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8日，49岁的建筑师王澍获得普利茨克建筑奖。这个奖项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称谓“建筑界的诺贝尔奖”，在他之前获奖的包括：贝聿铭、丹下健三、安藤忠雄、扎哈·哈迪德等人。普利茨克奖的评委之一张永和说：“王澍的作品扎根本土并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他证明了中国的建筑不全是平庸的批量生产和张扬设计的复制。”王澍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籍建筑师。
一种卓越的标准
“中国”的王澍得了普利茨克奖，很多人意外，不少人感慨“天时地利人和”。一个惯常的认识是：“建筑师”是西方概念，做中国传统土木营造的是“工匠”。所以，中国人进入西方建筑界视野的路数：首先得进入西方建筑教育系统，接着进入西方一流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当然，还有参加西方建筑奖项的角逐。与目前许多活跃的中国建筑师不同，王澍没有留学背景，没有为国外建筑事务所打过工，甚至有人说他的英语有点烂。
他坚定地从传统中找寻力量，甚至认为没有必要非得去国外学建筑，在一次讲座中，他引用一位美国教授的话，美国的历史也就200年，印第安人的棚屋直接跨越到现在也就这么点东西，而中国拥有从5000年前的夯土技术到现在的所有建筑方法，再没有比中国更好的学建筑的地方了。
最近几年，王澍一边造房子一边教书。他跟弟子说得最多的三句话：“在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前，我首先是一个文人。”“不要先想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是先想什么是有情趣的事情，并身体力行地去做。”“造房子，就是造一个小世界。”
但是，得了普利茨克奖的王澍必然将超越他的建筑“小世界”。宁波博物馆、宁波美术馆以及宁波这座城市因为王澍这次获奖而声誉鹊起，可以想象，不久就会有很多人慕名前往参观，而王澍的业余建筑工作室也会迎来一批新客户，他的建筑、营造将会被模仿。
当年王澍在宁波博物馆用民间濒临失传的“瓦爿墙”技艺砌筑墙体时，甲方对他咆哮：“你用这么脏、这么旧的材料来做一个博物馆，你什么意思？”中国城市对于建筑的趣味或许很难一下子纠正过来。厌恶混凝土的王澍不能一下子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但是，至少会带来一些新建筑。现在，已经没有甲方会在建筑的美学趣味方面对王澍咆哮。所以，就像普利茨克建筑奖暨凯悦基金会主席托马斯·普利茨克说的：“王澍的获奖表明评委们认为他的工作代表了一种卓越的标准，这种标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王澍常常用李成的《茂林远岫图》来描述理想的城市：图画的右边是人现实生活的现在,左边描绘的是过去和未来。但愿他的理想,在某个中国城市能够侥幸出现。
“业余”包含对自己的批判思想
大众借由王澍看到的是，近现代中国还有童寯、冯纪忠这样的建筑师，他们将兴趣点放在中国传统的园林之上，而非恢弘的庙堂建筑中。王澍一度并不认同中国的园林，直到看了童寯的《东南园墅》，“在《东南园墅》开篇，那个问题看似天真：‘这么大的人怎么能住在那么小的洞中？’”“我突然看见一个世界，在那里，山石与人物等价，尺度自由转换。如果建筑学就是对人的生存空间的一种虚构，这种虚构就是和山石枯木一起虚构的，它们共享一种互通的‘自然形态’，并不必然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为基础的，建筑不必非方即圆。”其中从无中国建筑师惯常的“非西方身份”焦虑。
王澍回忆当年在《建筑师》杂志上看到冯纪忠的“何陋轩”时，“头脑就轰然”了。《拆造何陋轩——冯纪忠先生建筑作品研究文献展》前言中，王澍这样说道：“当今建筑界，热衷于或概念或意境的研究，而工匠，则做而不建。”认为冯纪忠的建筑，意味着一种与西方现代建筑不同的建筑学。业内对他的评价是，王澍与冯纪忠是一脉的。与冯纪忠一样，他的理论与建筑实践都不是主流，有些人认为他的建筑不够好看，不够“纪念碑”式，但王澍追求的本不是好看，而是真实的生活场景。“专业建筑学最致命的问题即用专业的法则隔离了设计者与使用者，建筑师以为可以对自己设计的东西做彻底的控制，不仅控制建筑，也给定他人的生活方式。”王澍反而会为生活中的那种建造活动着迷，而这个过程来自于工匠而非建筑师。
王澍有一支合作了十多年的工程队，他们一起做“建筑实验”。他的工作室名为“业余建筑工作室”，王澍认为：“业余”包含对自己的批判思想，另外业余比较有趣。有趣的事往往是业余的人干的。在法语、英语里，业余还有多才多艺的意思，就像创造性的东西是一下子难下定义的。
王澍对工匠式营造的推崇，是不是能让建筑系学生对传统土木营造更有信心？像王澍一样去看园林，对着“沧浪亭”反复琢磨，去体味“翠玲珑”与“看山楼”。正默默自我探索的建筑师，面对甲方的咆哮时，是不是能够笃定地坚持自我？至少不急于自我否定，因为王澍示范了一种可能性，做自己有时真的能成。普利茨克评委会在一份补充声明中说，“中国建筑师获奖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代表着评委会成员们认可中国建筑师将推动世界建筑思潮的发展。”未来，中国建筑师应该有更多可能性。
（摘自《新周刊》）