重复。诗歌“变奏”(“A Varia-tion”)、“花儿”(“The Flower”)和“三合一”(“3 in 1”)反映了变奏型重复的魅力。诗人的早期诗歌以诗行简短的狭条形闻名,这种形式曾被人诟病。从诗集《生与死》开始,他采用长诗句和多诗行形式进行创作。
克里利的诗歌极具音乐性,这源于他对音乐的酷爱。1946―1950年间,他对爵士乐情有独钟,达到痴迷。爵士乐的即兴性特征赋予他灵感。弗莱德兰德认为克里利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明晰的(如诗歌“杰克的布鲁斯”)或含蓄的甚至是模糊的(如诗歌“鞭子”)方式回荡着乐感。克里利用音乐振兴诗歌语言,他不限制诗歌句法以至诗歌很难被看做是一种交流行为,而成为诗人内心感受的外在演绎。诗歌“冰淇淋”(“Ice Cream”)的诗行节奏以近乎音符的跳动而极富音乐性。在将音乐形式改变后用于诗歌创作方面,路易斯・朱可夫斯基对克里利影响较大。而约翰・凯奇的音乐则给了克里利挖掘语言意义的新路径――关注声音,诗歌“地方”(“The Place”)和“阿坡雷・安德”(“Apres Anders"’)是最好的例证。
克里利的诗歌还富于物质性。诗人曾与当代美国雕刻家詹姆斯・瑟尔斯合作,在大理石上用雕刻艺术呈现其诗歌,以物质的形式固定诗歌艺术。诗歌“8+”(“Eight Plus”)是诗人与瑟尔斯完美合作的见证。该诗中的8个诗节配上一些图案被雕刻在洛杉矶市的8根大理石柱上,供行人驻足观赏。诗歌“8+”谈论该诗本身以及承载它的大理石,意境深远。克里利诗歌的物质性还在于其诗歌的书写、录音以及印刷,它不断适应新的呈现目的、形式和语境(Friedlander 17)。诗歌“家庭”(“En Famille”)是为美国著名肖像摄影师艾尔莎・道福门拍摄的一组夫妇、家庭以及密友照片而作。读者翻阅相册时会发现绝妙的诗行完美切合了旁边的一幅幅照片,诗意转向物质性存在,体现家庭成员间的“滋养关系”。
《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的封面援引了当代美国著名诗人约翰・阿什伯里对克里利诗歌的评价:“如此难以置信的简单而又如此令人信服的复杂,这些诗收集在一起就如诗歌“一日”中的一日又一日那样:“‘一日复一日――/完美。/它们都是这样的。’”这绝非恭维之词,它指出克里利诗歌两个重要的基本因素:形式简单、主题深刻。简单的形式包含复杂的主题是克里利诗歌的典型特征,因此,克里利的诗歌形式延伸了其内容。简单的形式并不“简单”。其实,诗人阿什伯里的话也肯定了弗莱德兰德的编选工作。如果没有他的耐心和细致,也就没有如此精致的《罗伯特・克里利诗选集:1945-2005》,读者也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面了解克里利及其诗歌创作。
责任编辑:苏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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