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任何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译者的身份在整个翻译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明确译者的身份与地位无疑能够帮助翻译学明确自身的定位，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和完善。本文拟穿越历史，梳理译者在翻译史主要的几个阶段的地位与身份，从而更好地认识译者及其地位，明确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关键词： 译者 翻译史 译者主体性 翻译过程
一、引言
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译者，离不开译者对原作者所认识的事物的再认识与再表达，译者在其中兼有独特的身份。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到底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具有什么样的身份？明确这一点，无疑会对整个翻译活动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促进翻译作品更准确、更完美地传达原作的信息。本文拟穿越历史，以不同的翻译流派为线索，梳理译者在翻译史上各个阶段不同的地位与身份，从而更好地认识译者，把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二、译者的“奴仆”身份
德莱顿（John Dryden）认为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认为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里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然而酿出的酒却属于主人（谭载喜，1991：153）。巴托（Charles Batteux）则认为译者处于从属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译者只是仆人，只能紧跟原作者忠实地再现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风格，不能超越仆人的身份进行创作，不能进行任何修改和增减。在这样的翻译理念指导下，译者地位低下的奴隶或仆人身份形成了。译者不但要为原作者和原作负责，而且要对译文读者负责，要让他们领略原作的优点，并得到“同样强烈的感受”。译者受到极大程度的束缚，译者主体性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三、译者的“复写者”身份
20世纪下半叶，语言学理论的蓬勃发展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语言的结构、功能、性质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也给涉及语言转换的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
语言学派影响较大的翻译家应首推美国的奈达（Eugene A.Nida），奈达是语言的共性论者。他坚持认为各种语言具有同等的表达力，“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事情，必然能用另一种语言来表达”。他把“翻译”定义为：“在译入语中使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第一是意义，第二是文体。”奈达将交际理论引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动态对等”（后修正为“功能对等”）的标准，即译文不但要求信息内容对等，而且尽可能在形式上要求对等。
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C.Catford）则以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模式为理论基础，提出了文本等值的概念。他在界定翻译的性质时说：“翻译的定义是：用一种等值的语言（译语）的文本材料去替换另一种语言（源语）的文本材料。”他对形式对应和文本等值作了区别，并指出“翻译实践的中心任务就是寻找等值的译语，而翻译理论研究的中心任务则是界定翻译等值的性质和条件”。卡特福特认为源语和译语之间的等值关系基本上是可以量化的，翻译就是在所有潜在的等值译语中为源语寻找最合适的等值语的过程（屠国元、廖晶，2001：41）。
到了80年代，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提出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概念，前者要求译文接近原文的形式，在结构和词序安排上力求贴近原文，后者则注重再现原文的要旨和接受者的理解，重新组织语言结构，以使译文地道、流畅。这两种翻译方法其实只是部分地化解了直译与意译的矛盾，是对早期翻译理论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究其根本，语义翻译注重的是译者对原作者的忠实，而交际翻译强调的则是译者对读者的忠实，仍然没有脱离“忠实”的巢臼。
从以上的分析看，虽然语言学派的理论基础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强调人类语言的共性，把“等值”看作是翻译理论的核心，认为语言间存在着对等关系，坚信翻译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共核，译者只要努力便可以找到，从而达到所谓的与原作的“等值”。在此种理念的关照下，翻译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语符转换或是一种简单的编码解码过程，甚至只是“复写式”的技术性工作，不需任何创造性，译者在这里也就成为了一台脱离时空或情感制约的“翻译机器”。
语言学派过于关注语言的确定性，刻意寻求所谓的转换规律，而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性尤其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四、译者的“操纵者”身份
20世纪70、8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传统的翻译理论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疆域。翻译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化的趋势，突破了传统的文艺学或语言学的模式，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翻译研究派”。
翻译研究派中文化学派的核心人物非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莫属。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种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根植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翻译就是文化内部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在文化功能等值的过程中，译者有较大的主动权，可以灵活重写甚至打破原文的文学形式。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rewrite），“改写”使原文的生命得以延续，并提出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创造另一个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换句话说，翻译创造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和文化的现象。它实际上是译者对文本的摆布，由此可以巩固现存的意识形态、赞助行为和诗学因素，反之，也可以破坏它们。两人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简直具有“颠覆”性。
出于对翻译哲学的思考，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不是句子，甚至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把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地位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在他们眼里，翻译绝不仅仅是复制和模仿，而是文化的协调和操控，译文的地位不仅可以与原文平起平坐，而且有时超过了原文。译者作为翻译活动的主体，自然也提升到了“操纵者”的地位上。
五、译者的“解放者”身份
翻译界一直流传的一句名言：翻译即叛逆（“Translator is a traitor.”），号召译者冲破源语的束缚，充分发挥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由此，法国著名文论学家埃斯卡皮在他的《文学社会学》一书中提出了“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赋予它第二次生命。
这和解构主义的翻译观不谋而合。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文本是创造的新生语言。译本决定原文文本，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原文依赖译文才能生存下去。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于1923年所写的题为《译者的任务》一文被认为是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经典文献，该文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认为译文和原文之间本来就无“忠实”可言，认为“以追求与原作相似为其终极本质的翻译是不可能的”。德曼在《关于沃尔特・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的结论》中说，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翻译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文本因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获得了新的生命。 本雅明这种对“原作―译作”关系的独特认识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传统译论对“忠实”原则的盲目追求，消解了译作与原作惯常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本雅明看来，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翻译过程中释放和解放被禁锢在原作语言里的“纯语言”。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不会遮盖原文，不会阻挡原文的光亮，而是让纯语言更加全面地映照原文。
六、结语
纵观历史，翻译理论实现了从语言到文学、再到文化，经历了从原文转向译文，从规定性转向描写性，译文地位从“低于原文”到“等于原文”再到“比原文重要”，译者的地位也从低于原作者到被认为在翻译活动中起决定作用等一系列转变（潘文国，2002：21），译者的重要性逐渐体现出来，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也逐渐彰显，其主导性、能动性、创造性不断得到张扬，地位也从边缘走向中心。但是译者的创作，毕竟不同于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二度创作，否则就不是译作，而是胡作、乱作。所以，译者既不能拜倒在原作面前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抛开原作，而应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交汇的空间里自由驰骋。因此，译者也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开阔自己的审美视野，丰富自己的“禀赋资源”，献给读者更多的翻译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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